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的皇帝差一点儿就冲关成功，可偏偏就撞上了巡关御史张钦。张钦根本不买皇帝的面子，仗剑守关死活不肯放行。张钦在此之前已经两次上疏劝说正德皇帝莫要出关游幸，可是上疏被留中不发。现在还敢立于居庸关前挡住皇帝前进的步伐，看来他也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三位内阁大学士也快马加鞭地赶到跟前。在三人的轮番劝说之下，正德皇帝只好怏怏而归。

没有消停多长时间，朱厚照抓住张钦外出巡查的机会，再度闯关。没有了仗剑而立的张钦，明武宗和他的一帮拥趸轻松地越过了关卡。

虽然避开了张钦，可朱厚照还是心有忌惮。一路上，他总是左顾右盼，频频向身旁的人发问：“御史安在？”由此可见，那个在居庸关前仗剑而立的张钦让明武宗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后来，正德皇帝并没有回头再去找张钦的麻烦。在这次君臣对决中，张钦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对抗皇命并取得胜利，看起来似乎不合常理，可仔细分析却并不难理解。

朱厚照巡边是顶着文官的一片反对之声，带着一帮死党偷偷摸摸溜出紫禁城的。身为皇帝理屈在先，因为他实在无法给天下臣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按照帝国制度规定，皇帝出行必须昭告天下，同时要安排代行权力的亲王和重臣留守京师，处理朝政以安民心。正德皇帝从一开始就陷自己于被动状态，完全违背了游戏的规则。而那个站在边关线上的张钦就像一个执法严谨的裁判，面对犯规的皇帝亮出了红牌。如此一来，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皇帝，纵有皇权护体也难以通行。制定游戏规则的皇帝都不遵守规则，这就难怪张钦敢于仗剑挡驾了。

在这次角逐中，张钦占尽各方优势。在正德皇帝一只脚已经迈出关时，张钦恰好出现在那里，此为天时；作为巡关御史的张钦，刚好能够掌控关门，此为地利；明武宗信马由缰，弃满朝文武于不顾，违背天意民心，反而使张钦挡驾名正言顺，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这说明张钦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代表文官集团在与皇命对抗。这也是为什么事后文官集团内部无人弹劾张钦，此为人和。

正德皇帝以手中的皇权去挑战帝王制度和封建制度，群臣为了维护封建制度不惜以死抗争，武宗对抗的不仅仅是满朝大臣，更是对抗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从表面看，群臣的胜利是一场制度上的胜利，是纲常礼教的胜利。朱厚照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规范制度本身，而那些文官不过是一些为了维护纲常礼教而冲锋向前的卫道士。皇权虽然至高无上，但高高在上的皇权也有存在的基础，那就是所谓的纲常礼数。皇帝作为权力集团的一把手，敢于用自己的皇权去挑战纲常礼数，等于是在自毁根基。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皇帝完败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皇帝出关有那么多的限制，朱厚照只好另辟蹊径。他决定拿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来耍一耍，那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朱照厚还真就过了一把“御驾亲征”的战争瘾。当时在我国北方地区，蒙古族鞑靼部小王子率五万余骑扰乱边疆。朱厚照决定亲自出马摆平对方。这样既可以满足自己对于战争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借着出征之际，堂而皇之地来一次巡边之旅。

这场仗打得一波三折，大大小小的战斗累积起来不下百余场，快赶上一场持久战了。蒙古大军一度将明武宗的军队分割包围，形势万分危急。正德皇帝亲率大军四处拼杀，展示了自己的武将才能。在战场上，他与普通士兵共吃同住，俨然就是一个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皇帝这种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激发了前线的将士们，最后居然真就把蒙古族大军打回老家去了。

正德皇帝凯旋回朝，敲锣打鼓戴上大红花，文武百官在德胜门外列队相迎。帝国的“威武大将军朱寿”身着戎装，胯下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身佩宝剑，耀武扬威地被簇拥在队伍中间。他趾高气扬地接受百官的祝贺，喝了大碗庆功酒后，兴奋之情难以抑制。他要求那些前来迎接他的文武官员们不要称他为“皇上”，也不能自称“臣下”，要称呼他为“威武大将军”。

正德皇帝通过各种形式来放大自己巡边的功绩，他把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以此来向官员们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他还专门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副银质的纪念勋章，然后他以皇帝的身份向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威武大将军朱寿”授勋。朱厚照虽然玩得不亦乐乎，但是那些文官们却拒绝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切让官员们哭笑不得，他们更愿意将眼前的这一切视为一场无聊的闹剧和游戏。正因为文官集团的不认可，史料记载在这里也是大事化小，用一组不起眼儿的数字一笔带过：明军亡52人、伤563人，杀敌16人。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明武宗朱厚照有意前往山东、南北直隶一带游玩，再次遭到了文官们的阻拦。大大小小一百多名官员排着队上疏“谏南巡”，内阁一如既往地将他们的奏疏留中不报。文官见上奏迟迟得不到回应，继续没完没了地劝谏。明武宗早就对文官们不满了，南巡之事又被他们抓住把柄喋喋不休。如果朝廷再不严惩，他这个堂堂天子的颜面何存？正德皇帝盛怒之下举起皇权这把利剑斩向那些拿着奏疏准备与自己死磕到底的文官。

朱厚照责令，凡是参加请愿的官员在宫门外的广场上罚跪，限期定为五天。每天从早晨五点开始，到晚上结束。罚跪期满，正德皇帝还不解心头之恨，又追加了惩罚。惩罚的措施是在午门外对官员实行廷杖，每人打五十杖。文官们的号哭之声响彻殿宇。一通杖责下来，当场就打死了十一名官员。

为了谏阻正德皇帝此次南巡，帝国的文官集团付出了血的代价。不过这种惨痛代价在短时间内，还是收到了效果。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死了那么多的官员，估计连朱厚照也觉得自己玩得过火了。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他抡起廷杖打出了皇帝的威风，但并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结果。

长期以来，明武宗这种不管不顾的玩法，使得君臣之间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朱厚照用自己的方式一次又一次挑战着皇帝应该遵循的制度底线。在那上下翻飞的乱杖之下，文臣们被打得皮开肉绽，丧命失魂。在血肉横飞之间，正德皇帝也尽失天下文人之心。

正德皇帝很快就缓过劲儿来，机会也如期而至。在帝国的南方地区发生了叛乱，这场叛乱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明武宗南巡找到了一个充分的借口，那就是平叛。叛乱之人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算是五世宁王，一世宁王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

一世宁王朱权的封地原来是在山西吕梁山大宁县一带，位居北方要塞，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等到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就将宁王从北方要塞迁封到江西南昌，以此削弱宁王的势力和他的军事实力。等到五世宁王朱宸濠继承爵位时，实力早就大不如前，就连宁王府的护卫也被朝廷撤除。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朱宸濠还敢贸然举兵叛乱，完全是受了术士的蛊惑。

术士们在他面前忽悠，说他天生一副帝王相。朱宸濠也就相信了术士的话，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帝王之后，应该去成就一番伟业。更何况前面还有燕王朱棣举兵篡位成为永乐皇帝的成功典范在那里摆着。有了野心的朱宸濠开始步步为营。要想成就大事，就要拥有自己的军队，而宁王朱宸濠的手里却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对于宁王来说，要想夺位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朝廷为宁王府配备军事护卫。

朱宸濠拿出巨款贿赂正德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刘瑾，终于将南昌左卫改为宁王府的护卫。随着刘瑾的倒台，宁王府的护卫又被革去。朱宸濠不惜重金收买了当时的兵部尚书和京城的王公大臣，取得他们的支持。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费宏也是江西人，他看穿了宁王极力要求恢复护卫的真正意图。他对人说：“朱宸濠现在要求恢复护卫是不轨之举，他将来肯定会连累到我们江西父老，我绝对不能让其得逞。”

朱宸濠利用进士廷试那天内阁大臣都要到东阁阅卷的有利时机，将请求恢复护卫的奏疏递交了上去。此时费宏不在内阁办事，而其他的大臣早已被朱宸濠买通，因此奏疏通过批准。宁王担心费宏回头从中作梗，又叫人在正德皇帝面前陷害费宏，逼迫他辞职。在费宏辞官回乡的路上，宁王派人放火焚烧了费宏乘坐的船只，费宏和家眷侥幸逃脱。宁王通过各种手段，终于恢复了护卫。朱宸濠还通过各种机会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麻痹对方使其放松对自己的防范。

在这期间，因为宁王还发生了一起事故。朱厚照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精巧的花灯，悬挂于宫殿的庭院中。

宁王朱宸濠知道正德皇帝喜欢花灯，就投其所好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们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这些花灯给皇帝带来前所未有的壮观体验，尤其是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此前，朱厚照命人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进行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也就是元宵灯节的晚上。不知什么原因，火药被引爆，烧着了皇帝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不久，皇帝就撤到了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朱厚照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按照他的详细说明制造一百六十二顶帐篷。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皇帝愿意住在帐篷里，但那几座宫殿还是必须重建。工部经过核算，称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这笔钱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征收。当工部请求皇帝从自己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随后，皇帝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三千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完工于火灾七年之后。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正式起兵叛乱，率领军队攻打安庆。就在正德皇帝的平叛队伍刚刚抵达涿州境内时，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报捷的奏疏已经呈递到皇帝面前。皇帝不要费心了，宁王之乱已经平息，朱宸濠也已经被生擒。

对于熟悉明史的人来说，都知道王守仁是一个半神半人的神人混合体，他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号——王阳明。他头上的光环有：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史料记载，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他以一个文官的身份被朝廷授予兵部主事，肯定是藏着猫腻儿，便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王守仁提起弯弓，连发三箭，结果三发三中。由此可见，王守仁是一个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因为开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配到贵州地区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在那里一住便是三年。在谪居龙场的三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由此走上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他由此创立了心学，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经过一系列的人生低谷后，他所创立的心学引起了天下士子的强烈共鸣。

王守仁原本是要带兵去福建剿匪的。当部队行进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当王守仁得到朱宸濠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安庆的消息后，他知道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就绕过主战场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前后只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宁王叛乱就被王守仁平息了。

这场叛乱之所以能这么快就被平定，除了王守仁的军事才能高超之外，更重要的是宗室藩王的势力几经削弱，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挑战皇权。

王守仁的捷报递交到正德皇帝的手中，皇帝面对这份捷报，哭笑不得。自己费了半天工夫，才找到这么一个平叛的借口。他万万没有想到宁王会这么不经打。还没有等到他这个“威武大将军朱寿”闪亮登场，那边宁王朱宸濠就已经做了王守仁的俘虏。

在明武宗举棋不定的时候，江彬挑唆皇帝无论如何要与宁王打一仗，并且要亲自将宁王俘获，唯有如此，才可以成就皇帝的威名，才可以向帝国的官员们有所交代。经过与身边人的商量，正德皇帝假装没收到这份报告，将其隐匿，同时作为国家机密，不得对外泄露。明武宗领着他的“南征军”，继续扛着“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旗号，向江南进发。

虽然正德皇帝可以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事实已经存在。明武宗和他的“南征军”的心态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因为南方的战事已经结束，正德皇帝根本不需要急于带军南下，“南征”也就完全变成了“南游”。在一番游玩之后，正德皇帝静下心来想起此行的目的，那就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虽然正德皇帝把王守仁的奏疏给压下了，但是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宁王叛乱被平定的事实，而且平乱之人是王守仁，与他这个“威武大将军朱寿”没多大关系，这是正德皇帝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如果自己不能亲自捉拿宁王朱宸濠，那么他组织的这次大场面“南征”，真就成了一场天大的闹剧。

朱厚照派了一个心腹大臣去找王守仁，最后经过协商，由王守仁重新拟了一份奏报平定宁王叛乱的奏疏，但是内容与先前大为不同。奏疏里的主角由王守仁变为正德皇帝，也就是说，平定宁王之乱是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英明领导下完成的。

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在南京的校场上，一场别出心裁的献俘闹剧正在这里上演。迎风招展的“威武大将军”旗帜下，披盔戴甲的大将军朱寿（朱厚照）威风凛凛地登上点将台。已经做了俘虏的宁王朱宸濠被押了上来，并且当场解除了他身上的所有刑具，任其自由活动。朱厚照指挥军队，又重新上演了一场宁王落网记。没有了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大明朝的这位玩主皇帝玩得虽不尽兴，却也总算是过了一把威武将军的瘾。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初，朱厚照结束了他那荒唐的南巡之旅，准备返回京城。在路经淮安清江浦时，一向好勇斗狠的皇帝居然来了雅兴，要求随行人员陪自己泛舟湖面，放松心情。当船行至水中央，玩得忘乎所以的朱厚照不幸落入水中，被救上来后就开始患病，病情迅速恶化。

皇帝病重，膝下又无子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文官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在奏疏里毫不避讳地提及皇帝无嗣，要求朱厚照能够从帝国的大局出发，尽快从宗室子弟中选拔一名接班人（皇太子）。朱厚照拖着病重的身体看着眼前的一份份奏疏，内心也是万分纠结。就算是普通的地主老财也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万贯家财，更何况是皇帝。

朱厚照非常抵制文官们要求自己立嗣的决定,因为他实在无法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承认自己已经断子绝孙的残酷现实。

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一直到他这一代，虽然有过叔侄兄弟夺位的状况,但事实上还是遵循着父子相替八世一系的传统。从自己的手里断绝,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无论朱厚照本人的意愿是什么，国不可一日无君，朝臣们必须认真面对储君的问题。至于朱厚照内心的那些挣扎和痛苦，已经没有人会顾及了。此时能够左右帝国政局的有两个人，朱厚照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大臣杨廷和。

杨廷和瞒着皇帝直接和太后在私下里讨论继承人的问题，他们无法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张太后已经没有其他的儿子可供选择,她陷入迷茫之中。她能做的就是向内阁大臣们请教，该如何是好。

杨廷和立刻就提出了他心中的人选——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的次子，也就是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最大的弟弟。如果朱厚照无嗣，那么明孝宗这一脉的子嗣从血统上来说，就已经绝了。按照大明祖制，正德皇帝将来的接班人就应该从他父亲（孝宗）的弟弟们的脉系里寻找继承人，同时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兴献王一脉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大明祖制对兄终弟及有规定，他的叔叔（兴王朱祐杬）是不适合继承朱厚照的皇位的。更何况朱祐杬已于前一年（1519年）去世，并追封为兴献王。这样一来，兴献王朱祐杬唯一的儿子,正在为他服丧还没有继承王位的世子朱厚熜，也就是正德皇帝的亲堂弟，就成了最合适的皇嗣人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朱厚照进入到生命的倒计时阶段。明朝的大部分皇帝在行将驾崩之际，身边都会围绕着皇后、太监、内阁大臣以及皇位继承人，每个人都面带忧伤，低眉垂泪聆听皇帝最后的遗言。可正德皇帝去世的那个晚上，只有两个太监在身旁服侍。

夜半时分，朱厚照突然醒来。他将两个太监唤到身边，交代后事：“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赶紧把太监张锐以及司礼监的官员们都叫过来，要他们给皇太后传个话，告诉她老人家，还是天下的事情最重要，要多和内阁商议，以前有很多错事都是我做的，与你们这些人无关……”

还没等两个太监反应过来，正德皇帝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厚照就这样结束了自己荒唐而短暂的一生。在十六年的帝王生涯中，他总是用手中的皇权不断地挑战帝国的规范制度，毫无顾忌地将一个帝王的神秘与丑陋尽情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朝中的大臣们，尤其是那些文官，他们不允许皇帝的行为脱离既定的轨道，他们总是想法设法捣鼓出各种规范制度把皇帝束缚起来。正德一朝，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纷争没有消停过一刻，君臣之间的恩怨纠纷至死方休。虽然他在遗言里做了忏悔：“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可是皇帝临死前说的话已经没人拿它再当回事，尤其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那些曾经围绕在正德皇帝身边的奸佞之人。其中江彬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佐证。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在正德皇帝病重期间，江彬以皇帝的名义降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同时又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江彬的这一举措，使得武宗朝的文官集团坐立不安。他们最为担心的是江彬趁着皇帝病重之际调动京城兵马造反，那样的话，皇城之内无人可以掣肘。

正德皇帝虽然是一个荒唐的君主，可在自己的权力体系内并不缺乏杨廷和、王守仁这样的优秀人才，也正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才让帝国踉踉跄跄地走过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时代。这一次挺身而出的是首辅杨廷和，他解散了由正德皇帝组建，然后将指挥权交给江彬操控的团营；同时又委派心腹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控制京城防务，严禁任何人擅自调动军队。

被解除武装的江彬预感到有一场暴风雨在等着自己。为了弄清情况，他派京军都督张洪前往杨廷和家里试探。杨廷和却满脸不屑地说：“今天下大定，江彬以何造反？即使他想造反，他的那些部下也没人愿意追随他。由此看来，江彬是绝对不会冒险一搏的。”

杨廷和认定江彬不会造反，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江彬，让他放下了心头的戒备。正德皇帝驾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寻找机会除掉江彬。他以坤宁宫殿堂建成，朝廷要举行上梁仪式为由，邀请江彬进宫主持典礼。江彬轻易就落入了圈套，被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控制起来。

等到明世宗继位，立刻下诏凌迟处死江彬。这位前任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儿到另一个世界为他的主子逗闷解乐去了，其家人“俱发功臣家为奴”。在对江彬抄家时，共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