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朱元璋这个草根皇帝在坐稳龙廷后，恨不得能够将天下的权力收归他一人所有。这种权力上的大包大揽，让自己成为大明王朝的国家一级劳模，皇帝也就自然炼成了一台日夜运转的工作机器。

朱元璋本身就是苦孩子出身，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对他来说也是幸福的事。真正遇到挑战的是他的那些皇二代、皇三代，这帮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儿孙，他们没有几个人愿意跟在朱元璋后面当个劳模皇帝。如果为了找罪受，他们又何苦来当这个皇帝。

从朱元璋废丞相制以后，内阁作为替代物就将丞相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这种分配，虽然使得内阁权势与曾经的相权相去甚远，但它终究还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与君主集权的另一产物宦官集团相对应而存在。双方的争权夺利也被皇帝充分利用，从而使得皇权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朱元璋的加重砝码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真正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曾经的战友（功臣）业已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们染指？朱元璋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拔河的双方，一头拴着皇帝，另一头则拴着官僚集团，本来不干宦官们的事，宦官充其量在权力系统中也就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要知道那些权力系统中的天王巨星很多人都是跑龙套出身，任何时候都不要看不起那些“打酱油”的小角色，尤其是在官场上。

朱元璋这个开国之君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是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以为凭借自己的一人之力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朱元璋的贫农身份，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也是手握伤害权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

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监，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指出国家即将下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满嘴跑火车，但仍然当即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此时宦官的权力在明朝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其他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办产业的权力都没有。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他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做了皇帝的时候，权力集团之间的拔河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他的那些子孙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弈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皇帝是被官僚集团拖着往前走。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们转身就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了一句：哥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撑得没事干的官员们拔河。由于宦官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拉平衡了。

宦官作为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特别是在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对那些开国功臣一次次的杀戮，就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

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最佳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作为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政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会在明代看见这样的现象，当文官们意兴阑珊，拢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

我们由这个比喻再回到明朝这架权力天平上，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他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上，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可以说，司礼监这个职位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文官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有权懒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机，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为生猛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30年不上朝。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就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就造成了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干活总得要有别人来干。于是就有了宦官们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这就等于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30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那里平衡着权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这样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平衡，大权自然也就被宦官们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扩大到民间。大太监王振掌权时期，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人数呈急剧上升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而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到了自取灭亡的地步。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偷偷给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宦官穿的“权力马甲”

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最后会闹腾得鸡飞狗跳，主要还是因为明朝极端专制的皇权。在封建官家制度中，皇帝始终高踞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在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开国元勋被清洗之后，整个官僚集团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人能够值得信赖？

开国之初，朱元璋虽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最后他本人带头违反了禁令。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平日喜欢结交儒生，在家中养了不少门客。有一次，李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愤怒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于是一怒之下将李文忠家中的门客都杀了，随后李文忠也神秘死亡。朱元璋在这里居然视宦官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人费解，但却给那些重用宦官的皇权继承者们一个理由—谨遵祖训。

宦官本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服务生，身上不应该披有正式权力的外衣。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权力的人，却被正式制度挡在权力的大门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中间有些宦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皇帝手中分得权力，就算不能穿上权力的正装，也要捞一件“权力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马甲”，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正式权力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场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势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在权力的运行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章奏的批示上，两任皇帝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只让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不放权于他们。但是等到洪熙、宣德以后，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拟制度应运而生，更是增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去批阅，然后就令内阁大臣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这就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票拟制度。

这种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得到票拟之权的是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成了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对于大臣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而对于皇帝来说，他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大臣，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可以操作，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之上。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由此可见，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明朝宦官得以窃弄权柄的关键。

明朝末年的权宦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杨涟在《劾魏忠贤疏》中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

宦官专权带来的是权力结构的异化，这种在权力系统中强行超车的方式等于是架空了内阁势力，将权力所产生的利益直接导向了自己。

穿着“权力正装”的官员动辄就被身披“权力马甲”的宦官们迫害打击，而那些宦官的亲友，或投靠、谄媚宦官的大臣们，则可以在仕途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太监虽然身体上缺少零件，但是心眼却一点不比别人少。在宫墙内，他们尚且有机会翻云覆雨，如若他们有机会身负皇命，深入地方的话，他们照样也能将官场上那一套分肥原理玩得炉火纯青。作为皇帝的亲信之人，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为自己捞足了好处。

明朝成化十三年（1477年），一场政治闹剧搅乱了江南官场的平静。而这个事件与大宦官汪直有着直接联系。江南官场传出的这个讯息是，大宦官汪直要来江南一带微服私访。消息传出，整个江南官场一片哗然。

这个汪直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早期侍奉万贵妃的一个小太监，在昭和宫里长年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理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成化十三年，汪直提督西厂。这也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权势最盛的六年时间。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其权力和人数都远远超过了东厂，活动范围也从京城遍及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开始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大、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也借此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都前呼后拥，保镖随从成群，那些朝廷的公卿大夫见了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的老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汪直虽然气焰熏天，但是那些官员却能将其为我所用，靠着他升官发财也是有可能的。在汪直权力鼎盛时期，他每次深入各府县，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城几里跪着迎接，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去结交他。汪直对官员的这种表现也是相当满意，他可以当着官员的面质问人家：“你知道头上纱帽是谁家的？”这句话就是提醒那些官员，别拿我这个宦官不当官，我照样可以左右你的官场命运。

这些官员只要能够讨得汪直的欢心，遂得晋升工部户部兵部侍郎，时有谚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想巴结汪直的人都能排成队，官员们为献媚汪直都想尽了办法。

听说大宦官汪直一路巡查过来，那些得到消息的官府衙门都提前做好了高规格的接待工作。一些有冤屈的老百姓也都拟好状纸，希望能够通过“钦差大臣”直达皇帝来讨个清白。一时之间，“官民多持讼词往诉，或为之理”。汪直是西厂提督，各级官员对他是又爱又怕，既盼着这样一尊大神能够到来，这样自己就能够得到一个巴结讨好的机会；又害怕见到他，是因为担心自己万一什么地方伺候不到位，马屁拍到马腿上，吃不了还要兜着走。

这个汪直视察过江南后，又继续南下，一路搜刮民财。他索要钱财的手段很高明，本人口口声声称要廉洁奉公，手下的校尉却一个劲伸手要钱，就这样一路中饱私囊到了福州。福州的大小官员也是毫不含糊，“自三司官以下，迎候唯谨”，小官吏如果惹恼了汪直，拖出去就是一顿杖责。就在汪直在福建耀武扬威的时候，却出了一桩意外。福州镇守太监卢胜是个细心人，他发现这个汪直口口声声称自己提督西厂，是钦差大臣，可他手里却没有一件皇家信物。经过认真调查后，才发现这个“汪直”是赝品。这个“汪直”以为自己穿上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了。

但是我们不要只被眼前的政治诈骗案蒙住了双眼，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骗局背后隐藏的现实问题。诈骗案只是一场意外，参与交易者不会因为一场意外而收手。官员们希望能从身穿“权力马甲”的汪直那里捞取好处，而他们只想着在官场规则中各取所需，根本无暇分辨穿“权力马甲”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削尖脑袋想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只要做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就可以分得皇帝的权力。这些身穿“权力马甲”的宦官下去走走，下面的官员都视同皇权代言人。如果能够巴结上，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

像假汪直这样的江湖骗子都知道口衔“天宪”，可见确实有“天宪”存在。就算有官员持怀疑态度，他也不敢站出来核实。按照正常的权力习惯，汪直这样的宦官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官员，敢证实这些是不是皇帝的意思？

如今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假冒汪直来个全国巡回诈骗？很快事情就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假汪直其实真名叫杨福，是江西人，曾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到过北京。后来，他逃了出来，想回老家。路过南京时，杨福碰到一个熟人，熟人发现杨福长得很像权倾朝野的大宦官汪直，于是杨福心生一计，决定冒充汪直骗些钱花，那位熟人就扮作他身边的校尉随从。两个“混搭”的骗子先到芜湖敲了一笔，见没有露出破绽，于是他们大着胆子沿江而下，再顺着浙江沿海南下。由于杨福在北京城混过，对朝廷礼数略知一二，所到之处居然没有人怀疑唱着双簧的二人是山寨版的。

如今东窗事发，假汪直案传至京城，轰动朝野上下，案犯自然是罪不容赦。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假汪直（杨福）被处死。

假汪直死了没几年，真汪直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宪宗皇帝身边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表演节目逗宪宗开心，他就现场表演了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装作没听见。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赶紧作匆忙躲避状，一边躲一边念叨：“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接着这位极具表演天赋的“阿丑”小太监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半真半假的笑话博得宪宗皇帝开怀一笑，可笑过之后，皇帝也发出了一声叹息。因为笑话中提到的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带兵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回朝。对汪直已经不感冒的宪宗皇帝却叫他继续御敌，但不久后，又命令军队全部撤回。之后，宪宗皇帝又派汪直到南京担任御马监，西厂也被撤销。此后汪直终老南京，再也没有回到皇帝身边。

尽管假汪直死了，真汪直也被削夺了权力。但是继汪直之后，借着东厂或者西厂、锦衣卫的名义，假充特务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嘉靖年间，竟有强盗冒充锦衣卫，到县衙门绑架知县大人的事件发生。假冒锦衣卫的强盗直接闯进滑县县衙，绑架了知县张佳胤，并索要巨额赎金。这位张知县也算临危不惧，说自己没钱，不过可以让县里的大户们先凑一凑。然后他给强盗打了个“白条”，上面写了十个大户的名字，让强盗拿着“白条”去找大户索钱。强盗不可怕，就怕强盗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的强盗，真就拿着那张“白条”找人要钱去了。实际上，张佳胤在“白条”上，写的都是县里捕快的名字。看到知县大人的亲笔文书，捕快们立即出动，强盗落网，知县脱离险境。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特务吓怕了各级官员，以至于有时候连真特务站在面前也不敢认。嘉靖四年，有锦衣卫到广东侦查，副使孙懋和按察使张祐怀疑是假的，捉住锦衣卫一通审问。等到真相大白，孙懋和张祐也就只有坐牢了。

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已经不中用，那就需要另换看家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就会从权力的巅峰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万历拐进的死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就突发重病，眼看将要命不久矣。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见面的过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原来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源于良心的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为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等到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该为君王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推翻了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皇帝说话不算数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出去，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官员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

这时候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