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又怎么样呢？我那被白兰地解放了的大脑这样问。
我望着那弯半月，月光如此明亮，给雨林上部的树叶洒上了一层银光，星辰慢慢悠悠地爬向它们的最高点，可在月光的衬托下，那些星星全都黯然失色，我想象着，在未来的徒步行进和登山过程中，我即将做出各种英雄行为，然后雷吉就会因此垂青于我，那时我俩之间的感情肯定更胜于我们现在的纯友谊，或者起码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她早就知道我的生日，费力地运来面粉、糖和罐装牛奶，还在这个村子或者上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鸡蛋，和瑟姆楚比、让-克洛德一起在用来烧饭的露天炉火上把蛋糕烘烤好。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蛋糕可口无比，连巧克力糖霜都那么好吃。蛋糕上还插了23支小蜡烛，一小簇一小簇的火焰燃烧着。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的初恋中，我删除了让-克洛德和瑟姆楚比对这个蛋糕的贡献，删除了理查真心的演唱和鼓掌，以及他那珍贵的礼物白兰地。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
在我放声大哭之前，我努力爬回了我的帐篷，脱掉靴子，挣扎着钻进睡袋，努力让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且希望这是我进入梦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在我睡着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想法其实是，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能活到二十四岁吗？
*
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感觉头疼欲裂，还有些恶心。这情况真让我极度失望，一个多月前，我在锡金得了痢疾，帕桑医生给我治好之后，近来我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年纪最轻，所以我会是此次探险过程中最健康的一个人，可事实证明，我竟然是探险队中身体最不济的那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无法记起今天是哪一天，所以在我爬出我那温暖的睡袋、来到严寒中（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看了温度计，发现最高温度是零下28摄氏度）之前，我看看了我的袖珍日历。这一天是1925年4月29日，星期三。我们穿越锡金的时间落后于诺顿和马洛里所用的时间，不过后来我们一路向西，徒步穿越西藏，前往山城要塞斜格尔镇，后取道南方前往绒布，在长途跋涉过程中，我们走了雷吉给我们指出的捷径，弥补了之前在锡金境内损失的时间。在前几支探险队停留了两夜的村庄里，我们也只停留了一夜。整整一年之前，马洛里、欧文、诺顿、奥德尔、杰弗里・布鲁斯、萨默维尔、比瑟姆和其他高山登山者带着登顶珠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醒来，迎来了他们在大本营的第一天。
我发现让-克洛德已经钻出了睡袋，此刻正在活动，他一边点燃我们那个小普里默斯炉，一边向我说早安。他已经穿戴整齐，而且走到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取回了干净的雪，将之融化，做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杯咖啡。此时没有夏尔巴人像在徒步行进过程中那样，一大早端着热饮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前，不过厨师瑟姆楚比大概正在那个圆圆的大试验帐篷里，用最大一个多烤架普里默斯炉子给我们做早饭。这个试验帐篷是雷吉带来的，在大块防水布不足以为我们遮挡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后，我们便把它当普通用餐帐篷来使用。
我们这次探险一共带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帐篷：较为沉重的A形温伯尔帐篷，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帐篷，前几次珠峰探险用的也是这种帐篷，我们计划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用这种帐篷扎营；另一种是很轻但十分坚固的米德式A形帐篷，可用于高山营地；最后就是这种雷吉带来的圆顶试验帐篷。营地运动公司制造的一种特殊框架半球形帐篷就是以这种帐篷为原型，外壳采用双层提花布料制成。我们给这个帐篷起了个名字，叫“雷吉的大帐篷”，它有八根弧形木支柱，每一根柱子都可以从中间折叠，方便托运。这种帐篷的帐篷底防水布是和帐篷缝制在一起的。我曾经见过，在这里的严寒气候中搭建这顶帐篷时，雷吉和帕桑监督夏尔巴人铺了另一块更厚的帐篷底防雨布，雷吉说这块防雨布是飓风工作服制造公司为她特制的。这款特别的圆顶帐篷里不仅有两扇窗户——我们的其他帐篷当然只有系带式出口而没有窗户——还有系带式大门，构造相当复杂，但防风功能很强大。此外，大帐篷装有通风设备或者说是烟囱通风帽，这东西可以朝任何方向旋转，以适应风向。这个帐篷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舒舒服服地睡觉，在吃饭时间，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挤进去八九个人。
雷吉和帕桑在我们徒步行进过程中第一次搭建起这个圆顶帐篷时，理查没好气地说这个精巧的设计还真像是个没有了冬青树枝的圣诞葡萄干布丁。
然而，事实证明，相比我们的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式帐篷，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防风效果，这个大帐篷都要更胜一筹。在我们留在大本营的头几天，我记下了这一点：未来的探险队应该携带小型半球形帐篷，或许还要搭配四个铰链连接的弧形支柱，而不是八个，可以用来在最危险的营地里扎营，比如山上的四号、五号、六号营地，甚至是七号营地，如果这个较高的营地能够被搭建起来的话，在这些地方，只能从冰雪之中开凿出搭建帐篷的平台，或者费力把可以移动的岩石挪开。这种圆顶帐篷在山上不仅占地较小，而且今天这样的呼啸狂风只能吹过这顶大帐篷，对它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与此同时，A形帐篷已经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发出的巨响像是很多支步枪在同时发射。
“天气怎么样？”我一边从J.C.那里接过我的第一杯热咖啡，一边睡眼蒙眬地问道。
“你自己看看吧。”我的朋友说。
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一面蹲伏在带子系得很紧的帐篷开口，向外看。
那绝对是一场大暴风雪。我连附近的帐篷都看不见了，甚至是中央大帐篷也不见了踪影。
“哦，该死的。”我低声说。我原本觉得我们的帐篷里已经够冷的了，可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吹透了我的两层长内衣和第三层我睡觉时穿的内衣，险些没把我冻死，“理查昨晚去一号营地那里探路回来没有？”
如果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登山领队在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暴风雪困住，然后被冻死，那该有多讽刺，多悲伤啊？
J.C.点点头，抿了口咖啡。“他半夜回来的，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雪了，狂风也更大了。他的贴身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说，他的面罩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理查饿坏了。”
“我也是。”我把我的咖啡一饮而尽。我还是很恶心，头也疼得厉害，不过我相信，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儿，“我马上穿衣服，如果能过得去的话，我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时见，你说怎么样？”
*
4月18日，我们仍在徒步向珠峰行进，这一天，我们与土匪狭路相逢。
到了这时候为期五个星期的徒步跋涉已经过半。我们在较大的西藏城镇定结县扎营了两个晚上，并且决定不转向雅鲁楚山谷，虽然那里可以看到珠峰，可那里气候恶劣，常年云雾缭绕，雨夹雪、暴雪和狂风天气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沿着主要贸易通道，向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电光火石之间，一群人骑着马咯噔咯噔地冲下山来，把夏尔巴人和他们牵引着的骡子赶到前面，和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团团围住。
这些骑马的人大约有60个，全都穿着精致的皮革和野生皮毛衣服，戴着长帽檐的帽子。他们的脸、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更像是亚洲人，而不像我们在西藏这两个半星期徒步跋涉途中所见过的村民。这些强盗不是留着大胡子，就是蓄着小撮胡子，而那个土匪头子则是个大块头，胸肌发达，拳头特别大，脸上的毛发和他帽子上的毛发一样多。他们全都拿着步枪，既有看上去很像19世纪毛瑟枪的枪，也有古印度陆军用的后膛枪，更有一战期间使用的现代恩菲尔德式步枪。我知道雷吉和帕桑每个人都带了一把步枪，就在他们的枪套里，是用来打猎用的，而且在利物浦的时候，我偶然间看到理查把一把肯定是他服役期间用过的韦伯利左轮手枪放在了他的背包里，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行动，把他们的武器取出来，而是任由这些土匪飞奔过来，在我们周围踏来踏去，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作一团。
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称不上老虎的夏尔巴人，看上去都吓坏了。帕桑倒是一副倨傲的表情。骡子的日常行程被打破了，不由得一阵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我的西藏小白马想要脱缰逃跑，可我站稳脚跟，死死抓住马鞍，把马的一半身体拉离了地面，直到马儿平静下来才松手。
土匪们骑的都是身形较为高大的蒙古矮种马，毛发粗浓杂乱，可鬃毛和尾巴都被精心交错编织在一起，相比我们这些可笑的小马，它们在体形上更为接近真正的欧洲马。
红色的尘埃终于落定，土匪们把我们分成两组包围起来：绝大多数土匪在包围夏尔巴人挑夫和矮种马，而那个匪首则带着大约12个武装土匪把我、雷吉、理查、J.C.和帕桑团团围住。这许多步枪虽说没有直指我们，但我们依然是土匪们的射击目标。我瞧着这些人，脑海里闪过唯一的念头，我们不知怎的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过去，遇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一部分游牧部落。
雷吉走上前去，开始用藏语和强盗头子飞快地交谈，不过用的也可能是某种西藏方言。在亚东、帕里、康巴镇及其他很多我们路过的较小村庄里，雷吉都用藏语和领主及村民说话，主要是为了买食物讨价还价，或是为了在他们的村子附近扎营，可她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听上去并不太像她之前用的那种藏语。
这位匪首露出一副坚固的白色牙齿，他说了几句话，结果他的土匪同伙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雷吉和他们一起笑，因此我只好认为那个匪首不是在占她便宜。（没准儿是在拿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开涮。）只要这些土匪不向我们开枪，我对此倒也无所谓，可就在我胆怯地寻思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些强盗抢走了我们的骡子、装备、氧气罐、帐篷、食物、雷吉的和布罗姆利夫人的钱，那我们的探险也就泡汤了。
土匪头子咆哮了几句话，依旧像个疯子似的咧着嘴笑，然后雷吉给我们翻译：“可汗说，今年去珠穆朗玛不吉利。他说所有的魔鬼都已苏醒，而且非常愤怒。”
“可汗？”我傻兮兮地重复了一遍。或许我们穿过了某种时空隧道。不管什么原因，这都不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包围了我们。
“吉米可汗。”雷吉说。她对这位名字古怪的匪首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走回一头骡子边上，之前帕桑一直把这头骡子拴在她的白色矮种马后面。她拿着两个比较小的装货箱走了回来。她先是微微鞠了一躬，带着笑容说了几句话，然后便把第一个箱子呈送给了可汗。
他从皮带里抽出一把比阿拉伯人的半月形刀短不了多少的弯刀，把箱子撬开。箱子里有一些稻草，稻草上放着一个很有光泽的红木小盒子。可汗把装货箱扔在一边，几个他的人连忙驱赶他们的坐骑蜂拥着凑到近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家伙身上散发着足以熏死人的气味儿，有马味儿，人的汗味儿，烟味儿，大粪味儿，还有马汗味儿。
可汗把刀放回刀鞘，从那个红木盒子里拿出两只美国制西式左轮手枪，枪上装有镀铬自动剥线器，配象牙手柄。子弹盒表面包裹着红色丝绒。其他土匪一齐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听上去像是又羡慕，又生气，又嫉妒。可汗骂了他们几句，他们便乖乖地不吭声了。另外一队包围着我们那些被赶到一堆的夏尔巴人，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们。
雷吉用那种西藏方言说了几句话，并把第二个较大的箱子交给可汗。他又一次撬开纸板箱，这次他举起一个盒子，冲他的人喊了几句。
这个装货箱里堆着一盒盒独具风味的约瑟夫・朗特里牌英国巧克力。可汗开始把这些盒子抛给他的手下。突然之间，绝大多数土匪喊了起来，并开枪，我们的夏尔巴人只能拼命抓住那些马和骡子不松手。我再一次把我那吓坏了的小马前蹄拉离了地面。
可汗打开了第一个盒子，剥开包装纸，里面是一块精致的椭圆形巧克力，然后美美地吃了起来，而他那些脏兮兮的手指都快和巧克力一个颜色了。
“杏仁巧克力，”他用英语说，“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您喜欢这些。”雷吉说，这回她也说起了英语。
“当心那些魔鬼和耶蒂。”吉米可汗说。他开了一枪，用踢马刺踢了一下他那匹毛发粗浓杂乱的马，然后这匹蒙古铁骑便朝着他们来时的东北方向疾驰而去，消失在了一片红色的尘埃之中。
“老朋友？”我们重新组成了一排长队，再次朝着定结跋涉，这时候理查问道。
“有时候会有生意往来。”雷吉说。她的脸被那些大马扬起的尘土染成了红色。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落满了尘土，下起了冰冻毛毛雨，我们身上那一层泥土很快就变成了红色泥浆。
“吉米可汗？”我听见自己提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承袭自他的父亲。”雷吉一边说，一边用力拉她那匹固执的小马的缰绳，牵引着它踏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向着海拔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
*
我们被困在大本营的前三天里，理查简直快发疯了。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失去了理智，我担心自己就快没命了，因为这该死的高度让我的头一直疼个不停，一天至少呕吐一次，而且胃口尽失，晚上还睡不着觉。每翻一次身，我都不禁气喘吁吁，本就睡得不踏实，一喘粗气就会醒来，只能艰难地喘大气，而我躺在帐篷底下的那些石头上，到了转过天来的夜里，我的身体都对这些石头有印象了。这真是太荒唐了。大本营的海拔只有16500英尺啊。要到了北坳之上，真正的攀登才算开始，那里的海拔几乎比这个低矮大本营高一倍半。16500英尺并没有比我去年嬉戏过的一些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峰高出很多，我不停地对自己这样说。为什么在那里没问题，在这里却问题一大堆呢？
你通常在那些山峰上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呆子，那个有推理能力的我解释道。你可是在这里住下来了呀。
在这悲惨的三天里，我压根儿就不想听到那个该死的理性自我说三道四。我还拼命不让别人发现我的情况，可让-克洛德和我住在同一个温伯尔帐篷里，不仅听到了我呕吐的声音，我在夜里的喘息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看到我手脚撑着睡袋，像条病狗似的气喘吁吁。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在我们在雷吉大帐篷里一起开计划会议的时候，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了我有些无精打采，可他们什么都没说。我能看得出来，雷吉和理查都没有因高海拔而出现不适，在留在大本营的第二天，让-克洛德轻微的高空病就消失了。
虽然这里极度寒冷，狂风大作，气候也很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整日蜷缩在帐篷里度过我们在大本营的头几天。在第一个整天之中，暴风雪铺天盖地，气温只有零下29摄氏度，我们还是冒着暴雪蹒跚而行，把我们的全部装备都卸了下来，并且整理妥当。这里没有草给骡子吃，所以几个夏尔巴人把它们赶回了初东村，我们把牦牛拴在了半英里外一个有遮蔽的地方，那里比较靠近我们北面的一条河，这些毛茸茸的可怜牲畜可以把爪子伸进岸边飘动的雪里，寻找到非常少的一些草料。
我们还在帐篷边上搭建了一个大温伯尔帐篷，给让-克洛德当工作室，他在那里检查氧气罐、装氧气罐的架子、普里默斯炉和我们的装备。他的工具可比一年前可怜的桑迪・欧文用的工具强多了，而那时候欧文就是用那些工具出色地完成了他那些修理和维护工作，临时建造了绳梯，还改造了吸氧装置，可让-克洛德的这套工具依旧相对落后。让-克洛德会金银锡的焊接，却不会铝和钢铁的焊接；在具备合适工具的前提下，可以拆开照相机、手表、火炉、提灯、冰爪和其他东西并把它们重新组装好，可他没有多少备用零件来做替换；他可以把金属恢复原形，可如果某些东西严重损坏到无法复原了，他并不能锻造出新的金属制品来。
很幸运，经过了两天的测试之后，让-克洛德告诉我们，我们那100个氧气罐中，只有14个漏压了，而这14个中的9个只是部分漏压。而理查告诉过我们，去年诺顿、马洛里和欧文的探险队一共带了90个氧气罐，却有30多个漏压。在抵达斜格尔镇进行盘点之际，他们那30个氧气罐里的大部分氧气都漏光了，根本成了废物。有了桑迪・欧文在去年徒步行进途中重新设计的马克五号吸氧装备，再加上几位天才的进一步改进，包括乔治・芬奇、让-克洛德和他那位曾经是铁匠现在是钢铁制造商的父亲，特别是在垫片、阀门和流量表等几个方面的改进，效果果然十分明显。就算我们此次探险没有成功——甚至就连我们要在珠峰较低处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尸体这个有限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也决不会是因为缺乏夏尔巴人口中的“英国空气”而败北。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无所事事。在第二天，我们先是费力地把牦牛和骡子背驮的物资重新装到了挑夫的背篮里，其他板条箱有的放在大本营里，有的被放在一边，留待将来运到一号、二号或三号营地里，然后我们四位大人和帕桑单独在雷吉的大帐篷里开会，敲定我们的策略。
“我们登顶的日期依然定在5月17日。”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四个人伏下身体看雷吉帐篷中的圆形铺地防潮布上的地形图和手绘地图。我们头顶上悬挂着的一盏提灯不住发出咝咝声。帕桑站在阴影之中，守卫着已经系紧的入口，以免冷不防有人闯进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珀西表弟？”雷吉问。
理查用那个冰冷的烟斗轻轻敲着他的牙齿——帐篷里的空气太浑浊了，充斥着湿羊毛的气味儿，再加上点儿烟味儿也无所谓——说：“一路上在每个营地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搜索，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你的目标依旧是珠穆朗玛峰。”她说。
“是的，”理查清清喉咙，“如果有必要的话，在登顶小队成功之后，我们可以花时间继续搜索珀西瓦尔勋爵的尸骨，一直到季风季节真的光临此地为止。”
雷吉笑着摇摇头。“我非常了解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高海拔攀登记录且没有登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在吸氧装置失灵之后，布鲁斯犯了心脏病，出现了外伤性休克，而且被冻伤了。1922年，莫西德、诺顿和萨默维尔的身体都很虚弱，根本不能安全下山，跌向了那块突出的冰石，还是纠缠在一起的绳子救了他们的命，而且马洛里根本不可能用绳索把他们仨拴住防止他们滑落。高山攀登的挑夫不是死于大脑栓塞，就是因为摔断了腿而丧生，其他挑夫则由于严重冻伤而被遣回。去年，因为得了雪盲症，诺顿疼得尖叫了六十个小时……”
理查挥挥手，打断了她的反驳。“没有人说这座山不会让我们遭受重创。我们可能都会没命。但也有可能，即便我们在5月17日登顶了，我们中有人，或者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良好的状态下，指挥老虎夏尔巴人去寻找珀西。我们具有前几支探险队都不具有的优势。”
“愿闻其详。”雷吉说。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好奇得要命，我承认我自己也相当渴望听一听理查的解释。
“首先是氧气装备。”理查说。
“前三支探险队中有两支用的都是类似的氧气罐。”雷吉说。她的声音非常平静。
理查点点头。“的确如此，可他们的氧气罐远没那么好。而且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乔治・芬奇肯定，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以前大多数登山者使用氧气罐的时间太晚，用量也太少。甚至是在大本营，高空病就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储备的体力了。我和你能够适应这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可你也看得到，只是17,000英尺的海拔就已经对一些夏尔巴人和……其他人产生影响了。”
他的目光只是从我身上一闪而过。
“在北坳之上，”他接着说，“特别是8000米之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开始衰弱。不只是累了，疲倦不堪，而是真正的衰弱。前几支探险队往往只是到了北坳之上，才少量发放氧气罐，甚至对挑夫也是如此。之后也只是在登山的时候才发放氧气罐。我计划我们从三号营地开始就使用氧气，有需要的时候，老虎夏尔巴人也要用，搭建帐篷的时候也要用。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和帕桑在北坳待了两个星期，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登上了更高的地方。”雷吉说。
“整个过程中你是不是非常痛苦？”理查问。
她低着头。“是的。”
“晚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或者能睡得着吗？”
“不能。”
“即便是还有食物的时候，你有胃口去吃吗？”
“没有。”
“在你在那个海拔高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需要融雪做汤或想喝水的时候，你能鼓励你自己去取雪，并且点燃普里默斯炉吗？”
“不能。”
“你们是不是几天之后就会脱水、头疼和呕吐？”
“是的，”雷吉叹气道，“到了珠峰上就会这样，不是吗？”
理查摇摇头。“这是因为在珠峰将近8000米和以上的高度，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虽然在夜里吸几公斤氧气无法阻止这种缓慢的衰弱过程，但它可以稍稍延缓这个过程。让我们在一定的高度多停留几天，想清楚，适当地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发挥作用。”
“理查，这么说，我们从北坳向上攀登时都要用英国的空气吗？”让-克洛德问。
“是的。而且在北坳上也得用。我可不想变成傻瓜，女士和先生们，这座山让每个人都变成蠢人，还会让人出现幻觉。至少在冰瀑脚下的三号营地就会出现这些症状。1922年，我和绳子上的第四个人一起爬了两天……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是幻觉。如果能日夜使用氧气，就算流速很慢，也能减少那种致命的糊涂状况。我希望这些氧气足够支撑我们到达顶峰和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
我看得出来，雷吉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可她有什么选择呢？她一直很清楚，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登顶（不过病了两天，对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只能相信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上山和下山途中寻找珀西，如果我们能“下山”的话。
*
在第四天早晨，暴风雪终于出现了减弱的迹象，我们在大帐篷里重新开会，仔细检查理查的行动计划。“每一支英国探险队都由军人率领是有理由的。”我们俯身围在珠峰地图周围时理查说。他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雷吉的脸上，看我和让-克洛德的次数要少很多，我知道，他这是要做最后努力，说服雷吉。“这种攻顶方式，也就是先到一号营地，然后到二号营地，以此类推，到六号或七号营地，然后尝试登顶，属于经典的军事包围战略。”
“就像‘一战’期间的围攻战？”雷吉问。
“不，”理查带着终极结论的语气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为期四年的愚蠢战壕战。为了拿下几码土地，一天内会有数万条性命白白葬送……第二天，在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下，这几码土地又会得而复失。不，我现在说的是中世纪以来的经典围攻战。就像对约克城康沃利斯将军的围攻，围攻一方是你们的将军，杰克……华盛顿……这一招是他的法国朋友教给他的……”理查冲让-克洛德点点头，“……这人就是拉斐特。在敌人无法撤退的地方将他们包围，那是在一个半岛之上，只要法国军舰能挡住英国皇家海军不去救康沃利斯和他的人，他们就插翅难逃。接下来便是炮轰。在轰炸之下，一码接着一码地向前推进战壕，一英里一英里地前进，一直前进到敌人的防区附近。随后发动最后的快速攻击……必胜。”
“可你们那些英国将军没有一个在珠峰之上，”让-克洛德说，“把他们的战壕推进到峰顶近处，然后发动最后的成功冲刺。”
理查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能看出来他有些心不在焉。或许是雷吉那坚定目光的缘故。“1922和1924年的探险队都计划在27300英尺左右建立七号营地，却都没能实现这个目标。马洛里和欧文，以及在他们之前尝试登顶的我们其他人都从六号营地，也就是26800英尺的高度开始攻顶。”
“这之间不过只有500英尺的差距。”雷吉说着将目光移到绒布冰川和珠峰的地图上。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登上500英尺垂直距离意味着需要半天时间。”理查把玩着他那个并未点燃的烟斗，“这属于无谓的付出。”
“因为挑夫筋疲力尽了，诺顿和马洛里不是没能建起七号营地？”我问。我听说过这个消息，也看过所有的报道，“他们不能把帐篷运到更高的地方去？”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理查说，“不过那些正式登山者因为在六号营地上方背运物资也全都筋疲力尽了。1922年那次我和芬奇也是如此。再说了，七号营地一直是为了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发动最后的攻顶而准备的。在马洛里决定由他和欧文带着氧气罐进行登顶尝试的时候，再多爬500英尺的垂直距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可你却觉得区别甚大。”雷吉说。
“是的。”即便她在讽刺，理查的语气也表示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把烟斗柄抵在用墨水画出的六号营地上方、北部山脊与长长的东北山脊相交处下方的一个地方，“问题不只在于那里的海拔，虽然那也足以令人感觉衰弱。越接近东北山脊，那些板岩就越陡峭，可压紧的雪会少很多，也很少有地方能开凿出够搭建一个帐篷的平台，登山者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挪动石块创造出一个平台来。可最重要的是那里狂风肆虐。六号营地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越靠近东北山脊，大部风时间都会有狂风。就连登山者都会被卷走，更不用说帐篷了。”
“理查，你原本就打算从25,300英尺的五号营地快速攻顶的，”让-克洛德说，“我们三个登山者只带着背包、面包、水、巧克力，或许还要带着旗子插在顶峰之上。”
理查苦笑一下。
“或许还要带帐篷袋，”我说，“如果我们下山时，在爬下第二台阶或第一台阶的时候，正好赶上日落时分，就用得上了。”
“啊，有一个困难。”理查边说边搓着他那长满须茬的脸颊，刮擦声清晰可闻，“没有人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露营一夜后还活着。在四号、五号、六号营地，待在帐篷里，带着可正常工作的普里默斯炉，想活下来非常难。所以我才决定我们必须从七号营地发起攻顶，抑或像马洛里和欧文那样，在下面的六号营地进行尝试。但要早一些出发。甚至还要像雷……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建议的那样，夜里就出发。那些小头灯效果非常好。不过我还没有想出在天亮前或天黑后登山时，怎么不被冻死。”
“说到求生嘛，”雷吉道，“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她走出帐篷时雪吹了进来。帕桑一直待在后面，重新绑好了门绳。
理查看着我们，可我们耸耸肩。没准儿他说了什么话让她不高兴了。
几分钟之后她从她自己的帐篷里回来，把雪从她那一头漆黑的长发上抖落，她怀里抱着许多衣服，一开始我们以为她又拿来了几件芬奇鹅绒服。
“你们三个以前笑话我居然带着脚踏缝纫机徒步行进。”她说。没等我们开口，她接着说道，“不，我听到你们几个发牢骚了。你们说那可是半个骡子的负重。在徒步行进的途中，晚上我在我的大帐篷里缝纫衣服，你们能听到脚踏板的声音。我听到你们窃笑来着。”
我们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她说着把那一大堆体积庞大但十分轻盈的东西递了过来。
那是三条缝纫好的鹅绒长裤。我心想，所以在种茶场的时候她才会要走了我们三个人的尺寸。
“我认为芬奇先生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她说，“通过登山者所穿的丝绸、棉和羊毛内衣与裤子，依旧会失去很多身体热量。我做的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几个人、帕桑和八名老虎夏尔巴人穿。我不能保证穿上这衣服，我们每个人都能在28,000英尺以上活着露营一夜，但这样我们至少有机会可以在天亮前和天黑后继续行动。”
“这些衣服会被扯破的。”理查说。我和让-克洛德正忙着脱掉我们的靴子，扭动着身体穿上我们新的鹅绒裤。
“这些裤子同样采用了芬奇先生制作大衣用的那种气球织物，”雷吉说，“而且，所有的裤子外面我都罩了一层蜡棉。非常轻。比你们穿的芬奇羽绒服还要强韧。请注意看你们所有人的裤子，里外都有纽扣、背带或裤裆开口部位的纽扣。和你们说，裤裆开口部位这些纽扣可是费了我很多额外的功夫。”
听到这话，我的脸红了。
“我还用最后一些气球织物做了几件带纽扣的鹅绒兜帽，搭配芬奇做的羽绒服，”雷吉说，“而且我得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使用缝纫机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理查使劲儿咬着冰冷的烟斗，沉着脸，“你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气球织物？”
“我牺牲了种茶场的热气球。”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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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让-克洛德戴着我们的三层手套，穿着芬奇的外套、雷吉的裤子、沙尔克顿防风夹克、雷吉刚刚做好的扣子鹅绒兜帽，还有非常结实的鹅绒裤蜡棉罩层，顶着飞雪，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在大本营周围溜达了二十来分钟。有了我们的三层连指手套、皮制羊毛飞行员帽子、新的兜帽、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和护目镜，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居然感觉异常暖和。
雷吉全副武装完毕后也出来了。我心想，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人了。事实上，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人。
“我感觉自己真像米其林轮胎先生。”让-克洛德透过内衬羊毛、罩住脸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口部罩盖哈哈笑。我和雷吉也笑了。我曾见过米其林轮胎先生的海报和广告牌，那是一个矮胖的品牌广告形象，通身都由轮胎制成，自从1898年开始在巴黎推出。
“再背上氧气罐，”雷吉说，“我们感觉我们像极了火星人。”
“我们就是火星人。”让-克洛德哈哈大笑。
当时我猛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里，我们或许会感觉自己不再是在进行人类的登山活动，不会再与岩石、冰雪和这个世界互动。
理查从他的帐篷里出来。他拿着他的长冰镐，穿着芬奇的羽绒服，戴着全套手套和护头装备，可腰部以下依然穿着厚实的英国羊毛提灯裤、绑腿和皮制登山靴。
“反正我们也都出来了，而且看来今天天气会变晴。”他说，“我们三个人运一些温伯尔帐篷到一号营地去，然后查看一下那里的冰川情况，你们说怎么样？这样连冰爪和短冰镐都用不到。”
“不带老虎夏尔巴人？”雷吉说。
理查摇摇头。“就让这第一次侦察只有登山者参加吧。”
我们回去取了更大的背包，一些绳子和长冰镐。在理查的监督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负重40磅到50磅，包括帐篷零件、支柱、更多的绳子、单个氧气罐、普里默斯炉和一些罐头食品，就连雷吉也背了全部负重。帕桑只穿戴着他在大帐篷里时穿戴的棉袍和围巾，双臂抱在胸前站在外面，满脸怒容，一副不赞成的样子，盯着我们四个人顶风冒雪，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岩石屏障，登上了遍布砾石和冰雪的绒布冰川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