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裸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东西都丢了。

“等等。”我说，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这事儿很奇怪，但我就是说不上来。“你怎么还带着你的冰镐？”我终于问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顶去的时候，将冰镐放在了背包里。”

让-克洛德给我看了那把冰镐的轻木手柄。手柄离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个凹痕。“这是我从桑迪・欧文那儿借来的，你当时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说，“桑迪说他并不介意。”

我点点头。这样倒说得过去。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朋友？”

J.C.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耸耸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耸肩动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轻轻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