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xxxx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