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出现」的柏杨 (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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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h6>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h6>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这个坐标点上。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