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们渐渐停止打斗，闷声擦泪，整理衣服、头发。

安庆女孩还在呜呜地哭。

帘子又一动，赵玉墨过来了，两条细长的胳膊叉在腰上，一个厉害的身影。

“阿烦人啊？”玉墨用地道的市井南京话说，“再哭你娘老子也听不见，日本人倒听见了，你们几个，”她指指红菱等，“话多。”

然后她重重地撩帘子，回到女人们那边去了。

女孩们奇怪地安静下来。赵玉墨的口气那么平常，可以是一个被烦透的年轻母亲斥责孩子，也可以是学校监管起居杂务的大姐制止哕里八嗦的小女生。

女学生们此刻似乎非常需要她这么来一句，漫不经意，有点粗糙，不拿任何事当事。

当英格曼神父从十字架前面站起来，思维和知觉一下子远去，他知道自己处在虚脱的边沿上，疲劳、饥饿、沮丧消耗了一多半的他，而他剩下的生命力几乎不能完成他马上要说的、要做的。他将要说的和做的太残忍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一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护，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护。他被迫做出这个选择，把不太纯的、次一等的生命择出来，奉上牺牲祭台，以保有那更纯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

是这么回事吗？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生死抉择权，替上帝做出优和劣的抉择？……

他穿过院子，往厨房走去。

他会以“我的孩子”来开始他的“抉择”演说，就像成百上千次他称呼女学生们“我的孩子”那样。难道她们不也是他的孩子们？奇怪得很，他感到一种冲动，想称她们为他的孩子，他甚至不感到造作和勉强。究竟什么时候他对她们改变了看法？当然没有完全改变看法，否则他不会把她们当成牺牲品，供奉出去。他仍然不尊重她们，但不再嫌恶她们。

他要向她们表示痛心：事情只能这样子，日本人带走的只能是她们。只能牺牲她们，才能搭救女孩们。他会对她们说：“我的孩子们，牺牲自己搭救别人是使一个人人格能达到的最神圣境界。通过牺牲，你们将是最圣洁的女人。”但他在走进厨房的门之前，突然感到这一番话非常可笑，非常假模假式，甚至令他自己难为情。

那么说什么好呢？

他甚至希望她们抗拒，跟他翻脸，恶言相向，这样他会产生力量，对她们说： “很遗憾，你们必须跟日本人走，立刻离开教堂。”

一秒钟都浪费不起了，可英格曼神父仍在满心火烧火燎地浪费时间。

“神父！”法比从后院跑来：“墓园里都是日本兵！他们跳进墙里一直埋伏在那儿！”

英格曼一下推开了厨房的门。他脑子只剩一闪念：但愿这些女人能像所有的中国良家女子一样，温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但英格曼神父在推开的门口站住了。

女人们围着大案板，围拢一截快燃尽的蜡烛，好像在开什么秘密会议。

“你怎么在这里？”法比小声问。

“是我叫她们上来的。”玉墨说。

“十几个日本兵刚才没跟他们的长官出去，守在后院墓地里呢！”法比说。

玉墨无所谓地看了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英格曼神父：“我们姐妹们刚才商议了……”

玉笙说：“你跟谁商议了？！”

玉墨接着说：“我们跟日本人走。把学生们留下来。”

英格曼神父立刻感到释然，但同时为自己的释然而内疚，并恨自己残忍。

法比急着插嘴：“你们真以为有酒有肉？！”

呢喃说：“真有酒有肉我也不去！”

玉墨说：“我没有逼你们，我自己能替一个是一个。”

红菱懒懒散散地站起来，一面说：“你们以为你们比赵玉墨还金贵啊？比臭塘泥还贱的命，自己还当宝贝！”她走到玉墨身边，一手勾住玉墨的腰，对玉墨说：“我巴结你吧？我跟你走。”

玉笙大声说：“贱的贵的都是命，该谁去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