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1月，菲尔德探长派大个子探员黑彻利来告诉我，狄更斯的“病人”爱伦·特南6月在火车事故中受的伤已经大致复原，既能出席她未来姐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哥哥举办的舞会，更能在舞会中翩翩起舞。

她的发上别着鲜红天竺葵。

到了那年的圣诞节，菲尔德探长屡屡埋怨我，他说他提供给我的信息远多于我给他的。虽然那年秋天狄更斯在车祸事故后的缓慢恢复期当中数度邀请我到盖德山庄做客，我跟他也多次在城里用餐或参加各项活动，但我们并没有再认真讨论过祖德这个话题。仿佛狄更斯不知怎的知道我和诡计多端的菲尔德探长订立了背叛他的盟约。只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还继续邀请我到他家、继续写信来闲聊生活大小事，还跟我在伦敦某些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共进晚餐？

总而言之，菲尔德探长听我一五一十转述狄更斯跟祖德见面的情景之后的隔周，就告诉我狄更斯骗了我。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上就没有狄更斯告诉我的那些地下河支流的存在；没有通往另一条河流的隧道；没有数以百计的穷人被赶到地底下之后的栖息地；在这条无人知晓的地底尼罗河岸也没有埃及神庙。若非狄更斯为了隐瞒前往祖德巢穴的路线而骗了我，就是他一手捏造了全部经过。

菲尔德探长很不高兴。显然他带着手下花了几小时甚至几天，不眠不休地在底下搜索那些墓室、壁龛和下水道……却一无所获。他总是在我们偶尔碰面的低迷气氛中告诉我，这样下去他永远逮不到祖德，直到老死都讨好不了他在伦敦警察厅那些老长官，他的退休金和昔日声名也都恢复无望。

尽管如此，那年冬天菲尔德探长仍然继续提供我消息。秋天那段时间狄更斯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之后，一面欣赏它在《一年四季》的最后几章连载，一面租下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索斯威克街6号。这没什么奇怪的，两年前他就曾经在这栋房子的街角租过一栋类似的屋子，方便他在伦敦参与各项社交活动，而靠近海德公园这栋新房子主要是方便他女儿玛丽进城跟朋友聚会时使用。其实这种机会寥寥无几，因为当时伦敦社交圈似乎都想避开凯蒂和玛丽这两姐妹。

所以在海德公园附近租个房子一点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诚如几星期后菲尔德探长对我眨眨眼，用他的肥手指摸摸鼻子明示暗示时所说，狄更斯在斯劳镇租的两栋小房子就可疑得多：其中一栋是在镇上闹市区的伊丽莎白别墅，另一栋则在四百米外的教堂街上。当时由于圣诞节脚步接近，所以我是一段时间后才听说这件事的。后来菲尔德探长还告诉我，狄更斯是以崔林翰这个姓氏承租这两处住宅的：租伊丽莎白别墅的是查尔斯·崔林翰；租教堂街上那栋的叫作约翰·崔林翰。

后来菲尔德探长又告诉我，有一段时间教堂街那栋房子一直空着，后来有位特南太太带着她女儿爱伦入住。

“我们想不通狄更斯为什么用崔林翰这个姓氏。”新年过后我跟菲尔德探长一起走在我住家附近的多赛特广场周边时他说道，“这看起来不是什么重要线索，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可是干我们这一行，如果能够了解某人做龌龊事为什么选择某个化名，这对案情总是有帮助。”

我假装没听见“龌龊事”这个词，只说：“我跟狄更斯一起办的杂志《一年四季》办公室附近的威灵顿街上有一间烟草店，店老板跟我和狄更斯都很熟，名叫玛莉·崔林翰。”

“哦。”菲尔德探长应了一声。

“不过我不认为他的化名从那里来。”我补了一句。

“不是吗？”

“不是，”我说，“探长，你知不知道托马斯·胡德1839年发表的一篇故事？”

“应该不知道。”菲尔德有点儿恼怒。

“是关于小镇闲言闲语的故事，”我说，“里面有一首小诗……”

“在多嘴多舌的小镇崔林翰

听尽口耳相传的飞短流长……”

“哦……”菲尔德探长又应了一声，只是这回似乎带着更多信服，“嗯，狄更斯先生，或者崔林翰先生，随他高兴……大费周章地隐匿他在斯劳的行踪。”

“怎么说？”我问。

“他给朋友的信件里签署的地名是伊顿，还跟朋友说他只是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菲尔德探长说，“而且他从斯劳横越偏僻田野，走几公里路到伊顿火车站，一副他希望被人看见的样子——如果有人看见的话——他在伊顿等待回伦敦的火车，而不是在斯劳。”

我停下脚步转头问菲尔德：“探长，你怎么知道狄更斯先生在私人信函里跟朋友说了什么？莫非你偷拆别人信件，或盘问他朋友？”

菲尔德探长笑而不答。

亲爱的读者，这些都是1866年春天才会发生的事，现在我必须回到1865年那个怪异得叫人难忘的圣诞节。

狄更斯邀请我到盖德山庄过圣诞节，还在信里建议我住到新年假期结束，我一口答应。“管家和管家的妈妈应该能谅解。”他在邀请信里以他一贯的戏谑风格称呼哈丽叶(随着她年纪渐长，我们渐渐改口喊她凯莉)和她妈妈卡罗琳。我不知道卡罗琳和凯莉是不是真的能谅解，会不会埋怨我那个星期不在家，反正我不在乎。

我搭火车往查塔姆镇的短短旅程中，手里拿着《一年四季》的圣诞节特刊。这本杂志我也写了文章，里面还登载了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街头小贩》。我思索着狄更斯近期作品里那种百转千折的布局。

我就从狄更斯的最新作品说起。

或许只有小说家(或者像亲爱的读者你这样的未来世界文学评论家)才能读出另一名小说家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

《街头小贩》既是狄更斯这篇小故事的书名兼人物，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名词，指的是那些穿街走巷兜售廉价物品的销售员。这篇故事描写有个男人妻子离开他，唯一的孩子也死了，而他基于职业的缘故，必须在世人面前隐藏内心的情感。狄更斯描绘的这个角色可说是“街头小贩之王”，碰巧对一名有着“姣好面孔和亮丽秀发”的少女产生了父亲般的怜爱。难道这是狄更斯自己拐弯抹角的写照吗？那个年轻女孩就是爱伦·特南吗？

当然，狄更斯毕竟是狄更斯，那个面容姣好秀发亮丽的女孩碰巧又聋又哑。狄更斯的圣诞故事怎么可以少了凄楚与滥情？

“看见站在垫脚箱上的我们，”街头小贩在观众面前聊起他自己的经历，“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全部财产交换我们的角色。看见走下垫脚箱的我们，你宁可花更多钱来取消交换协议。”

狄更斯是在向我们透露他看似风光的公众人物生活，与远离众人目光后那份黯然神伤和蚀骨寂寞之间判若天渊的差距吗？

还有就是他的大部头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跟《街头小贩》一样在9月写成，刚在我们的《一年四季》连载十九章完毕。

也许真的需要另一个专业作家才能看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本多么复杂、多么危险的小说。过去一年来我在我们的杂志上分章阅读；我听过狄更斯对一小群观众大声朗读其中几个段落；我读过那本书的一部分手稿；杂志刊出最后一章以后，我又把整本书读了一遍。实在令人赞叹。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觉得我对狄更斯的憎恨纯粹出于嫉妒。

亲爱的读者，我不了解你们那个时代的情况，可是在我们这个即将走完三分之二的19世纪，那些所谓的“严谨读者”的眼睛、心灵与判断力的偏好已经从喜剧转为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比他那些出色的喜剧更常在舞台上搬演，而且受到更严肃的评价与讨论。在经典名作的这份屈指可数的名单里，那些包含历久不衰且耐人寻味的幽默感的作品，比如乔叟与塞万提斯，已经被更严肃的古典或当代悲剧及史书取代。亲爱的读者，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等到一个多世纪后你读到这份手稿时，喜剧这种艺术与它的鉴赏想必已经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不过这只是品位问题。多年来——至今已经几十年——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愈来愈黑暗，也愈来愈严肃。故事主题左右小说布局，导致所有角色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完美(太过完美)套进故事的整体架构，很像图书馆的目录卡整齐地存放在适当的抽屉里。我并不是说狄更斯近年来那些严肃作品里没有幽默感可言。我不认为狄更斯写得出毫无幽默感的作品，正如他没办法在葬礼上保持绝对严肃一样，在这方面他真的欠缺自制力。只是，随着他渐渐抛弃《匹克威克外传》那种让他成为“天下无双的博兹”、结构略嫌松散的歌颂生命的作品，而社会批判与讽世喻俗——他个人最重视的议题——渐渐成为他作品的核心，他的主题也愈来愈严肃。

然而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写出了密密麻麻超过八百页耐人寻味的喜剧小说，竟然没有——在我的观察里——出现半点疏漏。

这简直不可思议，也让我的关节发疼，双眼热辣辣地痛苦不堪。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抛弃了《小杜丽》《荒凉山庄》和《雾都孤儿》里那种崇高的中心思想，个人与社会观点几乎完全隐藏在文字与细腻度底下，手法之高超近乎完美。真的接近完美。书中角色的复杂度远远超越他之前任何作品。事实上，狄更斯似乎召回了他过去笔下的许多人物，本着一种新发展的成熟度与新开发的宽容，重新诠释他们。于是《荒凉山庄》里那个坏心地的律师塔金霍恩以年轻律师莫提摩·莱特伍的面貌重新登场，并做到了塔金霍恩绝不可能办到的自我救赎。《尼古拉斯·尼克贝》里卑鄙的拉尔夫·尼克贝重生为恶人弗列比，却没有像尼克贝一样逃过惩罚(事实上，弗列比惨遭书中另一个恶人阿弗德·雷莫痛打，这是狄更斯写过的小说里最经典的一幕)。同样地，诺迪·鲍芬就是没让自己变成守财奴的《圣诞颂歌》里的斯克鲁奇。老犹太人瑞亚先生弥补了《雾都孤儿》里那个偶尔受抨击(特别是犹太人)的费金的罪愆，因为他没有变成铁石心肠的放债人，只是一名基督教徒高利贷业者良心不安的手下；波茨纳普则是——他是约翰·福斯特的惊人翻版，但尽管惊人神似，却十分巧妙，以至于福斯特自始至终都没发现，但他身边的人全都看出来了——波茨纳普就是……波茨纳普，是骄傲自满、鼠目寸光的典型，也不妨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

然而，即使《我们共同的朋友》就语调与结构而言可说是一部毫无瑕疵、足以令塞万提斯深感与有荣焉的讽世喜剧，故事里那晦暗不明的背景却阴沉到令人沮丧。伦敦变成寸草不生的冷酷沙漠，“财富倍数成长，却更为低劣；少了专横，却多了威权”。这是个“没有希望的城市，上方那沉重的穹苍没有一点儿缝隙”。全书语调沉闷到叫人丧气，就连天空也被从澄黄棕褐变成阴森幽暗的雾霾遮蔽得暗淡无光：“一团蒸汽夹杂着隐约的车轮声，包裹着模糊的黏液。”狄更斯如此深爱的城市竟然被描绘成灰扑扑或尘土蔽天或阴暗无光或泥泞不堪或苦寒刺骨或风声飒飒或大雨滂沱或淹没在自己的废弃物与污秽里。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伦敦更是常常同时展现上述各种风貌。

可是在这凄风苦雨的背景里，在一波波的猜疑、歹毒诡计、蓄意瞒骗、无所不在的贪婪与致命的妒意里，书中人物仍然找到了爱与支持。不同于狄更斯与其他和我们同代作家常用的手法，那份爱与支持并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源于少数好友或互信互爱的人。这些人组成了另类家庭，让那些我们关心的角色免受贫穷风暴与社会不公的摧残。而这些以爱为基础的小群体同时也对那些我们鄙视的角色施以惩戒。

狄更斯写出了旷世杰作。

公众却没看出来。连载这部小说的《一年四季》第一期销路大增(毕竟这可是狄更斯暌违两年半后的第一部作品)，可惜杂志销量迅速下滑，到了最后一期只售出一万九千本。我知道这个结果让狄更斯失望至极，虽然他个人靠这本书获取了大约七千英镑的利润(我是通过凯蒂告诉我弟弟查理辗转得知)，出版商查普曼与霍尔却亏了钱。

书评家意见两极，不是毫无保留地热爱，就是不留余地地憎恶，也以他们惯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浮夸辞藻大肆宣扬自己的见解，但多数评论家都觉得失望。学术界期待的是另一本举着社会批判大旗的主题式小说，延续《荒凉山庄》《小杜丽》和《雾都孤儿》的框架，但他们看到的是……一本不值一哂的喜剧。

可是正如我所说，必须是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才能看得出，狄更斯能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如此完美地维持如此温和的讽喻口吻，可说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也才能看出那份讽喻自始至终都没有沦为尖酸刻薄，那喜剧观点没有趋向滑稽，他对社会的无情批判也没有流于无畏的咆哮。

换句话说，也只有我能看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部杰作。

我恨他。同样身为作家，当时——当火车从伦敦驶向他的盖德山庄时——我多么希望狄更斯死在斯泰普尔赫斯特火车事故里。他为什么没死？很多人都死了。正如他如此叫人难以忍受地写信向我和他的许多朋友夸耀的那样，所有头等车厢中只有他那节没有摔落底下的河床砸个粉碎。

撇开这些不谈，我觉得《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透露的私人情感才最贴近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最具关联性。

根据我训练有素的作家眼光与经验丰富的读者耳朵，《我们共同的朋友》里有关狄更斯与他妻子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以及他跟爱伦·特南之间的危险接触等迹象与回音俯拾皆是。

大多数作家偶尔会创造出过着双面人生的角色——通常是恶徒——可是如今狄更斯的小说似乎充满了双重人格。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主角年轻的约翰·哈蒙(靠垃圾发迹的哈蒙家族遗产继承人)出海航行多年后回到伦敦，却被害落水疑似溺毙。他逃过一劫后赶到警局辨认那具开始腐烂的尸体(穿着他的衣物，因而被判定为他)。于是他改名换姓为朱利叶斯·韩佛特，之后又换成约翰·洛克史密斯，到鲍芬家应征秘书职务。鲍芬一家人原本是地位卑下的仆役，却因缘巧合地继承了原该属于约翰·哈蒙的财富与垃圾堆。

《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的反派角色：比如盖佛·黑克森、罗格·莱德胡、阿弗德·雷莫夫妇(一对将彼此骗进一桩没有爱情也没有面包的婚姻里的骗徒，两人只得联手欺骗并利用他人)、一条腿装了义肢的赛拉斯·韦格，特别是那个凶残的私校校长布莱德利·海德斯东，这些人表面上或许是某个人或别种性格，内心却保有原来的本色。只有那些正派角色面临双重或多重身份之苦，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搞迷糊了。

而这种悲惨的性格混淆无可避免地是由一种能量导致，那就是爱。遗忘了、移转了、迷失了或隐藏了的爱情，正是狄更斯这唯一一本最生动活泼(也最讨人厌)的喜剧里驱动所有秘密、诡计与暴力的引擎。我无比痛苦又惊骇地发现，《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本足堪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作品。

约翰·洛克史密斯/哈蒙在他爱人面前隐藏真实身份，一直瞒到两人步入礼堂甚至生下孩子，只是为了更便于操控、测试与教育她，教导她单纯地为爱而爱，而不是为钱而爱。鲍芬先生表面上变成脾气暴躁的守财奴，把依附他们生活的贫女贝拉赶出家门，让她回到她一贫如洗的老家，但这些都是在演戏，只是另一种测试贝拉·威尔佛真性情的方式。就连浪荡子律师尤金·瑞伯尔尼——狄更斯所有作品里个性最强烈(也最模糊)的人物——也因为他对出身卑微的莉琪·黑克森不合逻辑的爱慕，到最后竟然敲敲自己的脑袋和胸口，喊着自己的名字，叫道：“……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不，我绝对答不出来。我放弃!”

约翰·哈蒙迷失在自己的假身份和操纵策略里，也忘了自己是谁，大叫着：“那不是我，根本没有‘我’这样的东西存在于我的认知里。”

软弱又善妒的私校校长布莱德利·海德斯东对炙手可热的莉琪说出以下这番话时，似乎传达了狄更斯自己内心隐藏的所有热情与猜疑：

“你深深吸引着我。就算我被关在牢固的监狱里，也会被吸到你身边。我会冲破铜墙铁壁来找你。就算我重病卧床，也会被你吸引起来，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倒卧你脚边。”后来又说：“我会毁在你手上……没错!我注定要毁在……毁在……毁在你手上。每次你出现在我身边或我脑海里，我就失去智谋、失去自信心、失去自制力。而如今你时时在我脑海里，打从第一眼见到你，我没有一刻忘记你。”

这段话跟狄更斯初次见到爱伦·特南后不久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下的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又如：

哦，那真是我痛苦的一天!真是痛苦又悲惨的一天!

自从《冰冻深渊》最后一场演出之后，我至今不曾感受到片刻宁静或满足。我强烈相信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曾经如此深深被另一个人掳获撕裂。

在我眼中，狄更斯对爱伦·特南的一股热情——更别提这股热情对他的自我、家庭与理智造成的破坏——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每一个角色与每一幕暴力场景的背后高声喧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