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帝国的最高层是一个由皇帝、内阁和司礼监构成的权力三角。

在封建制度中，“受命于天”的皇帝理应拥有帝国的一切权力。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只是象征性的。为什么说是象征性的？因为皇帝虽然是三角中的一角，可一旦另外两角抽离出去，帝国的权力框架就会陷入崩塌。

在这权力三角中，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思考治国之道，并以代皇帝拟旨的方式来分肥帝国权力这块大蛋糕。最后通过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使内阁的治国理想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这样一来，司礼监秉笔就有了自己的权力，他既可以让内阁的理想化为泡影，也可以使内阁的理想成为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

明朝以前的王朝，皇帝和丞相是帝国权力体系的两个核心。丞相虽然不能完全限制皇权，但起码可以在皇帝年幼或是其他皇帝无法行使权力的情况下，避免皇帝身边的近侍利用皇帝的名义过分干预朝政。

明朝的政治体制，使得帝国的权力天平完全偏向内廷，外廷成了花瓶似的摆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懈怠于政务，内廷的宦官就会擅权，而外廷根本就没有可与之相抗衡的强人能够站出来。

虽然在万历年间，曾经出现过张居正这样一个强势内阁，但这种强势并非来自权力体系本身。主要还是权力系统内部人际关系发挥了作用，即年幼的皇帝对老师的自然依赖和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通力合作。

等到张居正死后，帝国再度陷入内廷为大的怪状，而外廷再无可与太监们相抗衡的实力。

帝国文官集团再无核心可依，彼此间争斗倾轧，陷入党争的泥淖难以自拔。文官集团的势力本来就弱于宦官集团，再加上常年内斗，力量分散，就更无法与宦官们抗衡。

帝国从朱元璋削夺相权起就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权力要围绕皇帝转，尽可能压低官僚集团的权力值。自明成祖朱棣以后，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而皇帝与朝臣都在行政体系中边缘化，帝国的命脉也逐渐转移到宦官的手中。

如果我们把明朝的宦官时代排个顺序，王振无疑是第一代宦官之王，刘瑾是第二代，魏忠贤是第三代。

朱元璋挂出的铁牌怎会锈迹斑斑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资格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取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的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绳子的两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团。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

朱元璋出身贫农，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杀权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超出森严的宫墙。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其实他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伺候人，没有任何掌控权力的机会。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宦官的权力在此时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允许宦官与外臣串通一气，甚至也不允许置办产业。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的案例作为警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做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登上皇位的时候，权力集团内部的拔河比赛又发生了形势的变化。他的子孙们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棋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都要被官僚集团牵着鼻子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哥儿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官员拔河。”由于宦官们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此达成了平衡。

宦官是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

为了给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对那些开国功臣进行了一次次的杀戮。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6年统治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和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我们把明朝比作这架天平，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却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们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自身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把太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站在这些皇帝的角度上，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儿），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官职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负责服务皇帝的生活。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可以说，司礼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权。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懒于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机。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也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来，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块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着朝政。虽然皇帝不干活，但活儿总得有人来干。于是宦官们就开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的权力格局。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不过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集团内部蔓延开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系统中占据着显官要职。他的权力此时已经达到顶点，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是当之无愧的“九千岁”。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荣辱观念、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无视官员和世俗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做出行动时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很悲惨，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整个明代真正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遭受报应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终归还是少数。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严禁干政”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开始，受到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文化。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了严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的理由也很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位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都被他们完美地规避了。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辅官阁臣，他们的防备十分严密。比如说在批示奏章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推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批阅，便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奏章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改变了明朝宦官的命运。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的司礼监就成了明朝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的奏章，还是内阁的票拟，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其中的内容都已被司礼监的太监们知晓，而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的，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大学士和秉笔太监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非常强势，内阁与司礼监只好让出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自然就会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在最著名的魏忠贤之前，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亟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完全可以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太监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呢？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结果是七万人，还有一种是十余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三千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六千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的出场顺序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正常男子。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更加痛苦，比做不成男人还要痛苦。

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经意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摸到帝国的政治权力。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内心深处盘算着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而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来就是读书人，具备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从内书堂的宦官中脱颖而出。

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赏王振身上的文人气质，任命他为东宫局郎，专门伺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宫中人当面都称呼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这样成了他人生中的启蒙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启蒙老师的影响力往往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直接越过几位比他资格老的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的对皇帝的影响力不局限在朱祁镇个人的身上，并且通过朱祁镇将这种影响力直接导向明朝的国政。

明宣宗临终前为朱祁镇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其实帝国真正的掌舵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个贤德之人，在国家大事上信赖“三杨”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时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不具备指定权力经纪人的资格。而此时的王振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太监，时常当着“三杨”的面敦促明英宗多读圣贤书，做个有作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面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连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不仅发出感叹：“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里大肆排斥异己，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禁军都督，掌控禁军军权。气得张太皇太后当着明英宗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将其赐死。在朱祁镇和大臣杨士奇等人的求情之下，王振才算逃过一劫。似乎有所预感的张太皇太后警告皇帝和众位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等到明英宗年龄稍长，张太皇太后已死，“三杨”也先后去位，大太监王振才算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朱祁镇非常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有些害怕，在他当了皇帝后还称呼王振为“王先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对“王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这种依赖与权力大小无关，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从后来明英宗对王振非同寻常的恩宠来看，两人之间有着君臣、师生和朋友的三重关系。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充分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为了试探自己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强大，王振在京城朝阳门外专门筑起一座点将台，请明英宗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都要接受检阅。从表面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阅兵，其实王振在这里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戏。他想通过掌控兵权，实现与帝国文臣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理想。

没过多久，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此时明英宗年纪尚幼，只是个对权力一知半解的大孩子，一切机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

为了在权力系统中树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机会打压朝臣。朝廷中凡是与他有过节的官员，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发配充军。一些王公大臣见风使舵投靠王振，尊称他为“翁父”。皇帝的老师，其他人称呼他为父亲，按道理说也不算吃亏，不过认太监做父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此时的王振已经进入了权力的巅峰期。

王振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后，居然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型。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书生意气，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变成了乱天下的权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损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在帝国的权力道路上狂飙不止。

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犯下了累累恶行。比如不择手段地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的宦官来说，很多时候他们更像是被强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儿人。其中的大部分人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满口道德文章的帝国文官也不见得就比他们高尚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身低贱，再加上身体的残疾导致他们内心阴暗行为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纵观整个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其中不乏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俨然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狭隘，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得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受到查处。

正统十年和十二年，王振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被王振陷害的人里，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这样的帝国忠良，但也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既有不学无术者，但也有治国的能臣。

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自己愿意替老师受罚。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我还不如一娃娃”的感叹，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中的老仆人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明帝国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还远没有走到亡国的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官员和50万战斗力存疑的军队就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捅了天大的娄子。王振不但连累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自己也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动乱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在京城智化寺祭祀王振，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做了总结。

刘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泪

依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刘瑾的眼泪应该是鳄鱼的眼泪。但是，在权力世界，再恶毒、再强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时候。《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大太监刘瑾曾经在权力极盛之时当着下属的面哭得一塌糊涂。

一代权宦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而且是边泣边诉：“从前宫里人（太监）担心受外臣欺凌，就推举我与他们抗衡。我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将来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在这里，刘瑾的眼泪并非作秀，也许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刘瑾本不姓刘，祖上姓谈，是陕西省兴平人。他在六岁以前便净了身，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才得以进宫，因此就改姓刘，连他的父亲也改名为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亲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刚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明孝宗在位时，刘瑾曾经违反了宫内的规矩，差一点儿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脱。否极泰来，随后他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人称“八虎”或“八党”。八个太监与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鹰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想方设法满足少年人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刘瑾还只是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八虎”中的排名并不显眼儿，甚至有些靠后。

以“八虎”为首的太监将明武宗的生活搅和得鸡飞狗跳，使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权被置于太监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引起外廷官员的极度不安与反感。针对日渐抬头的宦官势力，帝国官僚们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于官员的谏言，明武宗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候朝官们盯得紧了，朱厚照只是表面接受，可暗地里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次，皇帝暗中派宦官敛财的事被阁老们阻止，朱厚照拍案而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意思是说，不要动不动就说太监的不是，你们这些朝臣也没有几个是好东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间的生死对决无可避免地爆发了。外廷官员联合起来想要一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这次事件是刘瑾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迎来了帝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

文臣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发动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劝谏明武宗。在这次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科道等各级权力机构的官员达成了共识。

这次统一行动是文官们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们不能坐等宦官势力坐大。那样的话，他们的权力就将被边缘化。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宦官的骄横往往是因为皇帝控制文官的能力不断减弱。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也是宦官势力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反“八虎”的舆论浪潮中，有一个人起草的奏疏让皇帝读得“惊泣不食”，差点儿走向精神崩溃。此人就是当时的文学名士李梦阳，他替户部尚书韩文草拟了弹劾奏章。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风犀利，直击要害。

这已经不是李梦阳第一次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奏疏了。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就因为奏疏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史称“应诏上书”。

当时李梦阳写的是一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在那篇奏疏里，李梦阳将国家弊政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奏疏中重点弹劾的是皇后张氏（后来的太皇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李梦阳因为这封奏疏身陷牢狱。等到出狱后，他在路上遇见了身为外戚高官的张鹤龄，他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彰显了不畏强权的“直臣”本色。

如今“八虎”祸乱朝廷，李梦阳卷土重来。他连皇后的弟弟都敢痛骂，何况几个宦官。

对于李梦阳这样的“直臣”，皇帝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才当的“直臣”，恨是因为他的“直”往往会伤害到皇帝的颜面，有损皇权的威仪。

李梦阳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状》，矛头直指刘瑾等八个妖孽太监。这是一篇怎样的奏疏，居然能让皇帝读得痛哭流涕、茶饭不思？在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明朝高级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让明武宗读得“惊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里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再加上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轻的皇帝为自己刚刚即位就深陷权力泥淖而无力挣脱，感到恐慌才会“惊泣不食”。

这份奏疏如果只是李梦阳一个人的意思，也不足为惧。李梦阳只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面的署名之人是以韩文为首的帝国大佬们，其中不乏阁老、九卿等重臣。

没有哪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

官员的意思由太监王岳传达给了明武宗，王岳虽然也是太监，却是“倒虎派”成员。

得到消息的“八虎”惊恐万分，赶忙商讨应对之策。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八虎”岂能坐以待毙，他们公推“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夺取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势力与帝国官僚集团分庭抗礼，以便“脱祸固宠”。

群臣的弹劾不但没有让刘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

刘瑾开始为自己晋升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同仁们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只要你们投我的票，让我掌权司礼监，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