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约翰·西格拉姆，来到日本的长崎去拜访位于大浦天主教堂附近的鲤川内科医院时，时间已是新世纪伊始的二〇〇一年的九月。
日思夜想的日本之行不巧赶上了九月份的连雨天，多少有些令人扫兴。不过，坐在有轨电车里，一边聆听拍打车顶的雨声，一边隔着窗玻璃悠然地眺望雨雾缭绕的长崎街景，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走出有轨电车的站台，撑起雨伞，沿着石铺的坡道拾阶而上，走不多远便到了鲤川医院。医院的门前栽植了松树，往树影里一站，可以俯瞰到长崎漂亮街景的一角。
医院是一所木结构的建筑，刷着白漆。我推开带有几分岁月沧桑感的磨砂玻璃门，向咨询台里的人说明了来意。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位年逾四十、一身白衣的医生，用英语接待了我。我的来访目的早就和院方商量妥了。
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中年医生为我指派了一名护士作为陪同。她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建在医院后院的日式配楼。
我穿上鞋，走出主楼，撑起伞，从医院主楼的侧面绕到后院。院子里修建了小水池，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俩走在池边的小径上，其间，她用只言片语的英文回答了我几个问题。
踏着碎石小径走到庭院的尽头，从这里可以更好地俯瞰长崎的街景。它的大街小巷在细雨霏霏之中显得格外的清爽，叫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这座城市曾经接受过绰号为“胖子”[1]的可怕的钚弹的洗礼。
我被引到配楼的玄关。我脱掉鞋子，换上给我递过来的拖鞋，走上板间[2]。经过了一段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走廊，我被领进左手边的一间舒适的会客室里。她将一把椅子指给我，随后便退出去，步伐轻快地消失在走廊的深处。
会客室的墙面是用常见于日式茶室的那种淡黄色的墙土抹出来的，倘要说得日本味儿一些，我脚底下的应该叫榻榻米了，上面铺着块波斯地毯，地毯上摆放着罩了白布的沙发和茶几。房间的一角是壁龛，一只插着南天竹的枝条和一些我所不知道名字的花的黑漆花瓶静静地摆在里面。
一张放大了许多倍的黑白相片被装进相框，挂在左侧的墙上。照片中，一名身着日式浴衣的白人男子坐在躺椅一样的沙发里，他的身后站着一位同样穿着浴衣的日本女人。男子在浴衣外面披了件褂子。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清瘦，一样的五官标致。女子是个标准的瓜子脸美人儿，男子则显得温文尔雅。两个人都在恬静地笑着。
坐在房间里，外面的雨声传进耳朵，沙沙啦啦，无休无止。我往走廊那边望了一眼，透过并排的一溜儿窗玻璃，可以看到刚才一路走过的庭院和庭院尽头坡脚之下的长崎的街道。
指给我坐的是一把单人椅，跟前是一张矮桌。左手边放了一组双人沙发，而矮桌的对面则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我是被刻意安排在面向这一处空地的座位上的。
其中的缘由很快便揭晓了。一位老人现身了，他坐在轮椅里，由护士推到了那个位置。每逢老人有访客时，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安排。
“我是保尔·高木。欢迎你，远道而来的客人。”
老人用英语说着，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来。我连忙站起来，屈身握住了他的手。
护士说了句“我去倒茶”，便又退回走廊里。
这句日本话我倒是能听懂，可是我的日语水平毕竟有限，仅能勉强应付几句寒暄客套话而已。之所以我斗胆只身前来，不带翻译，是因为我知道，在这家医院里有一位会讲英语的保尔·高木。
“你请坐。旅途一定很劳顿吧？”
高木一面调校助听器，一面说。
“倒是没觉得累，讨厌的是倒时差……”
我笑着回答。
“斯托雷切先生和葆拉，对吧？”
我指着墙上的黑白照片问道。高木点了点头：
“那是我的妹妹。”他说，“照片里的人看上去很安详，一点也不像是在战争时期。可两个人的内心却都是风起云涌的。照片是在端岛[3]上的照相馆里拍的。”
老人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关切地问我：
“我的声音很难听清楚吧，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了。”
我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向前探出身子。
“不碍事的，我只要留意听就是了。”我说，“我也早就想来长崎看看了。借着这次公干的机会，正好让我夙愿得偿，我这会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雨下得不是时候啊……”
高木说。
“是啊，是有点儿遗憾。”我说，“可这雨倒也挺招人喜欢的。”
“我的英语都快要忘记了，眼看着今年就奔九十六啦。”
高木说道。
“哦？那您可真是高寿啊！可您看着一点儿也不像啊。”
虽然我对此心知肚明，但嘴上还是恭维了一句。
“身子骨也越来越差了。趁着我还能像这样聊天的时候和你见上一面，我感到很欣慰。”
老人淡然地说道。
护士端着茶盘走进了房间。她将茶杯放在我和老人的面前。
“医院里还有事做，我就不奉陪了。请二位慢聊。”
说完，她冲我鞠了个躬。她讲的是日语，见我听不大懂，老人便将这句话的意思用英文向我作了转述。我向她点头致意，对她为我领路表示了感谢。
“有关巴纳德·科伊·斯托雷切先生的行踪，在他祖国美国始终就是一个谜。美国人的看法是，他是在B－29飞到九州上空被击落时战死的。可是到了战后，却从日本方面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他被俘获的记载。然而，再也没有任何信息能显示他成为战俘以后的情况。由于他本人没有向占领军报到，长期以来，在他本国就有一种猜测，认为他也许是负了伤，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死去了。”
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高木边听边不时地点头，一旦觉出哪里听得不甚真切，他便蹙起眉头，稍稍探出上身。于是，我便尽量注意放缓语速，好让他听得轻松些。
“可就在去年，您接受了一家美国媒体的采访，亲口说斯托雷切先生在日本幸存了下来。您的话激起了斯托雷切先生遗属们的强烈兴趣，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过着怎样的生活。由于发生了一些遗产上的问题，我这次被派到日本，就是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的。”
听完我的这些抛砖引玉的话，老人仰靠在轮椅背上，用他那塌陷的下巴对着我。他在对着天花板出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其间，我一直聆听着外面的雨声。
老人缓缓地收回视线，然后讷讷地开了口：
“说来话长啊。实在太长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接着，他的表情微微抽动了一下，仿佛在苦笑。
“可如果不说，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就会从历史上消失，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况且，能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恐怕只有我了。说起来，他还真是命运多舛。在战后，巴纳德用了很长的时间，亲口对我讲述了所有的来龙去脉。我都一字不落地听了，那感觉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以我的感受来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他的人生一直都很不幸。
“战争，这都是战争造的孽啊。假如没有愚蠢之至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此荒诞离奇的事情。正是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把他那原本就脆弱的神经彻底摧垮了。”
老人随后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克制不住，对他说：
“您能讲来听听吗？”
老人于是又苦笑了一下：
“我该从哪儿说起好呢？哎……”
老人垂下头，又沉默不语了。他的头脑似乎也陷入了混乱。还是说，剧情过于错综繁杂了，以至于一时难以厘清？
“你先说说看，想知道些什么？”
老人问道。
“高木先生，我可以录音吗？对全世界来说，这将是珍贵的史料。”
我说着，掏出一台微型录音机放在桌子上。老人首肯了。
“高木先生，战争期间您是在日本军队里效力吧？”
我问道。于是，老人再次点了点头：
“是陆军，陆军特种情报部的长崎支部。这个特种情报部是陆军参谋本部的直属单位。总部当然是在东京了，隐藏在一家破旧的养老院里面，地点在一个叫杉并[4]的地方。这地方在表面上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养老院，对日本的民众来说也是如此。可是，属于养老院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绝大部分都是情报部的办公用房。
“情报部的分支机构遍布日本全国的各个城市。一般是在院子当中支起一根大天线，在地下防空洞里安装几台最新式的通信设备，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接收美军飞机发送的摩斯电码。广岛、京都、大阪和小仓也都有这种秘密的无线电设施。我被派去的就是长崎支部。
“从南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上起飞的B－29轰炸机，每一架都会频繁地发送信号，不是向马里亚纳基地，就是向中途的硫磺岛基地，甚至还会是华盛顿特区。气象侦察机也会向后续机群发送信号的。
“B－29的编队很庞大，多达一二百架，它们每天都飞向日本的各个城市，投放燃烧弹。不过在轰炸前，一般都会有一架气象侦察机先行飞到日本列岛的上空。这架侦察机会向后续的轰炸机群发送信号，通报气候条件。根据气候条件，轰炸机群会在必要时变更投弹的目标城市。
“有时，他们也会用无线电直接通话，而不是用摩斯电码。为了窃听他们的通话，就需要有懂英语的人。当然，摩斯电码也是加了密的，不懂英文的话就破解不了。
“我和妹妹是在华盛顿和纽约长大的，英文都很出色。在当时，我们的英文可能比日语还要流利。因此，我们两个人都分派到了这项任务。
“在我们看来，每个B－29机群的动向几乎是了如指掌。每架B－29都有一个指定的呼号[5]，它发送的所有信号都是以这个呼号作为前缀的。如果将这些呼号仔细地排列出来，不仅可以知道飞机的准确数量，还能够大致判断出它们在越过硫磺岛边界线后将飞往哪座城市。
“然后，我们将相关的情报向东京杉并的特种情报部进行汇报，比如说，有多少架B－29正在北上，目标是日本的哪座城市，空袭的预计时间，等等。杉并本部那边会立刻将这些情报上报到它的上级机关，参谋二部。参谋二部再上报给陆军参谋本部，由本部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整理后，最终上报到大本营。有些非常关键的情报还会直接送到战争指导会议上，并传达给相关的城市，好让他们发出防空警报。这些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哦，是这样……”
我说着，点了点头。这可真是一些有趣的、来自日本内部的太平洋战争的秘闻。
“根据每架飞机发送的无线电波，它所起飞的基地、作战机群的规模、岛上所配备的飞机的数量，这些都可以掌握。我们当时还想过，美军不等于是毫无防备的吗？可也许还是人家听之任之呢。因为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可以进行作战的飞机，就算掌握了敌军的动态，我们也无计可施。我们没有飞机去攻击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基地，也没有战斗机去拦截飞过来轰炸的B－29。当然啦，也不是完全没有，九州就存了一些。
“飞机发送电波时所使用的前缀因岛上的基地而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它是从哪个基地起飞的。从塞班岛基地起飞的飞机，它们的信号都是以V400号段开头的，比如V447、V448。每架飞机都有自己的数字，就像是名字一样。虽然后面的电文都是加了密的，内容跟天书一样，可作为前缀的呼号却没有加密，等于暴露了这些数字。
“从提尼安岛[6]起飞的飞机，呼号全部采用的是V700号段，而从关岛基地飞过来的，则都是V500。因此，如果将这些呼号一个不漏地挑出来，一一写在纸上，那么，每个基地配备了多少架飞机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份，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提尼安岛的基地里突然出现了V600号段的飞机。这是一个全新的呼号，肯定不属于我们迄今为止所掌握的任何一支部队。
“而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呼号为V600号段的飞机，数来数去，也只有区区的十二三架。其他的都是动辄以数百架为单位的大部队，唯独这个V600号段，部队的规模小到只有十几架飞机。我们据此估测，这是一只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部队。打那以后，我们就把这十几架使用V600号段的飞机习惯性地称为‘特务机’了。而且，我们的估测是正确的。
“停战后，巴纳德本人亲口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当时就在这支部队里。我们起初并没有弄清它的番号，后来才知道，这支被指定使用V600号段的特殊部队，被称为第五〇九混编大队。他们在提尼安岛上的行动属于绝密，内部也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他们被禁止与岛内的其他部队有任何横向的联系，就是说，他们被禁止与同在提尼安岛上的V700号段的部队进行任何联络或交谈。关于自己身上的任务，他们就是对本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不准透露一个字。因此，他们的往来信件也是要受到审查的。
“其实，这一情况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了。因为这支V600号段的部队显然是单独行动的，他们从不接受任何其他部队的支援。为了做到能够自给自足、单独作战，这支部队罗致了各个领域的技术人才，从后勤补给小队、炊事、医疗班、通信小队、摄影小队，到气象班，从记者、作战参谋，到科研小组，应有尽有。这么做是为了避免风险，假如和其他的部队共享后勤人员的话，情报就有可能通过这些人泄露出去。总之，第五〇九混编大队承担了历史性的秘密使命，以至于它的保密措施必须严格到滴水不漏。所以，它的成员都是从美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精英。
“巴纳德受到一伙策划越狱的犯人胁迫，从旧金山的恶魔岛监狱逃跑了，可是，那几个同伙被击毙了，而他则从监狱楼上摔下来，得了脑震荡。幸运的是他还活着，被狱警看护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复审的结果送到了，结论是对他的判决存在误判。在旧金山开庭复审时，他以为军方提供协助为条件被准予特别假释，当即就被征召入伍了。
“他是个称职的科学家，学历很高，学业优异，还在内科和外科方面都具有高超的医术。不仅如此，他对核裂变的认识也很准确，在当时是属于出类拔萃的人才。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连总统都几乎不知道原子能为何物。再有，他基本上不和人交往，既没家眷，也没有朋友，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知道的绝密情报透露给谁。因此，让他成为第五〇九混编大队的成员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再加上形势又很紧急，军方就对巴纳德的特殊背景十分看重。
“他被立刻编入圣路易斯·奥比斯波[7]的训练营。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训练，他要学会打枪、格斗、发摩斯电码，等等。
“随后，他又被送到犹他州门多弗的秘密基地[8]，与早已在那里集中的第五〇九混编大队的成员会合。据说基地的人口写着这样的标语：
WHAT YOU HEAR HERE
（无论你在这里听到什么）
WHAT YOU SEE HERE
（无论你在这里看到什么）
WHEN YOU LEAVE HERE
（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LET IT STAY HERE！
（都要把它们留在这里！）
“这意思是说，你在这里的全部所见所闻，在离开时候都要忘得一干二净。这表明，这里所有的训练内容都是绝密的。
“第五〇九大队在这片沙漠的腹地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接受训练，日复一日地练习如何投放一种特大号的样子古怪的炸弹。当然了，既然是军队，训练科目里肯定也少不了地面作战时需要用到的射击和柔道的基本技能。
“在对日本的空袭中，B－29的任务主要是投掷燃烧弹。这种任务并不需要太严格的训练。只要把炸弹大致对准城区一扔就是了，即便不小心扔偏了，也不会有什么大碍的。燃烧弹装在铁筒里，投下去后会在空中分裂成无数个六棱柱形状的小燃烧弹，散落到很大的一片范围内，把街道变成火海，用水浇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投弹目标只要瞄个大概其就算完事，命中精确目标的训练也就多此一举了。
“混编大队需要完成的轰炸训练的内容则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如此，训练的内容还脱离了战略上的常识。炸弹的样子又粗又笨，重量有四五吨，一万多磅，足有四枚普通的炸弹加起来那么重，换成燃烧弹的话，大概得有几十个了吧。这种炸弹在飞机上只装一枚，飞行很长的距离后，从九千米的高空投向日本的城市，并且要命中地面上的目标，训练就是为了演练这个。而且是投弹完毕后直接返航。
“这就很离谱了。像B－29这种规模的大型轰炸机，从马里亚纳往返日本需要消耗掉很多很多的燃料，很花钱的。
“还有，嘴上说说容易，这种轰炸方式的难度极大。它要受制于风向和天气条件，还要把飞行的速度计算进去，在快接近目标时再扔炸弹。可是，既然是在敌方的领土上，当然就会遭遇到他们的战斗机了。一旦因为躲避敌方的战机而改变飞机的高度，那么，投弹点就会发生变化。
“更麻烦的是，如果遭到敌机编队的迎击，有时甚至还需要在躲避的过程中，一边进行迂回飞行，一边投弹。这时候，炸弹会朝着弯角弧度的外侧不断地倾斜，落地时大大偏离自己原先的轨道。这就是所谓的‘横退曳’现象。所有这些都只能依靠直觉和经验，随机应变地进行修正。
“在门多弗沙漠的上空，部队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训练，从不间断。当时，采用雷达指引的机械式投弹系统已经开发完成。可是，这种方式还远未成熟，精度十分糟糕，无论如何还是离不开在天气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使用诺顿投弹瞄准器[9]的目视投弹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命中率要好得多。
“而且，炸弹只有唯一的一颗胖墩墩、沉甸甸的大家伙，失败了就无可挽回。即便是B－29这样的大型轰炸机，装载这玩意儿也是很吃力的，它的重量足以使机体在投弹后的一瞬间拉飘。这么重的东西当然是尽量少装为妙，可要是想多装几枚的话，总还是装得下的。然而，上头的命令却永远是‘只装一枚’。
“对于日复一日地跟这种又圆又胖、碍手碍脚的特大号炸弹较劲，士兵们都感觉腻歪透了。他们把这种炸弹称为‘胖子’，又因为它的外形是椭圆的橘红色，也叫它‘南瓜’。
“对于巴纳德，军方似乎期待着他能够胜任军医或者测算师的工作。可是有一天，巴纳德自告奋勇地尝试了一次目视投弹，结果展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天分。他比任何人都投得准。于是，计划就做了更改，他被任命为投弹手。打那以后，他每天都在训练投弹手的科目。通过连日的训练，巴纳德的技术已经娴熟到可以将诺顿瞄准器视同于自己的手脚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五月，第五〇九混编大队从门多弗转移到了提尼安岛。所以从这个月开始，便出现了一种V600号段的新的无线电信号。美国人从日军手里夺下提尼安岛后，在北机场的跑道一侧修建了一组独立的军营，那里便是他们的驻扎地。
“转移后，训练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训练的内容则变成了将‘南瓜’投放到漂浮在提尼安岛周边的无人岛上，使其命中地面上的一个精确的目标。虽然第五〇九大队的士兵们既没被传达这一训练任务的意义，也没被告知最终目标在哪里，可是巴纳德总归是一名乔治城大学研究生院出身的见多识广的学者，对于这种训练任务的最终目标，他在心里有了自己的看法。当然，他似乎对战友们一直守口如瓶。
“日本这一边也同样如此，我们的看法是，这个V600号段的秘密部队的最终任务，大概就是投放应用核裂变技术的新式炸弹，而当时的日本也在仁科芳雄[10]博士的主导下进行着这项技术的研发。
“这是一种可怕的终极兵器，由于担心它的制造方法被敌方窃取，也考虑到针对普通市民使用这种炸弹必定会招致激烈的舆论指责，为了在迫不得已时搬出大威力的常规武器的说辞掩人耳目，美军便组建了这只代号为五〇九的秘密部队。因为美军自己对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也是心里没底。
“日本在这一技术上的研究规模微不足道，顶多算个研讨小组。尽管陆军航空本部接二连三地打气，可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于是，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六月，研发工作便中断了。不仅物资匮乏，预算也跟不上，最主要的还是，即便开发成功了，又该往哪儿投呢，靠什么去投呢？就连航空本部也早就没有飞机了。
“因此，尽管军方也许懵然不知，可日本的科学家们却是对局势心中有数的。不像日本，参与研发的人数不超过大学的一个班，美国可是以倾国之力，网罗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在进行研发。我们也心知肚明，要说到成功，美国人一定会捷足先登的。
“果然，到了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的沙漠中，美国人的核试验成功了。一直在拿空弹头的‘南瓜’进行训练的第五〇九混编大队终于有了实弹。
“核试验所用的是钚型原子弹——‘南瓜’，这一绝密事实我们很快就掌握了。我们甚至还知道‘南瓜’这一名称，因为这个名字在无线电通话中出现过唯一的一次。而且我们还知道，频繁地进行投弹训练的新式炸弹只会是这个‘南瓜’。
“在广岛投下的是另一枚，绰号是‘小男孩’，可这一枚甚至连爆炸试验都没有做过。它被完全晾在了一边。因此，我们曾猜测这枚炸弹莫非被束之高阁了，可学者们却意见相左，他们把原因归结为‘小男孩’是铀型原子弹，而‘南瓜’是钚型。他们说，铀弹的结构相对简单，谁都知道它一定会爆炸，因此无须进行试验，可是铀属于稀缺资源，为了从长计议，原料来源丰富的钚弹才是不二之选。因此，在美军所制订的核爆作战计划中，‘南瓜’自始至终都是主角。
“另外，我们对于投弹的目标城市也有了大致的判断。为了迫使日本投降，最好选择影响面大的东京以西地区。那么，在这片地区中尚未遭到过轰炸、完好无损的大城市有五个，长崎、小仓、广岛、京都和新潟。我们预测美国人会将炸弹投向这五个中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估计到，他们一定是打算采集详细的杀伤力数据的。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他们才姑且让这些城市幸存下来。”
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长吁短叹。听完后，我说道：
“想不到日方的情报工作做到了如此程度，美方的行动完全是透明的嘛。我还一直以为，核爆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呢。”
“那是因为日本方面进行了掩盖，仿佛自己的谍报活动不曾存在过。战败时所有的情报资料都销毁了，相关人员都被下了封口令。而实际上，谍报工作一直都很活跃，特种情报部的最基层也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只是那些大人物头脑愚笨罢了，他们不会充分利用我们送上去的情报。
“就拿原子弹来说吧，日本也在进行以制造为目的的研究，清楚地知道，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杀戮手段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日本也有这样的人才。不过，以那种可怜的预算水平不一事无成才叫奇怪呢。
“有传闻说，原子弹的研究人员中，有的人跟美国的某些学者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甚至还通过外务省监管的国际电话彼此交换信息。因此，美国方面的研究进展恐怕当时就已经被我们这边掌握了。不过呢，对参谋本部一直是瞒着的，因为宪兵实在是招惹不起啊。这就是现实，毕竟不是中世纪的战争了嘛。
“可是，一切的一切都被抹去了。我们躲进了单纯的受害者这层一劳永逸的壳子里。”
“是啊，日本的情报部门还是非常优秀的。”
高木听后似乎又苦笑了一下。老人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即便他脸上的神态起了变化，我也无法读懂这种变化是出于何种情绪。
“话是这么说，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洞悉美国人的全部算盘。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就开始制定胜利后的世界战略，而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初夏，更是为在将来发动冷战做起了准备，确立了长期的战略。而我们就没有这份闲心了。大家都人心惶惶，认为战败就等于是自己人生的终结。这种心理和军方高层的那些人是一样的。我们难以想象自己在战败后还能有脸活下去是一种什么样子。”
“您这话的意思是？”
我问。
“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互不侵犯条约’[11]，一直在为进攻日本进行着准备。这是因为，罗斯福在生前为了减轻美军的牺牲，尽早把日本打趴下，以至于鬼迷心窍地跟关系要好的斯大林订立了密约。”
“是啊，他是想使美苏形成对日本的夹击之势。”
“一点儿不错。可他没能充分认识到接下来的冷战时代。如果日本不尽早投降，打过苏满边境的苏联军队就会在北海道登陆。如果让苏联人继续南下，夺取了东北部，日本就要被分割成南北两截。而尝了甜头的苏联人是永远也不可能再把北日本还回去的。因为苏联没有通向外海的不冻军港。”
“您说得对。”
“苏联虽然有四个大型军港，但不幸的是，要从所有这些军港到达外海的话，都必须要穿过自由主义阵营所控制的海峡。因此，美国只要让他的盟友将海峡封锁起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对于那些苏联佬来说，日本的北海道和东北部的港口都是他们垂涎三尺的。”
“是啊。”
“所以斯大林就慌了神。照这个样子下去，日本肯定要投降了。如此一来，本国就丧失了参战的机会，而北海道也就别想了。
“与此同时，杜鲁门也一样心急火燎。倘若日本再继续抵抗下去的话，北海道就要让苏联人占去了。这样一来，常驻钏路[12]的苏联海军一有风吹草动便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太平洋上，这就意味着本国的太平洋舰队必须要得到加强，由此造成海军预算的暴增。”
“对极了。”
“假如将日本纳入自由主义阵营，再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它的独立国家的地位，那么，就可以让日本充当抵挡共产军势力的防波堤，只要让日本海军把津轻海峡[13]和对马海峡[14]一封，还能够轻而易举地困住符拉迪沃斯托克[15]的苏联海军。而美国人自己则可以先吃饱肚子，再优哉游哉地开过去。”
“正是这样。”
“因此，美国有足够的理由立刻针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目的就是迫使日本尽早投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很容易就理解的事。实际上，在向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当天凌晨零点，苏联人就一窝蜂地越过了苏满边境。”
“离向长崎投下原子弹只有不到十一个小时了。”
我说。
“可我们当时并没有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发了疯似的就想弄清一件事，那支使用V600号段的提尼安岛独立大队会把‘南瓜’投向哪座城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张好得不能再好的牌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就是巴纳德。”
2
“一架飞到下关[16]进行空袭的B－29坠毁在阿苏五岳[17]附近的一个叫星和的村子里。它被大村航空队[18]的数架紫电改[19]集中火力狠揍了一顿。
“这架B－29正是一架‘特务机’，呼号V605，也就是说，它从提尼安岛上的基地飞过来，是第五〇九混编大队十数架战机中的一架。这架‘特务机’碰巧在日本的上空被击落了。
“日本海军当时在九州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战斗机。也许是提尼安岛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它把如此重要的一架飞机就这么孤零零地派到了九州的上空。
“当时这架飞机向下关城里扔下了唯一的一枚那种一万磅的大号炸弹，然后就准备返航了。而且它还在无线电里对硫磺岛的基地说‘让日本人尝尝南瓜的滋味’。
“在这一段时间，日本东部遭到相同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次都是只扔下一枚装填普通炸药的胖墩墩的大炸弹后，就掉头返航，叫人捉摸不透。燃烧弹几乎就没扔过，所以城里的损失还不算太严重。
“特种情报部的同人们都觉得很蹊跷，而我却认为这是在为投放原子弹进行演练，就是说，它是投放原子弹之前的预演。要摧毁一座大城市，原子弹一枚足矣，不需要第二枚的。假如这是预演的话，最终的目的就只可能是投放原子弹。
“而且，投放原子弹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失误的。它要求必须对市中心做到一发命中。唯有如此，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要是落在荒无人烟的山里或海上，就很难让人见识原子弹非比寻常的威力。为了向国内外彰显原子弹的巨大威力，美国人需要在爆炸后对城市变成一片焦土的情景进行拍照，由此也可以获取大量的破坏力的数据。曼哈顿计划[20]的预算相当庞大，耗费了二十亿美元，这就需要拿出和前期宣传相符的成果，给议会一个交代。
“于是，我做出了这样的估计，由于动真格的时间临近了，美国人便不再像门多弗时期那样只是练习投空弹，而是开始了实战演习，用装填普通炸药的模拟原子弹，模拟对城区造成实际的破坏。
“我的估计是正确的。战后的档案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蒂贝茨机长也是混编大队的指挥官，正是他亲自提出了方案，请求军方同意向日本的城市投放装填普通炸药的模拟原子弹。
“想必混编大队的士兵们自从到了门多弗以后，除了训练就是训练，从未和日本人实际交过手。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取得过任何战果。因此，士兵们大概是流露出了士气低落的苗头。派他们实地轰炸日本的城市，就是为了让他们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和军人的自豪感。
“可是，这架呼号为V605的B－29不幸被击落了。担任投弹手的巴纳德·科伊和其他战友一起跳伞逃生，降落到星和村外的山间杂木林里。
“村民们很快便对这帮美国大兵展开了残酷的围捕，机组成员全被猎枪和镰刀打散了。从飞机上跳伞逃生的人中只有五个活着落到了地面上，可其中的四个都被村民们干掉了。幸存下来的只有巴纳德一个人。
“尽管巴纳德乖乖地束手就擒，丝毫没有表现出要抵抗的意思，可还是挨了一顿棍棒，因为村民们都杀红了眼。他不想就这样被打死，便铤而走险，从山崖上跳了下去。他摔得不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可幸运的是，巴纳德没有落到群情激愤的村民们的手里，而是被从附近赶来的宫地警察署的警官俘获了。如果不是这些警察，他肯定不等醒过来之前就被打死了。巴纳德被抬到宫地警察署，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被关进了拘留所。
“我们在长崎很快就接到了情报，说是轰炸下关的一架B－29坠毁在星和的山区，机上的美国兵昏迷不醒。我于是联系了长崎医院，带着救护车跟同事一起赶赴现场。窃听无线电波的工作被搁到了一边，因为这件事的重要程度远比窃听无线电波大得多。
“不用说当地的警察了，就连中央的参谋本部恐怕也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不过我和周围的几个情报部的同人都意识到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假如这名被俘的B－29的机组人员真的是参与投放新型炸弹这一特殊任务的军人，那么，他就有可能知道他们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新型炸弹会在何时、投向何处。
“当然，这样的绝密情报也许还没有传达给最下级的士兵。可是，时间已经是七月底了。这种携带特殊任务的部队早就结束了特种训练，在五月份就转移到了提尼安岛上。而且紧跟着，七月十六日就在阿拉莫戈多成功进行了‘南瓜’的爆炸试验。美军的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
“再加上苏联，他们眼下也在抓紧备战，恨不得早一天参战。美国人对此当然也是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投弹的日期肯定迫在眉睫，不出这几天了。秘密独立大队的队员很有可能已经被告知原子弹的投放地点和日期。只要了解到地点和时间，我们就可以通知当地的市民转移到安全地带避难。我这么想也是出于立功心切。
“我们和救护车赶到宫地的警察署时，一眼就看到V605机组的四名美国人的尸体被并排盛在一只简陋的大木箱里，周围聚集着村民，也包括了女人，他们在不停地用木棒殴打尸体。
“我们带医生看了看巴纳德的情况，医生说他遍体鳞伤，不过没有一处是致命的。我们立刻将他抬进救护车，送到长崎。一路上我们问了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可问来问去就发现，巴纳德的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他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他不停地絮絮叨叨，满嘴都是犯人啦、狱友啦之类的话，他似乎以为自己这会儿是在恶魔岛上的什么地方。
“将他送进长崎的医院后，我也是想尽了办法三番五次地盘问他。可是巴纳德的反应特别的迟钝。问他‘特殊任务’、‘南瓜’、‘V605’，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跟他提‘B－29’、‘核裂变的新型炸弹’、‘提尼安岛’，也统统不起作用。他反倒一本正经地反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口口声声地说‘我不知道……没听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在说胡话似的。他还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地叨唠什么‘我得离开这个岛……待在岛上会被杀掉，被狱警开枪打死，就像哈利和鲁比那样的下场’。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要是能跟他提到‘第五〇九混编大队’这个名字，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提尼安北机场之类的字眼大概也能见效的。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词。
“他是一名投弹手，假如我当初知道这个，也许就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可惜我不知道。从他嘴里经常会冒出‘恶魔岛’这个词，我对这个词也是一无所知。别看这个岛在现在赫赫有名，可战前我是在东海岸，当时的东海岸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岛。
“在当时，早期的吐真剂[21]也已经问世。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脱氧麻黄碱，它还远未成熟，具有危险性。可我想，比起数万同胞的生命来，这不算什么，所以我连这个药也用上了。结果适得其反。这种药引起了全面性的回忆障碍，使巴纳德的记忆里只保留了恶魔岛以前的经历，离开恶魔岛以后的记忆被这种药从他的大脑里抹掉了。从此以后，他张口闭口都是些我们不熟悉的词语，不是恐龙的名称，就是人的内脏器官，要么就是地球以外的天体的名字。
“后来才知道，也许对他来说，勉强称得上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生活大概在他来到恶魔岛之后便终结了。此后的军旅生活似乎只是浑浑噩噩、长期唯命是从之后所形成的惯性。因此，有关这一段的记忆就变得恍惚了。
“再有就是原子弹轰炸。对于原子弹的可怕程度，他的第五〇九混编大队的战友们是懵然不知的。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未知的，包括核试验对周边的居民所造成的放射性损害。可是，巴纳德却了解这些，他也深知，这是绝对不能染指的恐怖恶行。因此，他的大脑极力地想逃避被任命为恐怖核弹的投弹手这一现实。这种心理状态恐怕也会对他造成影响。而且，现实中的坠机恰好给了他的大脑一次逃避的机会。
“我们束手无策了。巴纳德是一张来之不易的宝贵的王牌，可从他的嘴里却掏不出任何情报。我们想问出新式炸弹投放的目标城市和日期，可是，曾在第五〇九混编大队里待过这一段记忆本身已经从他的大脑里消失了。如此一来，从他嘴里套出这支混编大队的目标也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奢谈。我们只能先帮助他唤起大脑里的记忆，让他知道，他自己加入了那支携带特殊任务的部队，也是呼号为V605的B－29的机组成员。
“于是，我把妹妹从小仓[22]叫来了。我是这么打算的，我所做不到的事，她这个女人也许会有什么办法。
“她赶到长崎后，从头到尾地听了我的描述，又对巴纳德的神经紊乱状况进行了观察后，建议应该把他转移到一座岛上。她的意思是，在这个美国人的意识里，自己这会儿正在某座岛上，而且还固执地认为他刚从岛上的监狱里逃出来，假如我们能够为他营造出他所深信不疑的那种情境，就一定会找到某种契机，让他吐露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至于选哪个岛，她认为附近的端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舰岛比较合适。因为从巴纳德的絮叨中可以推测出，他所说的岛是一座靠近城市的小岛，大小刚好和端岛相仿。使现实贴近他大脑深处的妄想，真不清楚这种做法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大概是妹妹有她自己的直觉或者想法吧。
“被称为军舰岛的这个小岛，由于拥有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数一数二的优质煤矿，长期以来财源兴盛，岛上兴建了可以做手术的现代化医院。煤矿里瓦斯爆炸的风险是常有的，加之环境恶劣，疾病也是无处不在。因此，现代化的医院是必需的。岛上的医院不仅配备了最新的设备，还常驻有以外科为主的优秀医生。
“不仅如此，端岛利用通过煤业赚取的丰厚的利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将居住环境向高层化方向发展。日本兴建高层公寓的浪潮就是在长崎的端岛兴起的，因为这块狭小的土地上居住了大量的煤矿工人。
“后来，岛上又盖起了电影院，成立了中小学校、幼儿园，修建了各种游乐设施，接着又开办了各式各样的商店——食品店、餐馆、布店等，应有尽有。这个小岛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完成了日本未来都市的雏形。
“但是，岛上没有精神科医生，更没有熟悉谍报工作的医生。普通的居民们也不了解谍报工作是什么，大概他们连美国人长得什么样还都没有见过呢。何况巴纳德的个头在美国人里面也算是高的，他到了岛上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于是，妹妹葆拉，哦，这是她在美国时用的昵称，本名叫美奈子，妹妹说，她打算找机会和他同居，通过为他治疗精神上的创伤而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借此打探出重要的情报。她还说这办法一定有效。
“作为哥哥，我当然是一百个反对了。再怎么说妹妹已经成家了，是有夫之妇，虽说丈夫南下参战去了。妹妹说不会和他有什么事的，可这种事谁又能说得清呢。这样的计划完全就是荒谬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