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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玛峰依旧在40英里[1]开外的地方，可在喜马拉雅山脉众多白色高峰的轮廓线之中，它依然是最显眼的一座，抬头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这座高峰。我怀疑理查带了一面英国国旗来，准备将它插到峰顶上。不过现在我可以看到，这座高山已经有了细长三角旗。一片白色的云雾和浪花溅沫般的飘雪，在自西向东的狂风吹拂下，滚滚翻腾着，足有20英里长；在珠峰雪顶的东面，一片白色羽状物在较低的山峰上方从右到左打着旋儿。
“我的天哪。”让-克洛德低声说。
算上帕桑在内，我们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尔巴人挑夫赶着牦牛在后，我们几个爬上了庞拉山口东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们身后几码[2]远的地方，位于山口高点之下，抓着J.C.那匹小白马的缰绳，庞拉山口上的风太大了，这匹马受了惊。过了庞拉山口，就到了绒布冰川和珠峰。此时我们四个人只能躺在砾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则就会被风卷走。
我们随随便便向右侧躺着，很像罗马人在宴会上躺在长榻上一样，理查离我最远，用右手手肘支撑身体，左手稳稳拿着军用望远镜；他旁边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来像是倒转的感叹号，她用双手扶住一个海军式望远镜，抵在她前面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她的旁边是让-克洛德，他比我们几个坐得都直，眯缝着眼睛透过护目镜看着南方；最后是我，我靠着右手手肘斜撑着身体，处在他们三个人的后面。
我们几个都戴着宽边帽子，好遮挡阳光，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阳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几个星期里，我被晒得快着火了，身上直脱皮，难受得不得了，显然桑迪・欧文曾经也受过这罪，我们三个男人把我们脑袋上的帽子尽可能向下拉，以便抵御狂风，而雷吉则戴了一顶非常奇怪的男士软呢帽，左面、前面和后面的帽檐很宽，右边则用纽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调节的带子，绕过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紧。她说她是在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时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帽子。
我们一个个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声说出圣诞礼物：“在西边，那座高山名叫卓奥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阴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两万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东面那里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还有马卡鲁峰，”理查说，“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声说。人们可以征服美国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但对于这些有着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们或许就连山麓小丘都无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状山口，是连接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间的低点，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据雷吉和理查说，一般情况下，前面几支探险队队员在向西前往协格尔镇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绕道定结县以西的雅鲁山谷，向上爬一段距离，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过去五个星期我们都是顶着厚厚的低矮云层艰苦跋涉，时常还要冒着冻雨和飞雪前进，因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庞拉山口顶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边，身下是发红的泥土和坚硬的岩石，这还真是一个奇异的亲密时刻呢。她把镜筒弄稳，好让我透过望远镜往前看。
“我的老天。”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会说的几个字。
虽然我年纪不大，在锡金的时候我度过了我的二十三岁生日，可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登山经验，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从远处看似乎无法攀爬，可到了特别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发现攀登路线，或许还会有极易攀爬的路线呢。可珠穆朗玛峰看上去……是那么巨大、那么高耸、那么白，风是那么大，而且无限遥远。
让-克洛德爬过去借用理查的望远镜。
“从这里看不到北坳或东绒布冰川的高点，因为中间有很多山挡住了视线。”理查说，“不过朝东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顶峰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吗？”
“我能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浪花溅沫般的羽雪。”让-克洛德说，“现在东北山脊上刮的什么风？”
理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峡谷，他们现在都称之为诺顿的大深峡谷，从顶峰三角岩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声说。
透过雷吉那个两个镜筒贴得太近的望远镜，我压根儿不可能看清那道峡谷是否填满了雪，是否是个雪崩随时会爆发的夺命之地。
“春季的狂风真是太好了。”雷吉说，庞拉山口上狂风大作，呼啸着，咆哮着，从砾石之间刮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了，“风吹走了季风季节和冬季的积雪。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赶快去到那座山，开始攀登，几乎把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事儿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表面原因抛到了脑后。一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那座难以攀登且异常危险的高山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狂风在那里肆虐，我便不由得浑身发抖。
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
4月27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徒步跋涉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狂风肆虐的小村庄初东村外过夜，转过天来，我们穿过一条18英里长的山谷，朝绒布寺进发，绒布寺距离绒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远，而我们的大本营就应该设在那里。
“绒布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雷吉给出了答复：“雪之寺。”
我们在这座暴露于狂风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长时间，请求拜见神圣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诺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一场赐福法式。“夏尔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样笃信这个，”在我们等待期间雷吉解释道，“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大本营之前，得到这样的赐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儿，何况我们还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们的愿望破灭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锡罐从混凝土台阶上滚下来时发出声响的喇嘛叫人捎信来说，此时他与我们见面“不祥”。这位神圣喇嘛派来的人说，如果神圣喇嘛感觉他出现给我们赐福是吉祥的，那么札珠仁波切将召唤我们回到绒布寺。
雷吉对此感觉非常惊讶。她说，不管是绒布寺里的普通喇嘛，还是这位神圣喇嘛，她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当她问到一位她认识的喇嘛，为什么札珠仁波切拒绝见我们，这位光头老人回答了她，他说的是藏语，雷吉给我们翻译了过来，意思就是：“占卜结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经苏醒，十分愤怒，更多的魔鬼即将到来。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跃起来，愤怒异常……”
“人熊雪人？”让-克洛德问。
“耶蒂，”理查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无处不在长满毛发的类人怪物。”
“……你们的布鲁斯准将三年前向我们保证，所有英国登山者都属于英国一个大山崇拜的教派，他们都是来珠穆朗玛峰进行神圣朝圣之旅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布鲁斯准将撒谎了。你们英国人并不崇拜那座山。”那个老喇嘛一边说，雷吉一边飞快地翻译。
她用抑扬顿挫的藏语说了几句话，并鞠了一躬，包括帕桑在内的我们五个人便退出了这位神圣喇嘛所在的地方。那位老人继续转起了祈祷轮。
我们又回到了外面的大风之中，她呼出一口气：“糟透了，先生们。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能攀登高山的老虎夏尔巴人，都非常非常希望得到这份赐福。我们现在得建好大本营，然后我会回来，努力说服神圣喇嘛，让他相信我们这次登山值得他为我们赐福。”
“如果那个老家伙不愿意赐给我们他那该死的祝福，那就祝他下地狱。”理查咆哮着说。
“不，”雷吉说着身体一晃，优雅地跨上了她的小白马，“如果我们没法为我们的夏尔巴人得到赐福，那么该下地狱的人就是我们了。”
*
那还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过了噶伦堡之后，我们扎了营，这时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来找理查。
我注意到帕桑医生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走进营地，雷吉和这个人聊了起来，可除了穿着传统的夏尔巴人尼泊尔式服装外，他还戴了一顶印度人的棕色无檐帽，而且这个陌生人一身棕色皮肤，留着黑色大胡子，我本以为这就是个特别高的夏尔巴人，没准是帕桑的亲戚来这里看我们。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不过靴子已经穿得很旧了。
结果证明，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白人，还是个英国人，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人。
在整个营地里开始窃窃私语这个陌生人的身份之前，理查的贴身夏尔巴人尼玛・特仁已经过来请我们的朋友了。“有位先生想见你，大人。”尼玛带着一如既往的灿烂笑容对理查说。
理查和让-克洛德一直在摆弄氧气罐流量开关，他闻言抬起头看我们的访客，只见此人留着大胡子，穿着尼泊尔农夫的衣服，脚上却穿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他连忙跳起来，慢跑几步握住那人的手。我以为理查会把这个陌生人带到篝火边，介绍给我和让-克洛德认识，结果这两个人却去了附近的河边，那条河将会汇入我们之前横穿的蒂斯塔河，我觉得他俩真是太没礼貌了。透过一排排的树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陌生人像夏尔巴人喜欢的那样，蹲坐在那里，理查则坐在河边一块小砾石上，两人立刻便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那人是谁？”雷吉终于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想要咖啡，这时候我问她。
“K.T.欧文斯。”她说。
我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就算她宣布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二度降临人世，我也不会更为惊讶。
自从我十二岁起，肯尼斯・泰伦斯・欧文斯就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这位“登山家诗人”是一战前英国最厉害的五位仍在人世的登山家之一，不过他还是一位更为著名的英国自由诗体诗人，与死于一战期间的鲁伯特・布鲁克和其他伟大诗人齐名，这些诗人包括维尔浮莱德・欧文、爱德华・托马斯和查尔斯・索利，也与那些为数不多依然活着书写一战题材诗歌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有西格夫里・萨松和艾弗・格尼。
K.T.欧文斯在战争期间一路从中尉升到了少校，并且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他没有写下任何关于那场战争的文字。事实上，据我所知，自从一战爆发以来，欧文斯连一篇诗文都没有写过。在这方面，他和理查很像，战前理查写了很多诗，因此名声大噪。但自从战争打响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字，抑或明显写过一首诗。欧文斯也没有像乔治・马洛里和理查（马洛里常常是在理查的陪同下一起登山）那样，再去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虽然在一战之前，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一个如此著名的登山家。K.T.欧文斯凭空消失了。据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报道，K.T.欧文斯去了非洲，一个人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并且留在了山上。还有人肯定他去了中国，攀登那些无名高山时不幸被当地的土匪杀死了。而最新的权威消息则说，K.T.欧文斯为了净化他在一战中的经历，造了一艘小帆船，想要环游世界，结果在南大西洋碰到了暴风雨后葬身大海。
我再一次透过树枝看过去。K.T.欧文斯就在那儿，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干净的破布，黑色大胡子有些部分已经变得花白，蹲坐在那里，正语速飞快地和理查聊天。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我站起来，拿过我的金属水壶，向那条河走去。
“迪肯先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雷吉说。
“我只是去打点儿水，”我说，“我不会妨碍他们的。”
“一定把水煮开了再喝。”雷吉说。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河边，始终保持与这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树枝。我一边往我的大金属水壶里灌水，一边把身体往左边的树枝靠靠，以便偷听。我这才发现，理查说话的声音非常小，根本听不清楚，不过欧文斯的声音倒是粗声粗气的，他是个大嗓门。
“……我去了非常高的地方侦察，发现山脊上有一道非常危险的台阶，是一面约40英尺高的岩壁，就在峰顶山脊之下……在山谷中，我用望远镜就能看到，爬到……山侧凹地上……我又看到了它……”
什么意思？欧文斯似乎在为第一台阶或第二台阶提醒理查……可能是第二台阶，因为顶峰山脊就在……珠峰东北山脊上。不过我们谁都知道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虽然没有人能登上那么高的山脊去征服它们（特别是更大、看上去更陡的第二台阶），不过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失踪的那一天可能做到了。自1921年那次探险以来，在历届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中，这两道台阶都清晰可见。为什么欧文斯现在要劝理查当心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呢？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用到凹地这个词来指代北坳，而没有说山坳。对于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以后被命名的各种地貌，没准儿这位诗人登山家有他自己特殊的名字呢。欧文斯是不是一个人去登珠峰，然后因为这些位于东北山脊之上的巨大石阶障碍而不得不退回？这两道石阶是主因，再加上山脊线上狂风大作，诺顿和其他人才不得不移动到北壁之上，尝试攀爬近乎垂直的大深峡谷。
“……用固定绳索或许……”从理查的轻声答复里我只听到这几个字。
“是，是，那或许可以，”欧文斯判断道，“不过我无法肯定在……之下有营地或贮藏补给品的地方……”
理查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可能是提醒欧文斯小声说话，因为当他们再聊起来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登山家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了。
“……最危险的部分几乎要算是冰瀑了……”欧文斯急切地说。
冰瀑？我琢磨着。他指的是北坳之下、东绒布冰川最上方的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封雪壁吗？当然了，那里的确很难攀爬，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七名夏尔巴人挑夫就是被那里的雪崩夺走了生命，可为什么那里会是珠峰探险中“最危险的部分”？毕竟两次探险都已成功登上了比那还要高的地方，甚至每天还会把沉重的物资从那面冰壁运上去。那可是登山者和挑夫时常来往的地方。去年，桑迪・欧文临时建造了一架木绳梯，以便挑夫可以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那里。甚至帕桑和雷吉都费力地在那面冰壁上开凿出踏脚处，自由攀登了上去，而且赶在坏天气困住他们之前，他们还到了北坳营地，甚至还向上攀爬了一段距离，当然这些是建立在她的话可信的基础下，而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带来了洞穴探险者专用绳梯和让-克洛德的新12爪冰爪，还有他那个祝玛小玩意，这样挑夫就能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北坳了。
*
“我排列了顺序，”欧文斯粗声粗气地说，“白色，绿色，红色。确保……让它们到高处，非常非常高，而且……”
这句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我一直蹲在河边偷听，突然之间，我的靴子在一块石头上一滑，这时水瓶已经装满了，然后我听到理查说：“嘘，附近有人。”
我只好红着脸，若无其事地盖上瓶盖，站了起来，尽可能表现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漫步回到了营地，也不知道理查和他那位名人朋友有没有透过长满树叶的树枝看到我。
这两人向下游走了一点点，走出了我们的视线，来到一片空地之上，没人可以蹲伏在那里还不被发现，他们俩又非常热烈地聊了三十分钟。然后理查一个人回到了营地。
“欧文斯先生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雷吉问。
“不了，他今天晚上就回去了。希望明天晚上能到大吉岭。”理查一边答，一边非常犀利地看着我，我坐在那儿，那个暗示我偷听的证据，也就是水瓶还在我的手里。在我的脸变得通红之前我赶紧低下头。
“理查，”让-克洛德说，“你从来没和我们说过你认识K.T.欧文斯。”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起过这个人啊。”理查说着自在地靠在一个包装箱上，手肘放在穿着羊毛裤的膝盖上。
“我非常愿意结识K.T.欧文斯先生。”J.C.接着说，我觉得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些许责怪。
理查耸耸肩。“肯[5]这人不喜欢与人交往。他找我谈些事，说完他就走了。”
“他住在哪里？”我努力问出这个问题。
“尼泊尔。”回答问题的是雷吉，“我想是在提扬博泽附近。就在坤布谷里。”
“我以为尼泊尔禁止白人——英国人——居住。”我说。
“并非如此。”理查说。
“欧文斯先生在战后去了那里，”雷吉说，“我想他娶了一位尼泊尔妻子，还生了几个孩子。他得到了当地的接纳。他很少穿越边境到印度或锡金来。”
理查一言不发。
那些白色、绿色和红色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我真想问问理查。为什么那面冰壁，或者说欧文斯口中的冰瀑，会是攀登珠峰最危险的部分？为什么他会说到营地和贮藏补给的地方？在三支英国探险队都没能登上的珠峰北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抑或落了什么东西？
“你是在战争期间认识了欧文斯少校的吗？”雷吉问。
“是的，那时候我认识他，”理查说，“不过那之前我俩已经相识了。”他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很晚了。我们是不是去找瑟姆楚比做点儿吃的，不然今晚我们就得挨饿了？”
*
许多夏尔巴人因为没能得到赐福而怨声连连，在他们的抱怨声中，我们离开了绒布寺，他们一直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结果帕桑医生冲他们大喊了几声，他们这才安静了下来。我们这三十五个人在山谷中吃力地走了2英里，穿过了一条河，朝着绒布冰川的入口走去，然后我们抵达了前三支探险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时候距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绒布寺空等了一场，结果大喇嘛札珠仁波切拒绝接见我们，我们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我承认，在我们抵达大本营所在地的那一刻，我感觉沮丧不已。前三支探险队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这个地方在绒布冰川河谷之内，但南面一道40英尺高的冰碛石山脊正好遮挡了狂风，北面视野开阔，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这里有平坦的地面，可以搭建帐篷（有些地方甚至连大一点儿的岩石都没有），甚至这里还有一个融化的湖泊，马、骡子和以及我们换来的牦牛可以到那里喝水。附近有一条冰河，周围都是人畜的粪便，只有把河水煮开才能喝，但我们更喜欢用融化干净的雪煮水喝，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河水洗个澡。
这里也有前三支英国探险队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破碎的帐篷帆布和破帐篷杆；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弃氧气罐和框架；低矮的石墙，在狂风的吹拂下，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一大堆好几百个废弃的锡罐，罐子尚未生锈，有些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尚未吃过的美食，现在已经腐烂，都是前几支探险队剩下的；在主帐篷区的左边，一条平整岩石线沿线区域明显是厕所。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沟里无数风干了的人类粪便，诺顿和其他人从这里撤走的时候，既没把这个沟挖深，也没有将之填平。
还有更让人压抑的呢，在这片遍地垃圾的马洛里大本营的下坡处，有一座高高堆起的石头金字塔，是前一支探险队用来纪念死在珠峰上的亡魂的。最上面的一块圆石上涂着“纪念三次珠峰探险”几个字，这块圆石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21年凯勒斯”几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在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中遇难的一位医生，而理查也是那次探险队的一分子。在这两块石头下面，马洛里和欧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石头上，同样被刻在上面的还有在1922年那次雪崩中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的名字。这座石头金字塔纪念碑似乎把整座大本营变成了一个墓地。
但不知怎么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珠穆朗玛峰，它与马特洪峰的叠嶂山峦并不一样，那座高峰依然矗立在狂风肆虐的绒布冰川河谷上方12英里处。只有在偶尔不再飘雪、几乎常年环绕珠峰的云雾片刻散开之际，我们才可以看到珠峰的西部侧腹和山脊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可即便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这座山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奇形怪状、巨大无比。珠峰并不像勃朗峰和马特洪峰一样是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山，它更像是一排难以逾越的巨牙屏障之中一颗无比巨大的尖牙。从峰顶和山脊刮起的狂风此刻已经吹过了东边的地平线，不仅在附近的凯勒斯峰上方吹拂，还吹过更高而且非常巨大、非常高耸、非常陡峭、非常雄伟、非常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多山峰，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像是诸神建造的一堵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可以感觉到理查非常不喜欢在这里扎营，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夏尔巴人没有力气背东西再往前走了。理查一直希望我们能在河谷高处距此地超过3英里远的地方建立我们第一个大本营，在之前的几次探险中，那里曾是一号营地或前进营地。不过这片大本营营地已经有16,500英尺高了，虽比难以攀登的珠峰顶峰低了12,500多英尺，但依旧足够高到让我们大部分人在负重60磅时上气不接下气了。根据理查和雷吉所说，一号营地的海拔是17,800英尺，那里是所有珠峰营地中阳光最充足的一个，然而，从珠峰北壁横扫绒布冰川的呼啸狂风却也更为频繁地摧残那里。那里的冰比冰碛石多，而且帕桑医生也曾说过，即便是在比此地低1300英尺的下方，一旦患上了高空病，将更加难以复原。在我们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晚上扎营时雷吉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服了我们，即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第一条帐篷线，如果有人患上了高空病，就可以退到这里来，而理查似乎不再有兴趣为这件事争来争去。他打算把几乎全部高山攀登装备贮存在二号营地，也就是大本营上方6英里处。
这时他把一直背着的沉重装备卸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然后对雷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请你监督在这里建好大本营。我要去河谷上方一号营地侦察侦察。”
“简直疯了，”雷吉说，“你还没到那儿天就该黑了。”
理查把手伸进那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雷吉的电池灯皮头盔。他把头灯打开，然后关掉。“我们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威尔士矿工的新发明是不是管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个老式手电筒。”
“你不应该一个人去，理查，”让-克洛德说，“特别不能一个人到绒布冰川上去。黄昏里，有的冰隙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或许不会爬到一号营地那么远，”理查说，“我的外套口袋里倒是有些饼干，不过如果你们留给我一些热咖啡和热汤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他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正渐渐被阴影笼罩的河谷上方。
雷吉把帕桑叫过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挑夫组织起来，把牦牛和骡子身上的装备卸下来，并且做出决定，哪个帐篷应该搭在这片莫名忧伤之地的哪个区域。帕桑指挥着夏尔巴人把一顶温伯尔大防雨帐篷搬到一片倒塌的石墙内，把帐篷帘挂好，并宣布这是医疗帐篷。立刻就有几个夏尔巴人排队咨询和接受治疗。
我们的山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可珠峰却在我们上方很远的地方闪闪生辉，冰冷、强大，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与世隔绝。它太令我震撼了，我不禁望而生畏。
*
那是我们留在锡金的最后一夜，然后我们就要翻越加里普山口进入西藏，而这一天，4月2日，正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肯定有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们给我办了一场庆生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扎营，村子距离古雅通有十二三英里远，我不记得那座村庄的名字了，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名字，当然也没有驿站旅馆，不过那里却有被我称为摩天轮的东西，理查管那个东西叫“布莱克普尔摩天轮的缩微模型”，而雷吉则说那是“小型维也纳摩天轮”。那个东西非常粗糙，用原木制成，包含四个“乘客车厢”，只比人们可以爬进的木箱子大一点点。就算是至高处，这个“摩天轮”也无法把一个人的双脚抬高到10英尺的高度，他们哄着我坐到其中一个盒子里，而维持这个东西运转的机械装置居然就是让-克洛德在一边向下拉旁边的车厢，而理查则在另一边向上推另外一个车厢。这个奇妙的装置肯定是给村子里的孩子们搭建的，不过我们进村的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孩子，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之前也没见着有小孩。
接下来他们把我停在了所谓的高点之上，村子里全部八栋小茅屋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房顶只比我的膝盖高一点点，然后，雷吉、理查、让-克洛德、帕桑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挑夫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随之他们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声很不齐。我得承认，我坐在那上面，穿着羊毛袜的双腿来回荡着，而我的脸，则涨得通红通红的。
雷吉带来了做美味蛋糕的所有材料，甚至还准备了糖霜和蜡烛，她、让-克洛德和厨子瑟姆楚比用普里默斯牌便携式汽化炼油炉和石砌炉灶烤好了蛋糕，然后那晚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了这个蛋糕。理查拿出了两瓶上等白兰地，我们四个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一直喝到深夜才罢休。
最后，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里，而我则东倒西歪地走出了我的帐篷，仰头望向夜空。这是我们待在锡金期间为数不多没有下雨的几个时刻之一。
我二十三岁了。出于某种原因，相比二十二岁，这个年纪似乎老了很多，却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智慧。桑迪・欧文去年在珠峰遇难时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三岁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二十二岁吧，我觉得，比那一夜在锡金的我要年轻。白兰地的气味令我头昏眼花，我靠在摩天轮其中一根很不结实的支柱上，眼神越过黑色的树梢，继续望着已经升到丛林上方的一轮半月。这一天是周二，再过一天，我即将踏上偏远的土地，进入西藏的高原荒野。
我想到了雷吉。她带女式睡衣来了吗？或者她既穿着日常的衣服，也穿着内衣睡觉，又或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穿宽大的睡衣裤？还是像理查一样裸睡，即便在蜈蚣和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又一次摇摇头，希望能把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倩影甩出我的脑海。雷吉最起码要比我大十岁，或许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