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逐渐趋于稳定。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他动手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渐严峻的形势。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权力夺回来，对帝国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朱元璋很头痛的事，也是开国君主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封建治者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

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够顺理成章地夺回大臣们手中握着的重权，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执掌天下权柄扫清障碍。

正面：天降祥瑞引发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胡惟庸为首的帝国领导班子成员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听来，不过是朱元璋在为自己捞取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司。顾名思义，“通政”一词取自政治清明、上下相通之义。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地方的下情得以上达。

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朱元璋准备为帝国的权力系统动一场大手术，一场要命的大手术。通政使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朱元璋为什么会在这上面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主要职能就是每天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然后呈报于皇帝，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于相关职能部门来分别予以处理。

明朝建国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制度是参考元制而来的。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宰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朱元璋最后拍板定夺。

当时的情况下，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皇帝的案头。在宰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要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能让皇帝看见，这些并不取决于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宰相来决定。

作为宰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来说，这也是他权力空间内最不能容忍的一处软肋。通政使司的成立，显然是朱元璋破解权力困境所挥出的一记重拳。胡惟庸内心有了危机感，他意识到自己以后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都处于皇帝的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宰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但是宰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权力大鳄们，还要替皇帝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这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会议上，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于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在朱元璋看来，自己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己已经找到了治国安邦的密码，那么他就不会再做丝毫的动摇。

朱元璋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朱元璋这么做，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胡惟庸。此举对胡惟庸手中握着的相权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

这项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权力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皇帝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皇帝接上头。这样一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朱元璋一步一步架空。

胡惟庸的个人履历大致如下：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职务。洪武三年（1371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4年）七月，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八年（1376年），李善长在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儿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一直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奔波。他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们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洪武九年（1377年）八月份。这时候，胡惟庸已经把他的那些利益盟友提拔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他认为的反对者们赶出了帝国的权力要害部门。

胡惟庸大肆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官员们感到恐慌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愤怒。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就在朝堂之上当着朱元璋和满朝文武的面攻击胡惟庸及他的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朱元璋，僭越了皇帝的权力，要求朱元璋把这帮人全部收监或者斩首。

朱元璋非但没有听从韩宜可的话，还命人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幸运的是这位御史并没有被处死，这是朱元璋在动手之前安定胡惟庸集团的缓兵之策。他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不不愿意打草惊蛇。

这次事件虽然没有撼动胡惟庸，但却引起了朱元璋与诸臣的警醒。皇帝已经察觉到了胡惟庸在权力运行中的失控状态，尤其是当朱元璋听说胡惟庸有夺权的野心和阴谋，他知道，不能再这么继续等待下去，他必须采取措施。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的某一天，胡惟庸忽然对外宣称，自己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是天降祥瑞的预兆，为了显示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端正态度，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前去观赏此等稀罕之事。

这事来得过于蹊跷，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又怎有不去之理？天下之大，只要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全国各地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而在那个时代，无法解释的事都会与上天扯上关系。皇帝是天子，上天捣鼓出来的玩意儿，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场。

当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突然有个太监闯到他的车马前，紧紧拉住了缰绳。太监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朱元璋的銮驾，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却急得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询问之下，才知这名太监名唤云奇。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小小的太监胆敢冲撞当今皇帝的圣驾。缓过神来的卫士们立即扑了过去，将云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乱揍，差点儿没把他活活打死在朱元璋的面前。

可无论怎么打，云奇一直用手指着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这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觉，他感觉事情来得太过于突然，其中必有隐情。他当即让车队返回，自己亲自登上宫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见了什么呢？按照史书记载，朱元璋发现了胡惟庸府院内藏着士兵，刀枪林立。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墙看见藏匿其中的刀兵。朱元璋当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并于当天将其处死。

这里有一个天大的疑问，那就是云奇身为内使，在西华门任职，离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经知道胡惟庸想要谋逆，为什么不提前告发，非要等到事发前一秒钟，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拦驾阻止？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设下埋伏，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将刀枪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朱元璋登上城墙就可以一览无余？

史料记载，丞相谋反是天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就被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难免会让人疑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就在事发的四天前，中丞涂节就已经告发胡惟庸谋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他怎么还会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虚乌有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

但无论过程是怎样的，胡惟庸谋反案成了板上钉钉之事。这件事前前后后纠结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成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告诫帝国的文武官员们，做臣子千万莫学胡惟庸，不然会落得很凄惨的下场。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胡惟庸真就有了谋反之意？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在元朝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王朝的体制，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正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代为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更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从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在封建制度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

历史上曾经先后有过两次皇权与相权的博弈。第一次是汉武帝时，汉武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权力递增法则，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第二次是隋唐之时。丞相之职被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就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百姓和官僚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要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阶层，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文化底子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他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们治国经验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阶层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这时候他或许会想起前朝那些实权派大臣，他们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甚至盖过了皇帝。他或许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比如东汉末年，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对本朝的权力结构做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建立一套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只有先拿旧的体制先应付着。

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纷乱的天下还不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当中。同时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何等的繁重。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政权，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治国的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对于朱元璋来说，当务之急就是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各种危机。同时这种做法也摆明了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一种姿态：战友们，我们都是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的，我们同担患难，我们同享富贵。作为建国皇帝，这种姿态是一定要有的，这样才能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创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的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帝国疆域的急剧扩张，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朱元璋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的是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帝国的创业阶段，那些文武大臣们都曾经立下过赫赫功勋。朱元璋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能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团的权势过重而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侧面：天罗地网织就血色蓝图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张开的权力大网也就到了逐步收紧的重要时刻。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起点应该始自胡惟庸因“谋反”案被杀。这是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谋反？一句含糊不清的“擅权枉法”是无法将一切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于“谋反”则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朱元璋分期分批摊派到他头上的罪名，后世一直争议不断。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惧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在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卷风，这难免会让我们想起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个人谋反，而是以他为首的权力集团在谋反。当胡惟庸被“谋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需要有充足的参与人员，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朱元璋之所以花费大力气将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逃脱，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