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气色比他好一点儿。如今毕尔德不得不把我的吗啡使用频率从一星期两三次增加到每晚一次，十点准时注射。他教我怎么填充注射筒，怎么帮自己注射。其实并不是太困难，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他还留了一大瓶吗啡给我。我使用两倍剂量，白天里服用的鸦片酊同样也增加一倍。

这使得我白天与夜晚的创作力同时提升。狄更斯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坦白告诉他费克特几乎等于搬进格洛斯特街90号跟我同住，我们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创作我的新剧本《黑与白》。我告诉他我已经有新小说的点子，以英国婚姻法某些奇特面为题材，等3月底《黑与白》上演后，就会开始写。

狄更斯拍拍我的背，承诺会带全家人到戏院捧场。我好奇他能不能撑到一个月后的3月底。

我没有告诉狄更斯，如今我每天晚上注射吗啡睡上一觉后，深夜一两点就会醒来，对另一个威尔基口述我的梦境。我们合作的《古埃及黑暗国度诸神祭仪》已经突破一千页手写稿。

那天晚上狄更斯在爱丁堡表演了一场精彩谋杀案，坦白说，我听得不寒而栗。演讲厅不像在克利夫登时一样过度暖和，却还是有十几名女性昏倒。

表演结束后，狄更斯跟几个观众闲聊几句，而后步履蹒跚地走进他的休息室。回到休息室后他马上告诉我和多尔毕，他发现表演后人们不太愿意走过来跟他说话，也不想留在他周遭。“他们察觉到我的杀人本能。”他苦笑道。

当时狄更斯给多尔毕一份剩余场次名单，多尔毕犯下了以他的饭碗而言致命的错误，委婉地建议狄更斯把谋杀朗读保留在大都市表演，其他小城镇就省点力气。

“老大，你仔细看看这张单子上的城镇，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没有，有什么特别？”

“每星期四场表演里，你安排了三场谋杀案。”

“那又怎样？”狄更斯厉声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觉得他忘了我还在现场。我就跟当初的老演员麦克雷迪一样，端着一杯温度慢慢上升的香槟不发一语，直挺挺站在一旁。

“很简单，老大，”多尔毕轻声说道，“就人类的能力而言，你的告别演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接下来你读什么，都是稳操胜券。所以不论你选择哪些段落，差别都不大。老大，南希和塞克斯这段表演对你伤害很大，我看见了，其他人也看见了。你自己也看见了，更感觉到了。为什么不保留在大城市就好，或者接下来的场次干脆不演那一段了？”

狄更斯连人带椅子一起转过来，离开那面他正用来帮助清除脸上少许化妆品的镜子。我只在他演出塞克斯的时候见过他这么愤怒的表情。“先生，你说够了吗？”

“这件事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多尔毕口气平淡却坚定。

狄更斯跳起来，抓起装着几只生蚝的盘子，用他的刀柄猛力往下砸。盘子碎成五六片。“多尔毕!去你的!总有一天你这该死的过度谨慎会毁了你，也会毁了我!”

“也许吧，老大。”多尔毕说。虎背熊腰的多尔毕一张脸涨得通红，我发誓我看见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但他的嗓音仍然保持温和笃定。“不过，我希望你这次能给我一个公道，承认我的过度谨慎纯粹是为你着想。”

我手里还端着香槟酒杯，惊得目瞪口呆。我意识到我认识狄更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见他对人咆哮(演戏除外)。即使那天晚上在维埃里他说了那么多伤我的话，语气也始终保持平和，几乎有点儿温柔。狄更斯在戏外的真实世界里大动肝火，场面远比我想象中来得吓人。

狄更斯闷不吭声站在原地。我仍旧僵立在休息室内侧，被这场独特对话中的两位主角遗忘。多尔毕走过去把巡演节目单放在他的写字箱上，似乎刻意转身，免得他的老大看见他受伤的表情。他转身回来的时候，看见了我已经看见的画面。

狄更斯在默默垂泪。

多尔毕愣在原地。他还没来得及反应，狄更斯已经——不可避免地、很典型地——上前抱住他，仿佛怀着无限情感。“原谅我，多尔毕，”他哽咽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累了。我们大家都累了。我知道你说得没错。明天早上我们再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些事。”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也在场)，狄更斯不但保留原本三场演出里的谋杀案，还增加了一场。

等我回到伦敦，已经目睹或听闻以下这些事实：

狄更斯持续便血，却怪罪痔疮的老毛病。但多尔毕觉得痔疮不足以说明持续性的出血性腹泻。

狄更斯的左脚和左腿肿到他没办法自行上下马车或火车。只有上下舞台的时候才能看见他正常走路的模样。

他自己坦承心情郁闷到言语无法形容的地步。

在切斯特的时候，狄更斯觉得头晕目眩，还说他觉得身体有点儿麻痹。他对来诊治的医生说他“头昏眼花，觉得身体一直想往后退或转向后面”。事后多尔毕告诉我，每次狄更斯想把东西放在桌上，结果总是把小桌子整个往前推，几乎打翻。

狄更斯说他左手臂变得很奇怪，每次他想用左手的时候，比如拿东西或放东西，都得专注地看着手，然后发挥意志力驱使它听命行事。

我待在爱丁堡的最后一天早上，狄更斯笑着告诉我，他已经不敢举起双手去碰头，特别是他那只抗命的左手，所以再过不久他出去见人以前可能得先请个人帮他梳理所剩无几的头发。

然而，离开切斯特后他继续到布莱克本，而后到博尔顿，一路谋杀南希。

到了4月22日，狄更斯终于倒下了。不过亲爱的读者，我的故事超前了。

从爱丁堡返家一段时间后，我接到一封信。是卡罗琳写来的。信里没有悲情感伤，也没有虚伪造作，她的字里行间不带情感，仿佛在记录她家花园里麻雀的行为。她告诉我结婚半年来，她丈夫乔瑟夫没办法赚钱养家，他们只能靠她婆婆吃剩用剩的度日，她婆婆的经济来源只有她公公的微薄遗产，心不甘情不愿地施舍给他们。而且他会打她。

看到她的来信，我心情相当复杂，主要的感觉——我坦承——是小小的满足。

她没有开口要钱或要我帮她什么，甚至没要我回信，但她在信末签署了“你真诚的老朋友”。

我在书房里端坐半晌。我在想，如果卡罗琳·G——如今的海丽叶·克罗——是真诚的朋友，那么虚伪的朋友会是什么样子。

同一天，乔治和贝西收到一封信。他们俩一直以各自的方式哀悼着，特别是贝西，埃格妮丝的离开比她父母的辞世(没有留给他们任何遗产)更让她伤心。那封信送到的时候我没看见信封，否则上面的字迹(费力书写出来的)肯定会吸引我的注意。

隔天乔治来到我书房外，他干咳一声，然后带着歉疚的表情走进来。

“先生，打扰了。因为您先前好心地关切我们亲爱的女儿埃格妮丝的去向，所以我觉得您会想看看这个。”他递给我一张纸，是印有旅馆商标的信纸。

新爱的妈妈爸爸——我很好，希旺收到信的你门也一样。我的几会结果非常员满。我跟我的爱人麦丹诺下士决定6月9日结昏。结昏以后我会再写信给你门。

敬爱你门的女儿埃格妮丝

我读信的时候，脸颊、嘴唇和全身肌肉都麻痹了，就像我使用过量吗啡或鸦片酊之后的症状。我抬头看乔治，却说不出话来。

“没错，先生。”他喜形于色，“天大的好消息，是吧？”

“这个麦丹诺下士就是带她私奔那个人？”我勉强问一句。即使在我惊呆了的耳朵听起来，我的声音也像被过滤器筛过。

我事前一定知道，乔治肯定告诉过我，这点我很确定。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如果这小子肯光明正大娶我们家小埃格妮丝，那么我应该收回先前对他的严厉批评。”

“乔治，我也希望事情演变成这样。这是很值得开心的消息。听到埃格妮丝平安无事又幸福快乐，我太高兴了。”我把信交还给他。那张廉价便条纸上的商标是爱丁堡某家旅馆，却不是我去找狄更斯时投宿的那家。

那天晚上狄更斯抱怨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牛肉质量不佳，所以我们走到另外一家旅馆用餐不是吗？我确定有那件事。此刻乔治塞进斜纹布背心口袋的那张便条纸是不是来自那家旅馆？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我在那家旅馆的时候是不是顺手在大厅拿了几张便条纸？也许吧。很有可能。

“我只是觉得您可能有兴趣听听我们的好消息，先生。谢谢您，先生。”乔治说完笨拙地鞠个躬退了出去。

我低头望着我正要写给我弟弟查理的信。我刚刚烦乱之余，在最后一段洒了一大片墨水。

狄更斯跟多尔毕发生争执的那天晚上，我喝了比平常多很多的鸦片酊。我们去吃晚餐。第一轮几杯烈酒和葡萄酒下肚以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是不是回房间写了“埃格妮丝”的信？1月我看过她写我口述的那封信，自然很熟悉她写错别字的习惯。之后我是不是连夜下楼，在柜台把那封信寄给乔治和贝西？

有此可能。

一定是这样。

这是唯一的解释，而且道理很简单。

之前我也曾在鸦片酊或吗啡影响下做过一些隔天或之后几天都记不起来的事。这就是《月亮宝石》疑案的关键。

可是我知道那个该死的苏格兰下士的名字吗？

我突然一阵眩晕，赶紧走到窗子旁把窗框往上推。早春的空气吹送进来，夹带着煤炭和马粪的气味，远处的泰晤士河和它的支流已经在羞怯的春日骄阳中发出臭味。我大口大口吸气。

有个穿着可笑歌剧斗篷的男人站在对街人行道上。他的皮肤是羊皮纸白，眼窝似乎像死尸般下陷。即使距离这么远，我仍然看得出他在对我微笑，也看得见他那不自然地磨尖了的牙齿之间漆黑的诡异缝隙。

爱德蒙·狄更森。

或者该说如今变成祖德的活死人喽啰的爱德蒙·狄更森。

那个身影拉了一下高耸晶亮的过时礼帽向我致意，之后继续往前走，在转向波特曼广场之前面带笑容地回头看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