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永乐皇帝朱棣之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文官的地位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明朝成化年间的官员陆容在其所著的史料笔记《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永乐年间有位名叫慧暕的老僧，曾经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来归老兴福寺。这位老僧曾经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听禅客说过，洪武时期的文人是帝国制度的“还债者”，而永乐之后的文人却成了制度的“讨债者”。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那些文官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惊吓。他们为帝国的创建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所以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是“还债者”。等到永乐皇帝之后，读书人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建国初期的“还债者”摇身一变成为“讨债者”。

“还债者”与“讨债者”的角色变化原因不在读书人自身，而在于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帝国的政治制度由建国初期的铁血高压，逐渐向软制度化方向转变，由此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陆容借着僧人之口感叹道：“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

帝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在永乐皇帝之后趋于缓和，并不是因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越来越慈悲为怀。主要是因为文官集团已经成为帝国权力股份制公司的大股东，皇权反而变得相对弱势。文官集团的坐大，主要是因为明朝的皇帝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帝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自己在这场权力博弈中逐渐丧失了主动权。最后，皇权这驾马车只能任由文官们拖着一路狂奔，而皇帝在权力结构中俨然就成了一个“隐形人”。

文官集团在完成自己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利用各种手段来架空皇帝的权力。用那些文官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皇帝成为一个垂拱无为的“圣君”。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皇帝成为一尊看上去让人敬畏，实则不中用的泥菩萨。要实现这一想法就要想办法将皇帝禁锢在紫禁城中，然后找一些既有学识，又有官场经验的文官没完没了地向皇帝灌输儒家经典。皇帝年幼，任由文官们摆布也就算了。但作为成年人的皇帝，面对这种填鸭式的思维禁锢必然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君臣之间也由此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有位名叫陈祚的文臣就曾经拿着《大学衍义》在明宣宗朱瞻基面前不间断地讲说，惹得明宣宗大怒道：“大胆狂儒，你这是在欺负朕没有读过书（竖儒薄朕未读《大学》）！”

皇帝愤怒的结果很严重，陈祚全家老小都被收监，判为终身监禁，陈祚的父亲也病死在狱中。明宣宗在将近三百年的明朝历史中算得上是守成明主，在他当政的十年时间里，也是帝国极盛之时。

由此开始，帝国的每一位皇帝在位时都和文官集团有着不同程度的纠结缠斗，两大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入到一个井喷时期。公平地说，与明朝的其他领导者相比，第五代领导人明宣宗朱瞻基还算是有君王之度的。到第六位正统皇帝朱祁镇在位期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骑兵俘虏，皇弟由临时监国直接晋级为皇帝，也就是大明王朝的第七任皇帝——景泰皇帝。可是一年后，蒙古人又将正统皇帝朱祁镇放了回来。但被臣民推上帝王宝座的景泰皇帝朱祁钰自然不肯让位。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弟弟就将哥哥软禁于南宫，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七年后，一次偶然事件的爆发，让已经退位多年的明英宗朱祁镇夺回了曾经属于自己的皇权，正统皇帝变成了天顺皇帝，是为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如此一来，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多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就是明朝号称十七帝，实际上只有十六个人的原因，同时也是北京只有十三座明代皇陵的原因。朱元璋葬在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不知魂归何处，景泰皇帝被他的哥哥朱祁镇取消了皇帝资格，更不许他死后进入皇家陵园。

明英宗朱祁镇死后，他的儿子朱见深接任帝位，也就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成化帝，史称明宪宗。朱见深是个专情之人，一生只宠爱那位从小负责照顾他的万姓宫女。由于“土木堡之变”，父亲与叔叔之间的皇位更替，朱见深一度失去了他的太子之位。身处于恐惧和惊吓中的孩子，变得极度怯懦、柔弱，在无数个风雨飘摇的夜晚，陪伴着他的是一位大他十九岁的万姓女子。这位女子虽然算不上美貌倾城，但在朱见深的眼里，她的美是那么妩媚风情。最重要的是在皇权易主、前途未卜的黯淡岁月里，她让他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等到朱见深成了这个王朝的第九任皇帝，万姓女子成了万贵妃，一个人垄断了皇帝的爱情生活，甚至垄断了皇帝的性生活。为了她，成化皇帝连自己的皇后都废黜了。万贵妃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不幸夭折。从此以后，宫中凡是怀孕或生育过的妃嫔及其子女，几乎都死在了她的手上。

多年后，成化皇帝揽镜自顾，哀叹命运无常，自己膝下连一个皇子都没有。这时候，身边的贴身太监突然跪下，对他说出一番实情。当年皇帝临幸过一位纪姓宫女，纪氏怀了龙种，万贵妃虽然派人送去了堕胎药，但这个孩子命大，没有被打下来，如今已长至五岁，就藏在吴皇后所待的冷宫里。

这个孩子回到父亲身边仅仅一个月，被封为纪妃的母亲就被万贵妃派人毒死。皇太后怕这个孩子也保不住，就将他带到自己身边。而这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弘治皇帝（明孝宗朱祐樘），也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或许是因为自己惨痛的人生经历，弘治皇帝对儿子朱厚照极为宠溺。

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位。他是父亲弘治皇帝与母亲张皇后亲生的嫡长子。在大明王朝的历代帝王中，朱厚照是唯一一个由皇后亲生的嫡长子。

或许正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朱厚照的性格也有些另类。而正因为他的另类，才在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岁月。一百多年后，江山易主，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三心二意，他的老师马上就会抬出朱厚照做反面教材。老先生会激动地拍着桌子训斥：“难道你想学朱厚照吗？”意思是说，作为皇室子弟为人处世不能像朱厚照那样无耻。

明朝弘治十八年（1505年），弘治皇帝驾崩，他那十四岁的独子朱厚照毫无悬念地继承了皇位。在中国历史上，连一个竞争对手也没有的皇子是何等的幸运。临死前，朱祐樘大概对这个沉溺于骑射玩耍的儿子也不太放心，就找来自己最为信任的三位大学士，命他们做自己身后的顾命大臣，临终托孤。

从此，这位天字第一号玩主让三位顾命大臣吃尽了苦头。朱厚照并不喜欢他们和他们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形象。如果朱厚照没有成为后来的正德皇帝，那么他顶多就是一个调皮顽劣的少年。在民间社会，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体内的荷尔蒙正旺盛地分泌着，想让他不折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平常人在这个阶段有老师和家长的管束，有国家法律的惩戒在那里悬着，虽然放肆却不敢过于造次。试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少年人拥有一种魔法可以让自己摆脱世间的一切约束，可以由着性子为所欲为，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少年皇帝朱厚照将会告诉你答案。

朱厚照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帝国的权力核心层而言，都是既无奈而又别无选择的事。先皇（明孝宗朱祐樘）就只有他这么一个皇子，无论是好是坏，这皇位都只会传给他。也许是缺乏竞争对手的缘故，朱厚照这个皇帝当得毫无忧患意识。一个政治家身处忧患，往往会激发出他的生存本能。如果明孝宗朱祐樘能够像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那样，皇子众多，而朱厚照的皇位又是通过危机重重的宫廷斗争，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才弄到手，也许他就会更加珍惜。

朱厚照执政时期，帝国的权力集团分化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为首的文官集团；另一派则是以皇帝周围的宦官为首的内宫宦官，后者主要以“八党”势力为主。所谓的“八党”其实就是正德皇帝身边的八个太监，他们分别是：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朱厚照两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了,终日与其厮混的都是这些太监们。朱厚照与他们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小”，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在封建社会，有的人生下来是为了做王，而有的人生下来是为了做仆。上帝赋予朱厚照至高无上的皇权。对于一个心性未定、心浮气躁的孩子来说，有一天突然间拥有任性而为的权力魔法，最有可能去做的事就是尽其所能地释放自己的天性。有人说玩是人的天性，不会玩是泯灭了天性。的确如此，一个人从婴儿时代到耋耄之年，都离不开玩。历史上爱玩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有玩打猎的，有玩山水的，有玩字画的，有玩女色的。不少皇帝玩过了火，玩的目的就是享乐，结果乐是享尽了，国家也玩儿完了。

朱厚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宗玩主，他把玩耍当成了人生的大事，玩出了各种花样，玩得轰轰烈烈。朱厚照即位后不久，就先后取消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等内官设置，最后干脆连记录皇帝吃喝拉撒睡的起居注也取消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减少内官对自己行动上的限制，没有了这帮跟屁虫似的文官，皇帝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满足。

从史料上判断，朱厚照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音乐、戏曲等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据说，他曾经独立创作过一首《杀边乐》的乐曲，乐曲配有笙、笛、琴、鼓等，听过的乐师都说这首曲子达到了专业级的水准。

帝国权力系统内的饱学之士们所开设的经筵日讲对于这位年轻的皇帝来说枯燥无味，他宁愿逃课偷偷溜到豹房去做一个驯兽师，也不愿意做文官眼中循规蹈矩的圣君。到后来，正德皇帝索性连早朝也懒得再去上了。文官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皇帝堕落到如此境地，他们抱团轮番上奏，甚至以辞职来威胁皇帝。可招数用尽也无法改变现状，朱厚照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朱厚照在宫内玩腻了，大臣们又在旁边喋喋不休。眼不见心不烦，任性的皇帝索性转身离开了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内。豹房并非明武宗的发明创造，他只是将其发扬光大。元朝这里就是大型的皇家动物园，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皇帝玩乐的地方。名为豹房，其实里面还有象房、虎房、鹰房等，可以说飞禽走兽应有尽有。

到后来，皇家动物园里不再只是豢养虎豹的地方，而成了皇帝们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所。到了朱厚照执政后期，豹房成为他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宫殿。里面不仅饲养各种各样的动物（豹子居多）,还藏有享之不尽的美酒佳肴，取之不尽的美色佳人，是一个人挥霍时光的绝佳之处。从正德二年（1508年）搬进豹房，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到皇帝本该待的乾清宫去居住。

作为一名天生的玩主，朱厚照在玩上总是构思奇巧、创意迭出。皇帝玩兴大发的时候，会把一只或数只野兽关进地牢，然后把肉悬于竿上，诱其上前撕咬，而那些宫廷乐师和宫女则在旁边奏乐起舞以助皇帝的玩性。时间久了，人没有被凶猛的动物玩残，反过来动物却被野性难驯的皇帝生生玩残废了。经过比较，朱厚照发现在这些动物中间，只有豹子可以满足自己旺盛的玩性，做到久玩不残，常玩常新。

正德皇帝移居豹房之后广泛收罗天下美色置于豹房之中，这些民间女子身份各异，其中有教坊司之女、高丽女、色目女、西域舞女、扬州歌女、妓女、寡妇、孕妇及他人之妻等。

豹房中的宠儿除了宦官和皇帝收的义子，还有边将、乐户、伶官、道士、番僧等各色人等。正德皇帝领着这帮人在豹房中玩得天翻地覆。明武宗在位十六年时间，从十四岁到三十岁，时间刚好横跨一个男人的整个青春期。

对于爱玩之人，身边永远不会缺少玩伴。朱厚照先后收养了一百多个义子，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陪皇帝疯玩，其中最为得宠的是江彬。此人不光脑瓜极其灵活，而且武功高强，异常骁勇。他是武将出身，曾经守过边关，并非庸常的兵痞流氓。当时，江彬官任大同游击，随大同总兵张俊入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他作战勇猛，生死置之度外。在与农民军淮上交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颊射入，镞出于耳，江彬手拔而出，拍马继续战斗，确实是一员神勇猛将。

青春正当时的男人有几个不崇尚勇武？朱厚照更不例外。他在听说了战斗英雄江彬的光荣事迹后，就专门召见了他。皇帝见到传说中的英雄，对于战场之事非常好奇。江彬看出皇帝是个血性有余、经验不足的青年人。作为一个老江湖，他一通夸张的讲述，就博取了皇帝的欢心。

江彬是个外形硬朗的美男子，特别是在那张英俊的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这道疤痕凸显了男人的阳刚之美，更让朱厚照相信了他“拔镞”击敌的勇猛。朱厚照不止一次地在人前夸赞：“江彬真是勇健之士！”他就这样被留在京城，做了皇帝的贴身护卫。

江彬还真是起到了一个护卫应有的作用。史料记载：有一次，正德皇帝在豹房内逗弄老虎，结果惹得老虎发威，直接就扑向了真龙天子。眼看就要上演一场龙虎斗，身旁的人都吓得呆立当场，不敢近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艺高人胆大的江彬及时出手将老虎制服，正德皇帝才虎口脱险。

经此一难，朱厚照对江彬心存感激，也格外信赖和看重于他。朱厚照在豹房玩累的时候，常常躺在江彬的腿上睡觉，一连几个时辰，而江彬竟然能够做到纹丝不动，两人的关系好到有同性之恋的嫌疑。那些朝廷大员们想见皇帝很不容易，但只要看到江彬出现，就知道正德皇帝也该现身了。

正德皇帝是明孝宗朱祐樘的独子，明孝宗在位时为了安定天下臣民之心，在朱厚照两岁时就将其立为太子。等到朱厚照即位，朝臣们也格外关注立嗣一事。朝臣们关注之事，却未必是皇帝关心之事。朱厚照忙着玩耍取乐，年纪轻轻的他又怎会想到立嗣。

豹房中养了那么大一帮妖孽之人整日围绕在皇帝身边，武宗哪里还有工夫去考虑选立子嗣之事。朱照厚玩得越疯狂，那些文官们对正德皇帝的意见也就越大，对他身边的那帮小人也就愈加憎恨。

御史周广宁提出一个建议：暂时先从皇族中遴选贤能者立为皇储，等到皇子降生，再把选立的皇储谴归藩府。这个建议也透露出文官集团对于立嗣的焦躁心理，但是作为臣子实在是不应该质疑皇帝的生育功能。要知道正德皇帝这时候也只有二十岁左右，青春正年少，神仙也无法料到正德皇帝会终生无子嗣。周广宁等人的上疏言论，不仅容易激怒皇帝，同样也不为朝中其他大臣所重视。

正德十一年（1516年），皇帝在私生活方面还是只开花不结果，膝下无皇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臣们开始认识到立储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正德皇帝如果再不从宗室中择立皇储，将有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灾难。文官集团以此为由纷纷上疏，于是在帝国的权力高层引发了一场解决储位问题的大纷争。

这次纷争是由马昂之妹有孕在身进入豹房引发的。一朝天子竟然不顾马姓女子已嫁作他人妇且有孕在身的事实，将其纳入豹房并恩宠有加。马昂是个因犯罪而被撤职的军官，他妹妹已经嫁给了另一个军官并怀了孕，可马昂却通过江彬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了皇帝。据说这位马姓女子不光貌美如花，更重要的是她擅长骑马射箭和少数民族音乐、歌舞。正德皇帝一见倾心，就将其带回豹房。其兄马昂也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全国五个最高军事管理机关之一的第一副长官。

有一天，朱厚照到马昂家里喝酒，一眼相中对方的美妾。马昂推托爱妾有恙在身，就拒绝了皇帝的寻欢要求。朱厚照心头大为不快，拂袖而去。第二天，马昂就被撤职，妹妹也因此受到冷遇，并被送进专门惩罚犯罪宫女的浣衣局，从此音信全无。

在这次事件中，朱厚照的表现可以说是毫无羞耻之心。文官集团实在无法忍受皇帝一再做出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无法忍受皇帝公然蔑视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很多时候，文官们对于正德皇帝的荒诞之举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一幕幕活闹剧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在他们眼前上演，颠覆了这些读书人对于人伦纲常的认识。正德皇帝所做的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也无比疯狂。如果马昂之妹真将豹房变成自己的产房，那么对于帝国权力中枢来说，都将是莫大的羞辱。

文官们纷纷上疏要求正德皇帝诛杀马昂兄妹以平息朝堂内外如火烹油的言论。朝臣们此时已经强烈地预感到立嗣的紧迫性。按照正德皇帝这种疯狂的玩法，帝国若再不立储，将来的皇位继任者是不是纯粹的皇室血脉都很难说。内阁大臣带领群臣纷纷上疏，要求明武宗尽快立嗣，以安天下人心。

由立嗣引发的权力冲突不断升级，君臣关系也日趋紧张。其实整个事件从始至终，都是文官集团在那里唱独角戏。正德皇帝始终是一副“你们说你们的，我玩我的”的态度。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孩子，就算你是为了他好，他也不领你的情；你说得越多，往往越会起反作用。朱厚照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文官集团的劝谏采取不反对不表态的原则，一概不予理睬。文官集团在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已经拥有挑战皇权的实力。但是皇权的独尊性和排他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博弈的输赢。选定储君的权力始终不曾旁落，一直在皇帝的手里紧紧地攥着。

没有皇帝的许可，无论多么完美的建议都是纸上谈兵。正德皇帝再一次利用皇权挑战确立储位的规范制度，恶性膨胀的皇权又一次取得全面的胜利。文官们要求确立皇储不排除有满足个人权力欲望的私心，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难道对于正德皇帝来说，除了醉生梦死的极乐生活，他就真的别无所求吗？

正德皇帝在豹房、宣府折腾得鸡犬不宁的时候，他手中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旁落于他人，这也是大明帝国权力运行的神奇所在。朱厚照虽然平日里不入大内，但是他在玩乐之余也会上朝听政，批阅奏章，对帝国的重大事件做出决断。就算他玩性大发不愿意上朝，还是会通过司礼监来传达自己的圣旨，然后交由内阁去执行。也正因为如此，司礼监宦官逐渐把持了批红权。

即使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正德皇帝离开紫禁城，远居宣府，他也不忘做出特别的强调：大臣不许前来，但奏章必须送到宣府，至于自己批复不批复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朱厚照在当政期间虽然干下许多荒唐的事情，但是对于权力的把握却没有丝毫的马虎，反而将权柄越抓越牢。

在文官中间有一个人，正德皇帝对其有着特殊的感情，此人就是内阁首辅杨廷和。

正德九年（1514年），杨廷和的父亲去世，请求回乡丁忧（守孝）。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崇尚自由的明武宗竟然舍不得放人。杨廷和是朱厚照的老师，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既有一份情感上的尊重，也有一份来自君臣之间的碰撞。作为皇帝的老师，通常会在年幼皇帝的生命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精神导师和事业上的助手。所以在杨廷和离开后的很长时间里，每当朱厚照遇到工作上的难题，他都会叹息一声：“如果杨先生在身边就好了。”

杨廷和回乡守孝三年，朱厚照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道精神枷锁，更加肆无忌惮。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男人终究会变成大男人，而每个男人都会在青春年少时怀揣着一个纵横四海的梦想。在与豹房里的野兽戏耍了一段时间后，正德皇帝有了更为远大的理想。手握天下权柄，又怎能满足于京师弹丸之地？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正德皇帝开始玩起了御驾亲征的游戏。这种想法起源于他所宠幸的“义子”江彬。打过几天仗的江彬经常在正德皇帝面前吹牛：“想当年，我在战场上是如何地威风八面。”

在江彬英雄事迹的感召之下，皇帝对领兵打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实现自己“圣斗士”的光荣梦想，他下诏将辽东、宣府、大同和延绥四镇的边兵都调集到京城，然后由江彬统一指挥操练，号称“外四家军”。同时，朱厚照又将各镇领兵的武官收为义子，赐以国姓“朱”。似乎觉得还不够过瘾，他又把内宫的宦官也组织起来，教他们练习骑马射箭，编成一个大营，称为“中军”，并亲自担任指挥。有了军队，好战的皇帝更加心痒难耐。

朱厚照一直梦想着能够像他的先人那样在广阔的草原上与南犯的蒙古兵来一场刺刀见红的战斗，开创一番不世之业，让那些小瞧了自己的官员们心悦诚服。更何况江彬还告诉他，那里牛羊成群，美女有着异域的风情，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武宗在宣府（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营建了“镇国府”，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为了过足将军瘾，正德皇帝还为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朱寿。然后他又以皇帝的身份加封朱寿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国事朝政在明武宗看来俨然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他在游戏过程中得到了满足与快乐。善于揣摩帝王心思的江彬领着正德皇帝出了紫禁城，一路向北，出边关，巡塞北。

这场冒险之旅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朱厚照来说，颇有吸引力。可是对于整个大明帝国来说，皇帝的所作所为往往牵动着权力系统的每一根神经。正德皇帝此行只带了江彬、钱宁以及心腹太监等百余名随从。为了这次边塞之行，朱厚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于文官们上疏劝谏的奏疏一概留中不予答复。

朱厚照带着他的“百人旅行团”换上便装，躲开官员的视线，悄悄地上路了。消息封锁得很严密，皇帝离开京城半日，那些文官们才大梦初醒。内阁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随即驾车追赶，一口气追到沙河才追上皇帝。这些文官进前轮番劝解，可他们的皇帝丝毫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直奔居庸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