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谱写了我们的国歌。”古普塔说。

“对，我差点儿忘了。”我回答。

“他写过很多伟大的剧作。”古普塔说。

“他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查特吉说。

“他就死在这里。”克里希纳说。

我们所有人停下脚步，望向克里希纳指的方向。除了一团团灰尘以外，那个角落空空如也。“那是1941年，”克里希纳说，“老人灯尽油枯，像没上发条的钟一样日渐虚弱。他的几位弟子闻讯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很快所有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客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位诗人。好几天过去了，老人一直处于弥留之中。于是狂欢开始了。有人去了美军司令部……当时已经有士兵进了城……带回了一台放映机和几卷胶片。他们开始放《劳雷尔和哈迪》，还有米老鼠的卡通片。昏迷的老人躺在角落里，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他一次次从死亡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像鱼儿浮上水面透气。想象一下，当时他有多困惑！越过朋友的背影和陌生人的脑袋，他凝视着墙上闪烁的图像。”

“泰戈尔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著名的剧作。”查特吉大声介绍，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克里希纳身上引开。

“他写了一首诗来描绘当时的感觉，”克里希纳继续说道，“在《劳雷尔和哈迪》的陪伴下死去的感觉。在那最后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诗作标上日期，他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可能是最后的遗作。在那昏迷之间短暂的时光里，他依然争分夺秒地写着。感伤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逝，他最广为传颂的作品中那标志性的温和雅致也不见了踪影。因为，你看，在一首首诗作之间，他直面着死神的黑暗脸庞。他只是个饱受惊吓的老人。但那些诗……啊，卢察克先生……那些最后的诗作，真美。充满痛苦。就像他的死亡一样。泰戈尔望着墙上闪烁的电影画面，暗自揣想——‘我们是否都是幻觉？是投在白墙上的短暂幻影，是无聊神祇打发时间的浅薄娱乐？是这样吗？’然后，他死了。就在这里。在这个角落。”

“这边走。”古普塔喊道，“这边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

他说得没错。我们看到了泰戈尔的朋友和同时代其他人的许多照片，包括爱因斯坦、萧伯纳和威尔·杜兰特的签名照，照片里的杜兰特非常年轻。

“这位大师深深地影响了W.B.叶芝先生。”查特吉说，“您知道吗，《第二次来临》中那‘什么样的野兽’——狮身人头的怪物——就来自泰戈尔向叶芝描绘的毗湿奴的第五个化身？”

“不，”我说，“我不知道这个。”

“是的。”克里希纳说。他伸手抚过布满灰尘的展柜，然后对查特吉笑道，“泰戈尔送了一本自己的孟加拉诗歌合订本给叶芝，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古普塔和查特吉皱起眉头，但克里希纳没有理会。他弯腰低头，双手虚握，仿佛抓着一把看不见的武器。“嗬，叶芝在伦敦的家里冲到起居室对面，抓起一把别人送他的武士刀，对着泰戈尔的书劈了下去……嘿呀！”

“真的吗？”阿姆丽塔问道。

“是的，真的，卢察克夫人。然后叶芝大喊：‘泰戈尔见鬼去吧！世上鲜血横流，他却在歌颂和平与爱！’”

喇叭里泰戈尔的音乐戛然而止。我们所有人蓦地回头，看见一个男孩走进房间。小男孩大约有八岁，衣衫褴褛。他背着一个帆布袋，但那个袋子太小了，形状也很不规则，完全不像是装着手稿的样子。男孩挨个儿打量着我们，最后来到我面前。

“你就是卢察克先生？”男孩的腔调怪里怪气，好像这些话都是强行背下来的，他似乎根本不会说英语。

“是的。”

“跟我走。我带你去见M.达斯。”

一辆人力车在庭院里等着，看样子除了男孩以外，还能坐得下阿姆丽塔、维多利亚和我。古普塔和查特吉快步走向他们的车，准备跟在我们后面，只有克里希纳站在门口没有挪步，他似乎失去了兴趣。

“你不来吗？”我喊道。

“不去了，”克里希纳回答，“我们回头见。”

“我们明早就走。”阿姆丽塔大声说。

克里希纳耸耸肩。男孩对车夫说了一句话，车夫拉着我们离开庭院。查特吉的车跟在我们身后，再往后半个街区，一辆灰色的小轿车不动声色地离开了泊位。轿车后有一辆慢吞吞的牛车，车里坐着几个衣衫褴褛的人。想到牛车的车夫没准儿就是警察局派来跟踪我们的条子，我差点儿笑出了声。男孩用孟加拉语吼了一句，拉车的苦力扯着嗓子回答了他，然后加快了脚步。

“他说了什么？”我问阿姆丽塔，“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男孩说的是‘快点儿’，”阿姆丽塔微笑着回答，“车夫说，这几个美国人沉得像猪一样。”

“嗯。”

我们穿过堵成了一锅粥的豪拉大桥，与眼前的情景相比，我之前见过的一切堵车都显得不值一提。桥上的行人和车一样多，无论是步行者还是机动车的数量都已达到道路的容量上限。这座桥梁由错综复杂的灰色纵梁和坚固的钢网筑成，横跨浑浊的胡格利河，总长超过四分之一英里，远远看去像是给孩子玩的桥梁建筑模型。我举起阿姆丽塔的美能达相机拍了张照片。

“你为什么要拍照？”

“我答应过你父亲。”

男孩冲着我挥舞双手，急促地反复喊了几句话，听起来语气不善。

“他说什么？”

阿姆丽塔皱起眉毛：“他的口音我不太听得懂，不过大概是说，拍这座桥的照片是违法的。”

“告诉他没关系。”

她用印地语说了一句，男孩不高兴地回了句孟加拉语。

“他说有关系，”阿姆丽塔转述，“他还说，我们美国人应该把间谍的活儿留给卫星去干。”

“耶稣啊！”

人力车停在一座看起来没有尽头的砖石建筑外面，这里是豪拉火车站。查特吉的车和后面那辆灰色轿车已经消失在桥上的车流之中，看不到任何踪迹。“现在怎么说？”我问道。

男孩转身取下帆布小包送到我手里。它的重量吓了我一跳，我立即解开拉绳，检查包里有什么东西。

“老天爷，”阿姆丽塔说，“这么多硬币。”

“不仅仅是硬币，”我拈起一枚，“全是印着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硬币，至少有五六十个吧。”

男孩指指车站入口，急促地说了一句话。“他让你进去，然后把这东西交出去。”阿姆丽塔转译。

“交出去？给谁？”

“他说有人会问你要的。”

男孩满意地点点头，伸手从包里抓了四枚硬币，然后跳下车消失在人群中。

维多利亚手舞足蹈地想抓硬币，我系紧拉绳，看着阿姆丽塔。“呃，”我说，“现在全靠我们自己了。”

“听凭您吩咐，大人。”

小时候我觉得芝加哥的商品市场就是我能想象的最大建筑。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有幸进了一次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航天器装配大楼，当时领着我参观的朋友说，有时候室内会有云朵出现。

豪拉火车站比那两栋大楼更加令人震撼。

整幢建筑物似乎是为巨人而建的。一进门就能看到十几条火车轨道，上面停着五个火车头，其中有几个还在冒烟；数不清的小贩推着浓雾蒸腾的小车，叫卖各种我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东西；成千上万的人汗流浃背地挤来挤去，还有更多人或蹲或睡，甚至有人在做饭——他们就住在这里；到处都充斥着嘈杂刺耳的声音，你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叫喊，更无法静下心思考。这就是豪拉火车站。

“圣母在上啊。”我惊叹。一副飞机螺旋桨挂在离我头顶几英尺外的大梁上，正在缓缓搅动沉重的空气。远处还有十几台类似的风扇，为嘈杂的车站又增添了几分噪声。

“怎么啦？”阿姆丽塔喊道。维多利亚伏在母亲胸口嘟囔着什么。

“没事！”我们开始漫无目的地瞎逛，努力推开人群，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阿姆丽塔扯着我的袖子，我弯下腰好让她能凑到我耳边说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下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

我摇摇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弄肯尼迪硬币吧。”

“你说什么？”

“没事。”

一个矮个子女人走向我们，她背上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她的丈夫。那个男人的脊柱扭曲成古怪的角度，一侧肩膀直接长在了驼背上，双腿像无骨的触须一样埋在女人的纱丽皱褶中。皮包骨头的黝黑手臂拦住了我们的路，掌心向上摊开。“巴巴，巴巴。”

我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从帆布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到他手里。他的妻子遽然睁大了眼睛，急切地向我们伸出双手。“巴巴！”

“我应该把整个袋子都给她吗？”我冲着阿姆丽塔叫喊，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已经有十几只手挤到了我面前。

“巴巴！巴巴！”

我试图后退，但无数手掌堵住了我的后路。我开始迅速分发硬币。那些手紧紧抓住银色硬币缩了回去，随后又迫不及待地伸出来继续索要。忙乱中我瞥见阿姆丽塔和维多利亚站在十英尺外，不由得暗自庆幸我和她们拉开了一点儿距离。

聚集在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刚才还只有十个或者十五个人吵吵嚷嚷地伸手索要，几秒之后就变成了三十个人，然后是五十个。感觉像是万圣节，我正在忙不迭地向“不给糖就捣乱”的孩子分发糖果。但事实很快打破了温和的幻象，一只因麻风而溃烂的黑手不顾一切地向前伸，粗糙的手指直接戳到了我脸上。

“喂！”我大喊了一声，但是比起这群暴徒制造的噪声，我的抗议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我周围起码挤了上百个人，而我成了圈子的焦点。拥挤造成的压力让我害怕起来。一只摸索的手不小心撕开了我的上衣，我顿时袒胸露怀。不知道谁的手肘狠狠地撞上我的脑袋侧面，要不是四面八方都有人挤着，我肯定当场就倒下去了。

“巴巴！巴巴！巴巴！”人群开始向月台边缘移动，从月台到铁轨有六七英尺的落差。背着残疾男子的女人突然惊叫起来，她的背带松了，男人掉进了沸油般激昂的人群中。我身旁的一个男人开始尖叫，然后不断用手掌侧缘拍打另一个人的脸。

“真他妈见鬼！”我嘟囔着把帆布袋抛向空中。袋子划过一道懒洋洋的弧线，在空中翻了过来，硬币哗啦啦地撒在这群暴徒和一个高声叫嚷的米贩头上。人群的叫声陡然高了一个音调，发狂的人们纷纷涌向月台内侧，但就在这时候，我听见重物砸在铁轨上的沉闷声响。一个女人在我咫尺之遥的地方放声尖叫，唾沫直接喷到了我身上。背后有人重重地推了我一下，我踉跄着向前倒去，手忙脚乱地抓住了一条纱丽，最终还是跪倒在地。

人群向我围拢过来，刹那间我恐慌地伸手抱住了自己的头。无数条腿和皮包骨头的膝盖不停地撞到我脸上，他们穿的裤子肮脏褴褛，不如说是破布。有人在我背上摔倒了，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所有暴徒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他们从我背上碾过，将我的脸紧压在地板上。我远远地听见兽性的吼叫中传来阿姆丽塔焦急的声音。我张嘴试图大喊，但一只脏兮兮的赤脚立即踢中了我的脸。有人踩到了我小腿背面，腓肠肌立即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痛楚。

感觉上一秒钟我还迷失在翻涌的黑暗之中，下一秒我就看到了高处破碎的天窗透入的阳光，还有阿姆丽塔。她左手抱着维多利亚，右手正在推开仍不甘心的最后几个乞丐。暴徒终于散去，阿姆丽塔扶着我在肮脏的月台上坐起来。刚才的一幕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潮水，短暂的肆虐后又迅速退去，眼前的人海又恢复了混乱但无害的模样。不远处一个老头儿蹲在一把巨大的正在沸腾的水壶上，混乱中那水壶竟然奇迹般保持着平衡，没有丝毫倾倒的迹象。

“对不起，对不起。”终于喘匀了气以后，我不停地对阿姆丽塔道歉。危险终于过去，阿姆丽塔情不自禁地边笑边哭，她紧紧拥抱了我，随即扶着我站起来。我们开始检查维多利亚身上有没有淤青或抓伤，但她偏偏选择这一刻大哭起来，我们俩不得不手忙脚乱地用拥抱和亲吻安抚她。“真对不起，”我再次致歉，“刚才我真是太蠢了。”

“看。”阿姆丽塔说。我低下头，发现自己脚下放着一个毫不起眼的棕色公文包。我捡起公文包，艰难地穿过招徕生意的人力车夫挤了出去。我们在街边找了一处相对比较空旷的地方，靠在一根砖砌的柱子上，人流在我们左右自动分开。我又检查了一下维多利亚。她没什么问题，只是外面的光线更强，刺激得她不停眨眼，显然她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哭泣。

阿姆丽塔抓住我的小臂。“我们先看看公文包里有什么东西，然后离开这里。”她说。

“我过会儿再打开它。”

“现在就打开，博比。”她说，“要是我们历尽艰难，最后拿回去的却是某位商务人士的午饭，那岂不是愚蠢透顶？”

我点点头，拧开公文包上的扣子。包里没有午饭。一叠手稿静静地躺在里面，估计有几百页。其中有的是打印稿，有的是手写的，一共至少有十几种不同颜色和尺寸的纸张。我匆匆翻了几页，确定这些东西真的是诗，而且是英文的。“搞定，”我说，“咱们走吧。”

我合上公文包，打算找一辆出租车。就在这时候，普雷米尔拖着刺耳的刹车声在我们身边停下，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忙不迭跳下车来，激动地嚷嚷着什么。

“幸会啊，”我懒洋洋地说，“二位怎么来得这么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