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剪灭豪族成为帝国的财富战略之后，沈万三也就此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在此之前，他已经从朱元璋的一系列铁血政策嗅到了扑面而来的风险气息。为免树大招风，沈万三主动将偌大的家族资产一分为四。沈家有人被举荐到京师为官，沈万三总会找各种理由推辞：“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沈万三希望用财富为当权者分忧解难，也借此利用皇权为自己的财富之路保驾护航。可是他哪里晓得，他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博得朱元璋的欢心，反而适得其反。当沈万三进一步进贡龙角、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马十匹，并在南京城内投资兴建廊庑酒楼时，朱元璋彻底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财富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朱元璋这个帝国的当权者无法容忍的，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权力的垄断，还是财富的垄断，高利润往往会伴随着高风险。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沈家的财富并没有随着沈万三的倒下，而全盘尽墨。

《弘治吴江志》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亲、户部左侍郎的莫礼回乡省亲，特地到周庄沈家拜访，见到“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莫礼看到沈家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自己，已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风险。“呜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莫礼返乡探亲时的历史背景。这一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蓝党案”的高潮，三月间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朱梓和王妃于氏竟然吓得自焚而死。闰四月，被朱元璋称为“朕之萧何”的韩国公李善长也被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背景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他在回乡期间写下《归吴江省亲》一诗，诗云：“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报国惭无经济策，思亲正是别离年。千金难买身长健，五福无如寿最先。一笑归来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团圆。”在朱元璋的时代里为官是一件高风险的事，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和莫礼一道回家的侄儿莫辕也写下一副对联：“世路风波今暂息，惊心犹觉骨毛寒。”

沈家姻亲如此如此高规格地款待在京师任高官的贵戚，让莫氏叔侄回乡之旅惊心不已。沈万三的后人并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还是希望能够用财富沟通权力。可是官员的处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财富于他们而言，只能是让他们心惊肉跳的麻烦与负担而已。

在家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财富。财富通常是按照国家的设想产生，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才是安全的；与之相反，如果财富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掌握在民间的手中，就会被视为是危险的。对于农耕社会的普通人而言，官家利用制度为每个人设计好了财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那些超越制度，通过非农手段取得暴利的百姓就会被视为异类。

事实上，古代官家对财富的垄断往往造成“国富民穷”，即使是那些贴金挂银的所谓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贫困的。于是才有了元朝诗人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声叹息。

沈万三成为朱元璋抑商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官家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永远不会结束。《明史?纪纲传》中记载：朱元璋驾崩后，燕王朱棣从北京举兵一直打到南京，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的心腹官员，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这个人非常善于敛财，曾经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家财富已经被朱元璋抄没，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沈万三的儿子沈文度匍匐于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分账。

尽管如此，沈万三的后人依然难以逃脱财富带来的命运之劫，两个孙子沈至、沈庄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那就是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那么商人和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套用《金瓶梅》中的一句话“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作为权力最亲密的战友和宠儿，沈万三的财富来自于权力的庇护，同样又失之于权力的毁灭性打击。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竟然会“堕落”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官家对商业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白银成为晚明时期的关键词，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商业社会的崛起，使得千年传承的“士农工商”阶层排序被打破，向来被鄙视的“逐利之徒”华丽转型成为社会生活的掌控者，他们消费着最奢侈的物品，赚取着最丰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洗刷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万三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君主制度下涌现的商人买官，与其说这是官商勾结，倒不如说它是官商互动。

有官方的许可和支持，商人才有从事商业行为的可能和保障；而缺乏商人们的大力合作，官家恐怕也很难控制经济和商业活动，难有稳固的政治依托。商兴则官固，官固则商兴。商与官，谁也离不了谁，就像鱼和水一样息息相关。

如果说商人的竞争起点是相同的，那么谁能背靠政府的支持，谁就拥有了最大的无形财富，这种边际成本小于等于零的资源当然是人人眼红的。如果说有雄厚的资本支持，最无能的政客也会仕途兴旺，应者云集，山鸡也会变凤凰，差的不就是这一层金子做的外衣吗？

像沈万三这样生在皇权社会的商人，尽管他们并不在官场上混，但能够认清世俗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运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罢，舍此一途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是畸形的。处于财富塔尖的商人与其说是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官府以及不干净的官商手法。

“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经营活动很大成分上是按照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在运行，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在运行。商人们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

事实上，对于多数明朝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没办法做成全国五百强。也就是说，像沈万三这样寄生在权力躯体上的明朝商人，他们与手握权力的官场中人达成的“契约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全自己财富的同时，也有可能沦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随着“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不断膨胀，在保证统治者的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的同时，也迫使整个社会付出惊人的“制度成本”。

而这种成本有时候会直接动摇国家的根本，比如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与后金（清朝前身）的辽东之战中一败涂地，总兵官、监军乃至西、北、东路的明军高级将领多半殒命，如此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需供应商们与掌权太监沆瀣一气，掺杂使假无所不为，连火药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势之下，“辽事”日益成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够从中得到丰厚的收益。

由于国家发放的长期饭票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大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将升官与发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时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名利双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往往是紧密相关的。当官不发财，不如回家卖红薯。

皇帝对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而官对皇帝却是一种权力的索取。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来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统治江山，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上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上官的情况下，直接跑出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

这样一来，皇帝就不高兴了。都跑去“发财”了，谁给我干活啊！

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自己发财的愿望，也不失为上佳选择。在从商的路上，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帝国的皇帝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又想法子抄没官员的家产。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那些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官府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想办法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击，无法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