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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御史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一方诸侯，拥兵割据。
或许是武则天疑心太重，就连对被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始终保持着戒备之心。左右肃政台可以没事互相弹劾，巡察使者也是三天一换两天一调。监察御史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可以越过自己的上司，直接上奏皇帝反过来弹劾自己的上司。
在人才的使用选拔方面，武则天虽然有贡献，但并没有像有的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武则天最为推崇的是科举，特别是自己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
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为制科。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赶不上高宗时代。有人认为，殿试是武则天工作创新的结果，其实不然。殿试，就是由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的考试。
早在显庆四年（659），高宗皇帝就已经开科八门，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创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既然高宗皇帝掠美在前，也就不存在武则天首创一说。
高宗开启了殿试的先河，但殿试却在武则天的手里发扬光大。或许正因为如此，史学家才会坚持认为，武则天对于科举考试的贡献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考中者就会成为天子门生。皇帝的学生，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武则天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一年半载总要举办一次，频率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二十人，反而少于高宗时代。
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考官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考生也大多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唐代刚开始推行科举，录取率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很多时候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场外表现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雇枪手那是最常用的手段，有钱人甚至可以组成一个智囊团，发挥集体的智慧。
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将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托关系走后门，交到朝廷官员或者主考官员的手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
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拿去后丢进茅厕，扔进垃圾桶，士子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以此来加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