1866年12月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我母亲靠近唐桥井的家。我决定在那里住到1月8日我四十三岁生日过后。跟自己的情妇们相处固然很好，可是，当你碰到不如意事，或过生日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自己母亲身边更自在、更让人安心的。这点请你务必相信我，太多男人都有相同看法，却没有几个够勇敢、够诚实愿意承认。

亲爱的读者，我发现我在这份文稿里很少提到我的母亲，我得坦承我是蓄意为之。1866年底到1867年这段时间我母亲身子骨还算硬朗，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都觉得她比年龄小她一半的人都更活跃、更精力充沛、更融入社会。不过，正如我的故事很快将要提到的，到了1867年底，她的健康会大幅衰退，并且在1868年(也是我自己的灾难年)3月辞世。至今我还不愿意去回想那段时间，更别提写下来。母亲的死亡想必是所有男人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件。

不过，如我所说，这年冬天她还很健康，所以我叙述起这段时期还不至于哀痛逾恒。

我先前也提过，家母的教名是哈丽叶，她一直最受我父亲社交圈里那些知名画家、诗人和新秀艺术家的喜爱。1847年2月我父亲过世，我母亲才开始真正活出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伦敦艺文界与骚人墨客的上流圈子里最受欢迎的宴会女主人。我母亲在我们汉诺威露台的家(紧邻摄政公园)举办各式派对宴会那几年，我家被喻为目前人们口中的前拉斐尔艺术运动据点之一。

那年冬天我在她家暂住之前，我母亲已经实践了她迁居乡间的愿望。她在肯特郡租了几处乡间小屋，经常搬来搬去。包括唐桥井的班特罕小屋、镇上的榆木小筑，以及最新在绍斯伯勒承租的希望山庄。我到唐桥井跟她同住几个星期，其间每星期四都赶回伦敦赴我跟拉萨里王和烟管的午夜之约。星期五晚上我又会搭火车回到唐桥井，跟我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玩纸牌游戏。

我在如今人们所谓的“年节期间”长期离家，卡罗琳不是很开心，但我提醒她，我们反正从来没有认真庆祝过圣诞节。男人和他的情妇平常时间就不可能受邀到他那些已婚朋友家中，到了圣诞节，这些男性朋友更不可能应邀到我们家，所以这段时间往往是我们家的社交低潮期。然而，卡罗琳充分发挥女人拒绝接受单纯理由的特质，依然对我长期离家这件事耿耿于怀。相较之下，马莎听见我说我要离开伦敦去跟我母亲同住一个多月，乖巧地接受，暂时离开那间租给“道森太太”的屋子，回到雅茅斯的家人身边。

我愈来愈发现跟卡罗琳相处的日子既累人又复杂，跟马莎在一起却是既单纯又心满意足。

但那年圣诞节我在母亲身边那段日子才是最令人心满意足的。

母亲的厨子跟着她到处去，最清楚我从小到大喜欢什么食物。早晨或晚上餐点送到我房间以后，母亲偶尔会进来陪我，我就坐在床上一面享用美食，一面跟母亲闲聊。

由于醋栗那孩子的遭遇，我逃离伦敦时怀着满满的愧疚和不祥预感。在母亲的小屋住了几天后，那片阴霾消失了。醋栗那个很特别的本名叫什么来着？是盖伊·塞西尔。小盖伊被以那个外籍法师祖德为首的地底城黑暗势力谋杀了。简直胡扯!

我提醒自己，这是一场精密的游戏，狄更斯在一边操控大局，菲尔德在另一边呼应他，各自玩着不尽相同的一场游戏。可怜的威尔基·柯林斯被夹在中间。

醋栗被杀了，跟真的一样!菲尔德给我看几块沾了凝固血迹的破布块，以为这样我就会吓得魂飞魄散，还会比过去更勤奋为他办事。那说不定只是狗血，或者是醋栗生长的贫民窟附近几千只野猫其中一只身上的血。

祖德已经不只是一个鬼魂，如今他已经变成这场疯狂羽毛球对决当中那颗羽毛球，而那两名球员一个是沉迷演戏、心理不正常的作家，另一个是背后隐藏了数不清的动机、邪恶小矮人般的退休老警探。

那就让他们自己玩一段时间，我暂时不奉陪。12月和次年1月初这段时间，唐桥井和我母亲乡间小屋的温情再适合我不过。我健康好转了，虽然我持续饮用少量鸦片酊，但我的风湿性痛风症状在肯特郡竟奇迹似的减轻不少。夜里我更容易入睡，也比较少做噩梦。我开始构思我的《蛇眼》(或《灵蛇之眼》)里的精彩情节与迷人角色。正式的资料搜集工作还得等到我搬回伦敦使用俱乐部的图书馆时开展，现阶段我可以——也确实可以——先写下一点儿初步概念和大纲，我通常坐在床上书写。

偶尔我会想起自己的侦探职责：调查狄更森是不是被狄更斯谋杀了。但我跟狄更森律师的那次会谈没有一点儿启发性，只是很震惊地发现狄更森在成年前最后几个月指定了狄更斯当他的监护人。我敏锐的小说家嗅觉完全嗅不出下一步的调查方向。我决定等我重新回到伦敦，就要偷偷地在俱乐部打听，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一个名叫爱德蒙·狄更森的年轻绅士的行踪，在那之前，我看不出来还有哪条线索值得去追踪。

到了12月第二个星期，唯一令我心烦的是：我迟迟没收到来自盖德山庄的圣诞节邀请函。

我不太确定那年我会不会应邀前往(之前那几个月我跟狄更斯之间的关系有些细微却明显的紧张，原因之一是我怀疑他杀了人)，但我当然希望受到邀请。毕竟上回我见到狄更斯时，他多多少少也表达了会依往例请我过去做客的意愿。

可是没有任何邀请函送到我母亲的小屋。每个星期四下午或星期五中午，我去拉萨里烟馆前后都会回家检查邮件，顺便确认卡罗琳和凯莉生活费不虞匮乏，却依然没有狄更斯的邀请函。到了12月16日，我弟弟查理来看我母亲，顺便带来一封给我的信，信封上是乔吉娜的字迹。

“狄更斯跟你提过圣诞节的事吗？”我找拆信刀时问我弟弟。

“他什么都没说。”我弟弟口气不太好，我看得出来他的胃溃疡(当时我以为的胃溃疡)正在折磨他。我这个才华洋溢的弟弟无精打采又萎靡不振。“狄更斯跟凯蒂说家里会跟平常一样有些客人……我知道查培尔一家人会到盖德山庄住个几天，波希新年时才会去。”

“嗯，查培尔一家人。”我边说边打开信。查培尔是狄更斯巡回朗读的合作伙伴，我觉得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土包子。我决定了，如果查培尔一家人要在那里留宿，我就不要像以往一样在盖德山庄住整整一星期。

你一定不知道我读信的时候有多惊讶，我把信件内容转载如下：

亲爱的威尔基：

这是什么世界!你像海伍德和库克船长的综合体似的在环游世界，我竟然窝在这里为圣诞节劳累!不过我无疑天生劳碌命，还有抛不开的人父职责，所以我觉得很可能马上会有人递给我围裙、皮裤和合金怀表，表扬我养育了一群为数最庞大却不肯自食其力的子女。

不过，虽然我们之中有些人不得不继续操劳，而其他人可以继续到处探险，我们还是要向你献上最真诚的圣诞祝福——如果这份祝福能追上你遨游四海的脚步，并祝你新的一年宏图大展。

你最忠实的朋友兼前任旅伴

查尔斯·狄更斯

我太惊讶，以至于信纸差点儿掉在地上。我把信扔给查理，他迅速瞄了一遍。我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什么意思？狄更斯以为我搭船出国去了吗？”

“秋天的时候你人在罗马。”查理说，“也许他以为你还在那里。”

“我很快就回来了，去挽救《冰冻深渊》在奥林匹克戏院的惨淡演出。”我粗声粗气说道，“我回来以后也见过狄更斯，他不可能不知道我在英格兰。”

“也许他以为你又回罗马或巴黎去了，”查理说，“俱乐部里有这种传言，因为之前你跟几个朋友说你在巴黎有些事要办。或许狄更斯太忙，孩子的事就够他操心的了。你也知道，凯蒂心情一直很沮丧；玛丽在伦敦社交圈不受欢迎；还有他最小的儿子普洛恩让他失望透顶。狄更斯最近告诉凯蒂，他打算送普洛恩到澳洲去学习经营农场。”

“那些事跟邀请我去过圣诞节有什么关系？”我大吼道。

查理只是摇头。很明显狄更斯故意把我排除在宾客名单外。

“你等我一下。”我告诉准备赶早班车回伦敦的查理。我走进母亲的缝纫室，找到她那些印有唐桥井小屋地址的信封，开始写一封短笺：

亲爱的查尔斯：

我既没有像库克船长般环游世界，也不在罗马或巴黎。你应该已经知道，我目前在唐桥井附近我母亲家，所以今年有空……

我停笔，揉掉信纸扔进壁炉里，又到母亲的写字桌找来一张空白信纸：

亲爱的查尔斯：

我也祝你圣诞快乐，今年假期我不在府上，请代我向女士们欠身致意，并代我送小朋友糖果。很遗憾恐怕要到新年以后才能跟你见面。我并没有像库克船长一样环游世界，也不像流浪杂耍家似的在苏格兰或爱尔兰游历。你或许知道，我目前为了调查某个或某些失踪人口忙得不可开交，或许有重大发现。相信我的调查结果会让你大惊失色。

谨此对乔吉娜、玛丽、凯蒂、普洛恩及其他家人和你的圣诞贵宾献上我的爱与圣诞祝福。

你最忠诚的侦探

威尔基·柯林斯

我封好信，写上地址和收信人，交给正在穿大衣的查理。我以最严肃的表情告诉他：“这封信你务必亲手交到狄更斯手里。”

在母亲身边欢度圣诞节和生日是我最愉快的时光，温暖舒适的唐桥井小屋里总是飘着饭菜香，没有咄咄逼人的女性。由于圣诞节和新年都落在星期二，所以那两个星期我都到星期四才跟卡罗琳见面。1月10日星期四那天我才带着所有行李、草稿和搜集的资料回到伦敦，不过那天刚好是我会见拉萨里王和我的烟管的日子，所以直到1月11日下午才真正搬回多赛特广场的家。

卡罗琳对我很不满，也用尽各种方法让我知道她在生气。不过，我暂住唐桥井那段时间学会了不去在乎她开心或不开心。

新年过后那几个星期，我愈来愈常待在俱乐部，在那里用餐，经常在那里过夜，把雅典娜神庙俱乐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当成我主要的研究中心，因此也就愈来愈少待在梅坎比街的家，虽然卡罗琳和凯莉都还住在那里。另外，这段时间马莎还留在雅茅斯。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会去《一年四季》办公室，我在那里还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是偶尔要跟其他职员和撰稿人共享。我从威尔斯和其他人口中听了很多有关狄更斯巡演的事。装着未分页样稿和其他杂志社文章的厚信封一件件寄出去，追着狄更斯从列斯特到曼彻斯特到格拉斯哥到利兹到都柏林到普雷斯顿。神奇的是，狄更斯竟然能够每星期至少抽空回来伦敦一趟，在皮卡迪利的圣詹姆斯厅朗读，或进办公室送他的手稿、看看要出版的书或润饰别人的文稿。他通常来去匆匆，没时间回盖德山庄，有时候会在办公室楼上的房间过夜，也经常到他在斯劳的秘密租屋处(离爱伦·特南不远)。

这段时间我始终没碰见狄更斯。

各种旅途上的不幸与困顿，以及狄更斯的无比勇气(或运气)的消息陆续传回办公室，再由威尔斯或波希或其他人传到我耳里。

秋天我在罗马短暂停留期间，狄更斯发现跟了他二十四年的贴身男仆长期偷窃。那人名叫约翰·汤普森，(我觉得)个性阴郁又肠胃不好，却行事谨慎。威灵顿北街的杂志办公室有八枚金币不翼而飞，等到查明真相，金币也很快找了回来，汤普森后悔莫及，他多年来在主人家行窃东窗事发。狄更斯理所当然将那人解雇，却又不忍心给那个小偷“劣评”，于是写了一封闪烁其词，没有明显负面评价的推荐函让汤普森另觅新东家。事后狄更斯告诉波希：“我必须比平时走更远的路，内心才能恢复平静。”但波希觉得这次事件对狄更斯打击很大，而且好像还没有完全恢复。

如果多尔毕和威尔斯近期以来的说辞可信，狄更斯内心愈来愈难得到平静。狄更斯比以前更常“神经疲乏”，这无疑与他频频搭乘火车有关。最近几个月以来，他的火车意外事故后遗症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这次巡演初期，也就是在利物浦的第二个晚上，他上半场表演后整个人虚脱，靠人搀扶才回到后台的沙发，直接俯卧在上面，直到他必须起身更换扣眼上的鲜花，出场进行下半场耗费体力的演出。

狄更斯在伍尔弗汉普顿(最初传回来的消息把地点说成伯明翰，所以我想象发生的地点是在那天晚上祖德的幻影威胁我的那间旧戏院里)朗读的时候，头顶上一条悬挂反光片的铜索烧得火红。那具把光线反射到前排座位的笨重反光片，用一根坚固的铜索悬吊。有个新来的煤气技师近期才加入团队，不小心把开着的煤气喷头对准这条铜索。

多尔毕看见那条铜索先变红再转白，焦急地左右挪移，一面悄声问正在朗读的狄更斯：“你还要多久？”一面疯狂地比手画脚指向烈焰中的铜索。狄更斯想必深谙其中的危险性：万一铜索烧断，沉重的反光片会直接坠落在台上，但是在那之前会先穿过竖立在他周边铺着紫红色布料的朗读区和隔屏，结果就是瞬间大火。那些易燃的隔屏高度直达上面的老旧布帘。过热的铜索一旦断裂，整个舞台——恐怕连整间戏院一起——都会在短短几分钟，甚至几秒内陷入火海。

狄更斯一面一字不漏、表情十足地朗读着，一面冷静地伸手到背后对多尔毕比出两根手指。

心急如焚的多尔毕不明白狄更斯的意思。老大是在告诉他朗读将在两分钟后结束？或者铜索两秒内就会断裂？多尔毕和新来的煤气技师巴顿无计可施，只得来来回回上下舞台，提来细沙和一桶桶清水，做最坏的打算。

原来狄更斯朗读过程中已经发现那条铜索出状况，于是冷静地评估距离铜索烧断他还有多少时间，并且即席修改剩下的内容，边朗读边删减合并，就在铜索烧毁前几秒顺利完成那段表演。多尔毕对他比手画脚时，狄更斯估计在反光片掉下来之前他还有两分钟。演出结束后帘幕拉上，巴顿连忙奔上舞台移走那具错放的煤气喷头。当时的多尔毕(根据他事后对威尔斯所说)差点儿没晕过去。狄更斯走过来拍拍他的背，说道：“根本一点儿事都没有。”而后平静地出去谢幕。

这些狄更斯巡演过程中扣人心弦的点点滴滴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没有人提到祖德，而我手边还有创作在进行。根据个人浅见，创作这件事远比到乡下地方去对那些土包子朗读重要得多。

如我所说，我开始在我的雅典娜神庙俱乐部进行初步阅读与资料搜集工作。俱乐部帮了很大的忙：把我最喜欢的沙发椅搬到冬末春初这段时间光线最明亮的窗子旁，还给我一张小桌子摆放书籍文件，更指定几名侍者从俱乐部庞大的图书馆找来我需要的数据。我也使用俱乐部的纸张抄写数据，一份份妥善收存在大型白色信封里。

我的首波任务是搜集信息，我多年的采访经验正好派上用场。虽然狄更斯也经常受益于相同的工作经验，但亲爱的读者，容我提醒你，我以前是正牌采访记者，狄更斯只是区区法庭速记员。

接连几个星期我抄录了1855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八版里许多有关印度、印度教派与珠宝的条目。我还发现某个叫C.W.金恩的作者撰写、1865年出版的新书《珍奇宝石博物志》，内容非常合用。至于我为《蛇眼》(或《灵蛇之眼》)设定的印度时空背景，我参考了詹姆斯·惠勒新近出版的《印度通史》和西奥多·胡克1832年出版的《戴维·贝亚德将军传略》。俱乐部那些勤奋的侍者也从最近几期《笔记与解答》杂志找出相关文章给我。

于是我这本旷世巨著的大纲慢慢成形。

早先我已经规划好，这本书的情节将以一颗被诅咒的美丽宝石为主轴。这颗宝石来自印度，是某个印度教阴狠教派的圣物，来到英国却消失无踪。我也决定故事情节要多线发展，从几个叙述角度缓缓开展。很类似狄更斯在《荒凉山庄》里的做法，不过我的《白衣女人》将这种创作手法表现得更完美。由于当时我持续关注——我觉得“分心”这个词更恰当——祖德这个议题，所以故事也会涉及东方神秘主义、催眠、催眠暗示的威力与鸦片成瘾等题材。这起窃案(我在构思初期就已经知道这是一起窃案)的真相肯定是侦探小说这片处女地最为惊心动魄、出人意表、巧夺天工、史无前例的杰作。必定能让所有英国与美国读者瞠目结舌，就连狄更斯这种所谓的奇情小说作家也不例外。

正如那些跟我和狄更斯有同样成就的作家，我手边从来都不会只有一项工作在进行。狄更斯在准备或出发巡演过程中，还循往例写了圣诞故事，编辑《一年四季》，为他的旧作再版撰写详尽序言，一面写他的作品《乔治·斯尔曼的理由》，还一面寻找小说的灵感。他曾经告诉我，《乔治·斯尔曼的理由》灵感来自他跟多尔毕在普雷斯顿和布莱克本之间见到的霍登城堡废墟。那座破落的古老宅邸正巧让当时已经在狄更斯脑海中浮沉一段时间的散乱片段串联起来。不过，这些灵感并没有发展成长篇小说(他的《一年四季》需要新的连载小说)，反倒写成了这篇以近似于狄更斯自身欠缺关爱的童年为主题的古怪故事，或者该说是他自认渴望关爱的匮乏童年。

1867年春天，我自己在小说与戏剧方面的工作同样多方进行，也经常重叠。我重新编写的《冰冻深渊》前一年秋天在奥林匹克戏院票房奇惨。尽管如此，我仍旧认为我改写的版本比旧版更精彩，因为我重新阐释了理察·渥铎这个角色和他的热情，让他变得更成熟、可信度更高，摆脱了狄更斯——这里我原本打算写“演出”，后来想想，“霸占”这个词更为贴切——这个角色时那种感伤和过度深情的表现法。我还是高度期望自己能在戏剧创作上有所突破，那年春天在健康条件允许下，利用研究空当多次前往巴黎的法兰西喜剧院，跟十多年前我通过狄更斯认识的喜剧演员弗朗西斯·雷尼埃商谈。雷尼埃迫切希望改编我的《白衣女人》在当地推出，因为德文版已经在柏林造成轰动。

我自己却希望向雷尼埃和法国观众(顺水推舟地包括英国观众)推销《阿玛达尔》的改编剧本。尽管狄更斯认为书中有些争议性议题，我相信雷尼埃一定会热情又积极地接受。

卡罗琳喜爱巴黎的程度远超过她有限的词汇所能表达，她几乎哀求我带她一起去，但我立场坚定：我是为了公务，除了紧凑的剧院行程，没有时间从事购物、观光或其他社交活动。

那个月我在巴黎的旅馆写信给我母亲：“今天早餐我吃了鸡蛋、奶油浓酱和圣默努尔德风味的猪脚，消化很理想。圣默努尔德光吃猪脚就长命百岁。”

我跟雷尼埃同去观赏一出新歌剧，剧院里挤满观众，剧情的强度很震撼人心，看完后我激情澎湃。更令人振奋的是那些“别致的小小长春花”——这是我跟狄更斯对那些迷人的年轻女演员和交际花的称呼。在跟食物一样丰富多彩的巴黎夜生活里，这些小花朵唾手可得。我羞红着脸承认，在雷尼埃和他朋友的引导下，我在巴黎那段时间不曾孤枕而眠，而且枕畔都不是同一朵长春花。回伦敦前我没有忘记帮马莎带一张巴黎景色的手绘卡片，她喜欢这种小东西。也帮凯莉买了件雪纺纱长袍，还为卡罗琳的厨房添购了些香料和调味酱。

我从巴黎回到梅坎比街住家的第二天晚上难以成眠，或许是因为喝了太多(或太少)鸦片酊。这天卡罗琳找了个借口回自己房间睡。我很想到书房工作，只是，想到不可避免地会见到另一个威尔基，尽管他近来并没有使用暴力抢夺我的纸或笔，我还是打消了念头。我走到卧房窗子旁站定，却看见街尾靠近广场的路灯下有个熟悉暗影。

因为气温很低，我立刻披上毛料长大衣，赶到那个街角。

我不需要招手，那孩子已经主动走出暗处，朝我走来。

“醋栗吗？”我问。我很高兴早先已经识破菲尔德探长的伎俩。

“不是，先生。”那孩子答。

等他走到灯光下，我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这孩子比较矮，年纪更小，衣裳没那么破烂，他的眼睛尽管在他那张窄小的脸庞上显得太小又距离太近，即使是在穷人中都称不上俊俏，却并没有醋栗那种帮他换来绰号、暴突又打转的不幸。

“探长派你来的？”我恶声恶气问道。

“是，先生。”

我叹口气，搓搓胡子上方的脸颊：“孩子，你能不能记住口信？”

“能，先生。”

“很好，你告诉探长柯林斯先生明天中午——不，换成下午两点——在滑铁卢桥等他。你记得住吗？下午两点在滑铁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