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也是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为亲家，胡惟庸的风头无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刘基，隐居山中，不再过问朝政，每天以喝酒下棋为乐，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

刘基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仍将他卷入其中。胡惟庸上位之后，听闻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当丞相的资格，心里便对刘基十分怨恨。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却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

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朱元璋派检校故意放出的风声。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此次论相而言，就足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在丞相的人选问题上，刘基出于公心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他多次找机会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自己就很难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就故意试探刘基：“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看穿了皇帝的心思，推托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时隔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这让刘基备感失落。他不免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就是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句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就是天下百姓之福，大明王朝之福。

刘基于洪武四年（1371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居于老家浙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虽然远离帝国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刘基依然表现得谨小慎微。他知道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警惕，而他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布下的眼线也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为了与帝国权力阶层撇清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权力，回乡的刘基从来不与当地的官员见面。

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拜见他，二人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这个知县才透露自己的身份，并表达了对刘基的仰慕之情。刘基听后当即下跪，口称小民，从此闭门不见客。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即便刘基如此小心谨慎，可还是没有跳出帝国权力规则的羁绊。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那里长期被盐枭所占据。由于当地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此处离刘基的家乡很近，刘基就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进行管制。刘基就这件事写了一份奏章，并派大儿子刘琏带到南京，越过中书省，直接送达朱元璋。

之所以要让这份奏章越过中书省，刘基有自己的一番考虑。他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胡惟庸不会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这也就意味着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里，肯定会被截留于中书省。

胡惟庸很快就知道了刘琏进京面圣这件事。对于刚刚主政中书省的胡惟庸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说过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想等自己死后把墓建在这里。由于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

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要诛灭九族。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的气场，做臣子的如果想得到王气，那就是忤逆，就是造反。在封建宗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祖宗坟地的位置选择非常讲究，甚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押在了这件事上。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不是轻易就会被人忽悠的。他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就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朱元璋对这件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

朱元璋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真的相信胡惟庸所言，刘基为自己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朱元璋明白，凭借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步。如果说朱元璋对刘基还有忌惮之处，那就是对方的才能。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元璋和他的新王朝来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朱元璋剥夺刘基俸禄之举是故意做出来的，做给胡惟庸看的。但是朱元璋的态度使得刘基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赴南京城，准备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

刘基重返京城等于是羊入虎口，想要挣脱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表明心迹，他留京不归。或许是天意使然，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就此放过他。史料记载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出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情加重。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返乡养病。临行之前，他写了一道密文交予刘基，在这篇密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君王的无情：“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就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关于他的死，历史在这里打了好几个弯弯绕。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震动帝国上下；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案大肆杀戮功臣。

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这样一番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又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其实在这件事上，胡惟庸极有可能是背了黑锅的。胡惟庸“谋逆案”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冤案。丞相之死需要给天下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而谋逆是最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在朱元璋的一手操作之下，胡惟庸死后很多年，那些要命的黑材料还在一条一条地往他的档案袋里塞。其中胡惟庸下药毒死刘基，也就成为其中一条罪状。

胡惟庸接过李善长淮西集团领袖的权杖，有心将刘基逼向绝境。此时的刘基已经无法对他构成威胁，他不会为了一个老病将死、离开朝堂之人再去冒这个险。话说回来，就算真是胡惟庸毒死刘基，那么真正的幕后主使又会是谁呢？

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帝国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一起。朱元璋除掉刘基的决心已定，却不想亲自动手，免得背上千古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基于死地，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他也不用说什么，只需要做几个冷漠与怀疑的表情，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领会不了皇帝的意思？更何况此时胡、刘二人势力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帝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相互利用，但终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等于是在为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制造舆论，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也算不出来，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场局的目的就是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

如果上面的说法有一个成立，那么刘基之死就更具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抗，无疑是以卵击石，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

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在冷眼旁观。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朱元璋看来和一个官场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的动作非得杀人不可。

胡惟庸当了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等行径确实是有的，但靠这些零碎的罪名将胡惟庸彻底击倒，显然分量还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时间。朱元璋好像是在故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也许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但这两个位置此前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

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官职，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权力机构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