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儿出世后的第二个夏天开始了。米歇尔没有任何奢望。到公园里散步，与农民天南地北地闲聊，挖空心思找托词躲着诺埃米，总是这老一套，一成不变。一天早晨，他到门口端起早点托盘。他如何吃早点，我在前面已经描写过了。但今天与往日不同，托盘不是放在壁炉旁边，而是放在米歇尔的窗前。窗外是一面斜坡，坡上的草还没有割。他把放在盘子里的地方报纸原封不动地扔进了垃圾篓，同时扔掉的还有两三封信，他想，那些信不是高利贷的报价单就是商人的送货单。但有一封系着细黑线绳的信封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样的信是有素养的人专门用于向丧失亲属的朋友致哀的。字体细长，倾斜，是出自女子之手，具体说，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子写的，这位女子不是在圣心教堂就是在诸如圣母领报瞻礼寄宿女修院学习过的。字体与费尔南德的字体相仿，没有她的细长，但更遒劲有力。米歇尔把信封翻过来一看，背面有蜡封，还加盖了纹章，从华美复杂的纹饰和骑士图案来看，显然是寄自德语地区。他觉得这个信封应该好好保存起来，因此没有直接用手撕，而是刀子拉开。

他读着来信：

<blockquote>

先生：

在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浑身发抖。

我刚刚得知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您可能还记得，我是你们结婚时的女傧相，只在那天见过您一面。

在你们结婚几个月之后，我在德累斯顿也结了婚。我丈夫是波罗的海人，俄国的臣民。他的家乡在库尔兰，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搬到圣彼得堡，以后又迁往德国。我不知道您是否给我发了讣告，我终究没收到。只是在我回到荷兰以后，我母亲才把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告诉我，而且还说她给您生了一个小女孩儿。当费尔南德写信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也怀了孕。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我们中谁遇到了不幸，另一个人将承担起照料我们的子女的义务。如果我提出充当您女儿母亲的角色，这是不妥的，而且也是不自量力的；我现在有两个儿子，更是这样觉得。但是我知道，您作为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单独照料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因此，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您可能知道，我母亲在斯海弗宁恩的森林里有一处很大的住所，我们在那里消夏。花园里还有一座小楼，是专门接待客人用的；我母亲很少邀请客人，因此小楼总是空着。如果您能带女儿和女儿的保姆在夏天来居住一段时间，我和我母亲将感到非常高兴。您将会受到友好的招待，您女儿也将能呼吸到海滨的新鲜空气。我丈夫同意我的想法，他也将感到高兴。他是音乐家，演出很忙，他要我先向您打个招呼，届时如果他不在家，还请您原谅。

我还要在巴黎住两个星期。我对您的处境深表同情，本来应该早给您写信。见信请复。

让娜·德·乐瓦尔

</blockquote>

米歇尔在房间里徘徊着，这单调的步子，好像是挂钟的钟摆，帮助他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是的，他是在四年前的十一月与费尔南德结婚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他看见的正是这个身穿粉红色天鹅绒衣裙的迷人女郎让娜·德·乐瓦尔……结婚以后，费尔南德与她的这位女友通过几次信。妻子告诉米歇尔，她的女友与一位波罗的海男爵结了婚，还顺便说了一些女友过去的事情。当时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听而已。现在，他又一次听到了这些话。他准备带着女儿去斯海弗宁恩。栖身于松林之间，置身于大海之滨，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温馨的思乡之情，他的已经枯萎的情怀似乎骤然复活了。

让娜谈及她的丈夫经常外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能够经常单独相处呢？他不能肯定。她的信写得很坦率，使他无法往深处想。当他过去看见漂亮的女傧相的时候，他曾经略带戏谑地寻思，他是相见恨晚，如果女傧相与新娘调换个位置，他会欣然同意。但是，这种无法成为现实的事并没使他想入非非，他不久就把让娜遗忘了。现在，这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位绝代佳人又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全部感觉就是敬重。敬重让娜，反而取代了他心中爱情的炽热火焰。

我在这里追述一下让娜的生活情况。我所追述的是我父亲在斯海弗宁恩与她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以前和以后几年的事。我对这些事的回忆是由别人，主要还是由米歇尔本人亲自告诉我的。他尽管老是谈起让娜，但对她的一些小事却一无所知。而费尔南德是知道的。他对这两个女人之间互相写的信从不过问。她们的信不太多，而且也不大谈论她们之间的私事。故事是由几位年高的女士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而且想必对她们的回忆也添油加醋了。如果说年满二十岁已经是成年人的话，那么，有些情况是我在成年之后，利用仅有的一次与德·乐瓦尔夫人见面的机会，直接听她本人讲述的。毫无疑问，我的叙述，就像有时对一些特殊情况所做的处理一样，是借助别人提供的细节来填补空白，同时着重指出某一方面的特点。从某些方面来看，起码这些人与让娜有着相像之处，或者用某些近似的环境来印证让娜的生活情况。然而，这种手法只是对从众人中选择属于相同血型的人或同一个灵魂家族的人才适用……但是，第三者提供的残缺不全或片言只语的材料，一些在散步或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提供的情况，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需要拾遗补缺。我在《北方档案》中写下了七八个有关细节，都是从米歇尔身上借用的。与他父亲在伦敦的一些情况有关，断断续续，互不关联。那是劝说他离开英国情妇，回法国娶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为妻。这位女子家境贫寒，但比任何英国荡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而拖着他走得更远。老先生也是利用他最后一次旅行到邦德大街买些东西，看一看伦敦塔，享受一下布朗旅馆的豪华生活。这些情况是我一点一滴地挤出来的，直挤到最后才在《北方档案》中写出了十几页的内容；我没有增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也没有对我描写的人物添枝加叶。因此，我只是把让娜重新放回了她的生活磁场中。

让娜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范·T夫人把她送到布鲁塞尔圣心中学进修了一年法语。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荷兰、俄罗斯或奥地利的名门世家讲的法语，比比利时的女修院讲的法语更纯正。她所以选择比利时的天主教机构（所有的母亲都感到巴黎可怕），早想让让娜摆脱荷兰和新教的成规旧习的束缚。

女修院里多少有点令人作呕的祈祷，装饰着花束和花边纸的祭台，尤其那些空幻的使少女难以忍受的世俗社会的名利思想，让让娜无法适应。比利时某些社会阶层中的这种具有感染性的追求时髦的做法，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暴发户和前朝遗老传下来的子孙后代太多，他们在十九世纪新生的比利时相互争斗的缘故。人们不太明白某某封号或某某姓氏的来历，不知道法国人姓氏中的小写的“德”与佛兰芒人姓氏中的大写的“德”有何区别。让娜在寄宿学校只有一位始终不渝的好友，她就是费尔南德。

费尔南德比这位漂亮的荷兰少女的年龄稍小，但比她更天真活泼。费尔南德了解的世界只是她的家乡埃诺和桑布尔-默兹。费尔南德为人热情，富有同情心；她喜欢花，喜欢动物；她柳叶眉，绿眼睛；就连她的娇弱有时也成了一种美。年轻的费尔南德性格外向，笃信宗教，小教堂的百合花、圣母月、圣心节、使少女涌动着做母亲念头的圣诞马槽，她都非常喜爱；在日常生活中对圣像和西班牙式的佩剑圣母像的崇拜，就像阅读激情动人的小说，为日常生活增添色彩。少女让娜是路德教徒，她毫无掩饰的虔诚信念使费尔南德感到震惊。幸运的是，或者由于她受到的宗教教育比平时更加理智，让娜并不把《圣经》与充满诗意的表象对立起来，也不相信一部被称为圣书的书能够囊括所有的真理。她们之间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那些牙齿已经掉光的昔日女管家们经常私下议论说，这两个学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友情。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温淑而炽热的友情。年轻人的奇迹之一，就是重新发现好色之徒自以为掌握的所有秘密，而实际上，他们最经常掌握的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重新发现无先例可寻，无须别人私下吹风，不用阅读禁书，也无须别人告诉我们要对肉欲持有恐惧或否定心理，我们也能对其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但是，老小姐们的唠唠叨叨，远远不能证实她们对肉欲有这样的领悟：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让娜和费尔南德对此是否有所了解或预感。

范·T小姐回到了荷兰。她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孤独。她在W牧师的亲切指导下继续学习。W牧师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是家庭的朋友。她的亲友讲好几种语言；人们给她送来一些用两三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杰作，但并没有引起她对文学的更大兴趣；她的情感不是本能地来自书本。她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了解，也就是从伸手可及的那几部小说。她的兴趣就是不对小说产生兴趣。她对音乐的了解，也不比人们所期望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更多。但是，她天生丽质，加上打扮，的确美貌非凡；更难得的是，她举止大方，言谈慎重，对人随和，而且天真淳朴，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与喜爱。这些特点经常人们总以为只会属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根据习俗，她经常参加为教堂筹款的义卖活动，去所有的溜冰场溜冰，在大树下喝茶，在母亲的陪伴下到灯火辉煌的客厅跳华尔兹舞，在玻璃花房的棕榈树下喝清凉饮料。一些有教养或者看似有教养的小伙子，很少敢用胳膊搂她的腰，更不敢贸然吻她的手。至于她对肉欲的渴望，对爱情的期盼，人们一无所知，她也许更不了解。求婚者络绎不绝，尤其因为这位少女还继承了一笔遗产。婚姻由母亲为其包办：范·T夫人不想在她二十岁之前就把她嫁出去。然而，她没拒绝A伯爵的求婚，只是坚持让他们两年以后成亲。A伯爵同意了这个条件。

此时此刻，对背景的叙述超过了对人物的描写。除了一些绘画爱好者去荷兰参观过博物馆，欣赏过名画，这个国家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对荷兰的谈论极其模糊，东拉西扯，无非是堆积如山的奶酪，大片大片的郁金香，须德海部分海水的干涸，阿姆斯特丹的海港设施，家财万贯的银行家和啤酒商，灯红酒绿的妓院和站在玻璃门后穿着红色短裤的女人。当时的红灯区里还没有性用品商店，没有黑皮夹克商店，也没有用来搜索毒品的警犬。那些对现在的阿姆斯特丹有所了解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量拥入这个宗主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不久以前贫民窟的出现，为这个城市增添了天方夜谭式的色彩。贫民窟现在已经消失了。（然而，就像遭受过雷击的地区一样，总会有一些人和一些团体又返回灾区。他们经常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一代人，就像巴黎的马莱区，那些从前被杀害的法国和中欧犹太人的住宅，现在被马格里布犹太人居住着。）某些人联想到已经被人遗忘的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由于他们的存在，在北方平静的环境中一直潜伏着暴力的征兆；又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果人们在路上碰到他们，就像碰到死尸一样，尽量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他们现在都拥向了哥本哈根、温哥华和果阿。我昨天还在果阿，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海港或海滩见过他们，尽管经过热带阳光的灼烤，他们的皮肤反而略显得更苍白了。有些文人掰着指头一数，这个擅长绘画的国家也有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不过他们都默默无闻，由于语言的关系，不被国外所了解罢了。在法国，只有波德莱尔还似是而非地想到荷兰，那里暗淡的阳光，潮湿的天空，还仍然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让娜和A伯爵在一九〇〇年看见的荷兰也是如此。

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压抑然而富有的布尔乔亚的形象既奢华又朴实，几个世纪以来，国民自卫军的游行是这样，同仁会的吃吃喝喝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个不是浑身肥肉、不被金钱所利诱的年轻英俊的旗手，给这种形象更加增添了色彩。很少有人知道，在荷兰的历史上，与商人布尔乔亚同时并存的，还有从神圣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贵族和小城市产生的贵族、法官、军官和官吏，他们也都很有名声。A伯爵属于前者。他先是在格罗宁根上学，后来就读于一所德国大学。在大学里，凡是他喜欢的，他都用心地学。他不太爱打猎，但每年一度的王子集体打猎，他都参加。他是一个出色的骑手，曾经在英国的丛林中追逐过狐狸。他的家在海牙，在阿纳姆附近还有一座小城堡。阿纳姆地处灌木丛林，与海岸地区的景色截然不同。他在这两处住所都有一些出自颇有名声的小画家之手的漂亮绘画。他有时还增添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作品，例如布丹的水彩画、修拉的素描、蒙德里安的早期作品。他在巴黎十五区有一栋小公寓，家具的陈设十分讲究。他曾经怀着敬慕的心情会晤过马拉美和魏尔兰，他应该非常了解这座冬天灰蒙蒙的大城市。在巴黎，煤气路灯周围形成一圈光晕，马在雨中喘着粗气，经常摔倒在油腻的马路上，这时赶车人便连抽它几鞭，如果马不能爬起来，只有被送往屠宰场。巴黎的康康舞、啤酒店里迷人的少女、贵夫人和贫民窟，都被描写得乱七八糟。但普鲁斯特却关注着他们。人们对A伯爵的了解是从一桩丑闻开始的。但是，这桩丑闻也有吹捧他的成分：他与大使馆一位参赞的妻子有交往，以至引起一场决斗。到了三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按照法文字面解释，就是名流社会中的一员，而按照英文字面解释，则是见过世面的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婚姻上；范·T夫人非常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未来女婿。

由于从订婚到结婚期限很长，未婚少女又相对自由，无论如何比当时的巴黎更加无拘束，因此，让娜与约翰-卡尔有机会经常接触。让娜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他借给让娜什么书，让娜就看什么书，完全由约翰-卡尔决定：有萨曼的诗，尽管他们都觉得平淡无味；有可怜虫勒利昂的《无言之歌》和《智慧》，都使他们回肠荡气；有洛蒂描写的中东，犹如骑着骆驼晃晃悠悠的沙漠之旅那样催眠；有梅特林克的《卑贱者的珍宝》和《智慧与命运》，作品中的神秘色彩和道德观念，像古老的永不枯竭的清醇溪水，富有旋律地一滴一滴地流入他们的心田；有当时所能找到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缩写本，还有斯温伯恩的情调伤感以及年轻的里尔克的让人心惊肉跳的诗歌。读过以后，他们还一起讨论。让娜飘然欲飞，读完了梅特林克的书，又读爱默生和诺瓦利斯的作品，她惊讶地体会到，善这个词要用许多词才能说清楚，而解释上帝的信经又是如此之多。他带她去看易卜生的戏剧，以抵消社会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满脑子都是萧伯纳的《康蒂妲》，而她还为娜拉的命运冥想苦思。他们一起去音乐厅：他似乎在为另一个人教育她，而那人只会用赞同来表达意见。

他们俩，一个英俊，一个漂亮，而且乍一看相貌相似。黑头发，黑眼睛，这在荷兰人中是罕见的，证明在这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总有些人的血管中流着外国人的血液。约翰-卡尔的确有外国血统：十八世纪初，他的一个先辈陪着彼得一世来到萨阿尔达姆学木工活。沙皇回俄国以后，他留在了那里。让娜的祖父是巴达维亚的行政官员，娶了一个军官的女儿为妻，而这位军官的妻子正是印度尼西亚上层社会的女子。因此，让娜有点儿东南亚人的特征，金黄色的皮肤，也正是因为有着克里奥尔人的血统，她才具有这份妩媚。但如果她本人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还会感到脸红。他们到A伯爵在阿纳姆附近的府邸玩耍。让娜在荆棘丛生的荒林里向他学骑马。约翰-卡尔把她介绍给一个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老姑妈。老姑妈当时住在小别墅里，把他当王储对待。他们有时一起徒步长途旅游，投宿在外省的旅馆或乡间旅店。让娜只要住在约翰-卡尔的隔壁，即使夜不关门，她也睡得很踏实。在当时，人们可以无视一切，也得尊重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但是，在结婚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他们终日相处，心中渐渐燃起了欲火。他们坐在沙滩上，约翰-卡尔告诉她，他在达尔马提亚的海岛上，或者在挪威的海岸边，一个人在海中游泳，浑身一丝不挂，全身投入到大海的怀抱，真是其乐无穷。裸体游泳，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在当时，先生们和女士们游泳，都穿着黑色毛料或绣着船锚图案的海蓝色游泳衣。让娜告诉他，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在花园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就像在睡觉之前进行的一次沐浴。几个星期以后，他们来到了泰塞尔岛。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全家出动，蜂拥而至，海滩上和沙丘上到处都是人。他们在大批避暑的人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先期到达那里，因此，海岛上除了他们俩，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他们先清清静静地度过了几天的时间。旅馆建在悬崖上，下面就是沙滩。深夜，让娜悄悄地推开落地窗，窗外就是沙地。她光着脚，踩在野草稀疏高洼不平的沙地上，心情无比畅快。海风从远方徐徐吹来，轻柔地抚摩着她的身体。大海中涛声轻荡。她全身沐浴在空气和海水之中，与在阳光下的感受截然不同。就在这时，她听到另一个房门一声轻响，随即也打开了。约翰-卡尔推开房门，门外就是沙地，模模糊糊地看见她也站在那里。她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但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随着他越来越走近，恐惧的感觉便顿时消失了。不用宽衣解带，无所谓羞涩，两个光溜溜的躯体拥抱在一起。让娜不知道她是否爱他，也不知道是否因为欲火冲动才把自己奉献给他，只是以肉欲还报肉欲。两个人跪在沙地上，挺直上身，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像是搂抱着一块温暖的石头，谁也不想松开。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哼叫。此时无言胜有言。让娜轻轻地喘着气，而小伙子喘息急促，就像远方的涛声，风的吹拂。事完之后，两个胴体分开了。让娜执意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们以后又幽会了两三次，不过不是在室外，也不是在夜间，因此没有那种情怀激荡的感觉。那是在海牙，在约翰-卡尔的房间里。约翰-卡尔不经常住在那里。这是他们未来的洞房，很快一切都要布置妥当。日久天长，房间的地板旧了，墙上的灰墁脱落了，白一块蓝一块的。要修理一下地板，粉刷一下墙壁。约翰-卡尔提议在大白天到他的房间里幽会。在荷兰，房内不挂窗帘，这是时尚。从玻璃窗可以看见对面房顶上方现出一块长方形的天空。让娜也喜欢在大白天幽会。两个躯体不用再互相磨合，并排躺在一起，静谧地品尝着生命的乐趣。然而，这情形中有些地方令年轻女人觉得黯然失色。当然，范·T夫人也许能理解他们，甚至接受既成事实，尽管从道德上讲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不好随便议论，更不好对一位母亲挑明。让娜强烈地意识到，放任感官与过度淫乱之间只隔着一道深沟，而深沟两岸的距离有时只有一根头发丝之遥。

然而，初期的异常现象是难以察觉的，尽管在两个躯体结合之前早就出现了。不只是肉体的接触，肉体的接触是短暂的；而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了解，而对精神的了解还差之甚远。有那么多哲学家和诗人都谈论过这个问题，难道他们都没能触及问题的本身？她很久之前就发现，约翰-卡尔有时心情急躁，尽管时间极其短暂，似乎人们一碰到他就像剥他的皮，剥得他鲜血直流似的。他有时反应迟钝，有什么事往往要说好几遍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去饭店吃饭，离开饭桌的时候必须用手拉他一把，他才站起来，把小费往桌子上一扔就走出饭馆，朝着向他迎面开来的汽车走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极短，她以为这是由于心有旁骛而导致的思想不集中。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令让娜和她未婚夫的朋友频频摇头。有人请他吃饭，他也不告诉人家去还是不去；有时候去了，也穿得很随便，而他一向是喜欢对衣着品头论足的。他有时在她面前说粗话，这种话本不该污了一位高贵小姐的耳朵；而她只觉得他是不拘小节，努力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还有低声细语的流言说，约翰-卡尔竟然破口大骂一位王子——如果是在知己之间，在牌桌上或在马厩里私下聊天，这位王子也许会心甘情愿地被他大骂一顿，但这是在举行仪式时，每个人都应该克制。他花钱大方，家里人对他很担心，不得不从法律的角度规劝他，尤其对他低价出售一些受人尊敬的小画家的绘画作品感到惋惜，这些绘画很快就被凡·高的狂癫的作品所取代。当他将一幅让人尊敬的祖先肖像画扔到垃圾堆的时候，人们再也忍无可忍了，虽然这幅画像价值不高，但悬挂在A氏家族的两个餐具橱上方，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他私下告诉让娜，他非常秘密地写了几首诗。据他说，人们会认为诗是抄袭的，或者由于表达了一种自由思想，还具有煽动性，因此使人很反感。有一天，让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向他要几首诗看看。奇怪的是，他第二天给了让娜一包几乎烧得面目全非的诗稿。诗稿的四周被烧黑了，皱巴巴的，中间颜色暗淡，一碰就碎，几乎成了灰烬，只留下几个尚可辨认的字。看来是约翰-卡尔放进炉子里烧过，在还未完全化为灰烬之前又用火钳夹了出来的。她看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纸片，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些付之一炬的诗稿是否值得惋惜呢？她不知道。使让娜感到不解的，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惋惜。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另一件事。有一天，他们正在一处海滩上享受着情侣的乐趣，约翰-卡尔捡了一些贝壳，给她做了一串项链。第二天，他把项链给让娜戴在脖子上。项链是用黑色的细皮绳穿起来的。让娜问他细皮绳是在哪里找的。约翰-卡尔笑眯眯地告诉她，是他以前在一家妓院的房间里捡的，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趴在房间里的地上刚被抽过鞭子。让娜的第一个感觉既是愤慨，又是怜悯。

“管她呢，”他说，“她是女人嘛，罪有应得。”

让娜把项链戴了几天。但是，穿项链的黑色细绳被她脖子上温暖的皮肤蹭得变了颜色，像上了一层蜡，脏里吧唧的，把她的一件衬衫的白领子给弄脏了。让娜把细皮绳抽掉扔了，只保留了贝壳，因为贝壳是无辜的。

约翰-卡尔与让娜如此亲密无间，让娜对于他的事，最多也只能默默思索，就像我们对待知心好友一样，约翰-卡尔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情夫，还是她的未婚夫，她昨天还觉得与他终生相依为命是天经地义的，而现在他几乎不可捉摸起来，不再是一个在身心上都稳定可靠的人物。他变成了一个磁场，一个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的物质与震荡的混合体。她心想，随着婚期的临近，这个自由但孤独的小伙子的心灵会不会失去平衡。

“如果您无法忍受，就不要举行婚礼。”

“要举行，”他说，“既然是决定了的事情，就让它实现吧。”

一个猎场老守护员由于没马上执行主人的命令而受到虐待，到临终也无人过问；在大庭广众侮辱王子，这对一个上流社会来说更让人感到反感；再加上其他一些让娜也不甚了解的事情，因此，全家人觉得应该请一位精神病医生给他看病。本来去X叔叔家是喝波尔图葡萄酒的，现在却变成了对病人的诊断。权威医生建议送约翰-卡尔去康复中心休养一个月。在康复中心，A伯爵有自己的仆人前呼后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他忘了，A伯爵从来不在乎是不是在自己的家。

人们还以为这会使约翰-卡尔更加脾气暴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动肝火。其实不然。可能由于长时间受到海浪的颠簸，他的确感到累了，想吐出吃在肚子里的不知道是什么不合口味的东西，因此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好像觉得，船的确应该靠岸抛锚了。在康复中心，看见一个月变成了几个月，仆人换成了护士，他并没有感到不安。长期以来，让娜和母亲虽然对伯爵的精神错乱一直保持着缄默，但终于有一天，含混不清的慰问纷至沓来：“谁会相信呢？”“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母亲有这样一个女婿，女儿有这样一个未婚夫，曾经引起人们的羡慕，而现在却怪罪她们为什么没能早发现这个被贴上疯子标签的男人得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危险的病。范·T夫人遇事一直听任上帝安排，心态安然地接受人们出于羡慕而产生的怜悯之心，尽管这种羡慕没有表露出来。让娜的一些女友表面上担心她的幸福，劝她与病人一刀两断。但相反，她每个星期都去看约翰-卡尔。疗养院地处偏远，到那里去得换火车，然后再乘坐汽车。让娜习惯于在疗养院附近的旅馆里过夜。然而，流言蜚语却不胫而走，说她买通护士，秘密去幽会病人，而当她的未婚夫还健康时，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俩关系不正当。后来，让娜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干脆住在距离精神病疗养院只有几里路程的A城堡。老姑妈相信家里其他人都在陷害约翰-卡尔，便热情地接待了她。因此，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被幽禁在小楼里的曾经是她朋友的约翰-卡尔。

的确，A伯爵对让娜的出现似乎不太高兴，但让娜离开以后，他又感到难过；据护士说，让娜要是不去，他又像一个痛苦的幽灵，总是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在他癔病发作的时候，他不是认不出她是谁，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让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让娜心想，他在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在心里保留着对她的记忆，如今那块地方已经无人可以触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注意礼貌；在记起让娜的名字时，他还很客气地叫人把汽车开到范·T小姐的跟前。他以前就不太叫她的名字让娜，现在甚至也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次他居然想起来了。那一天正下着雨，刮着风，让娜像以前一样跟在他身后，由看护人员陪着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到了房门口，他拉着少女冰凉的双手。

“让娜，您被雨淋湿了，快换衣服去。”

然而，半个小时以后，他没发现让娜穿着一件男式睡衣回来了，因为小楼里没有可供更换的女装。约翰-卡尔坐在沙发上，用手拍着沙发扶手，似乎在随着让娜用自动钢琴演奏的乐曲哼着：“够啦。好啦。”他显然以为这是一位男仆演奏的曲子。情况可能在好转。从A城堡拿来的摆放在支架上的小摆设，装饰着家族徽章的书籍，还有小摆钟，都是为了打开他的记忆之门，但是却被他一股脑地拨拉在地上。让娜觉得她与这些物件无异。

疗养院院长对让娜很有好感，借了几本书给她，其中有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给了她启示。但她觉得，这些专家将他们提出的假说当作信条，未免操之过急了。约翰-卡尔的医生们还迟迟不能断定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说他在学习期间感染上了梅毒，是否能够解释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精神崩溃的原因呢？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易卜生笔下的奥斯瓦尔德在他母亲看来，只是到了舞台上才突然变成傻瓜。在A伯爵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常来常往的叔叔是弱智，还有一个叔叔得了精神错乱；然而，如果翻开一些家族史的秘密档案就会发现，没有这种疯癫病的家族为数不多。让娜在红十字会上过课，她想可能是脑部疾病，不是化脓就是肿瘤，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诊断的。难道是感情受到刺激而导致精神错乱？他对一个外交官夫人的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娜又想，是不是因为黑色细皮绳的缘故。想到这里，她产生了几分恐惧。细皮绳可能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并非是他想不开。因此，她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难道她被一个难以相处的男人看作是庸俗？要是这样想就自视甚高了。但她说不清楚。作为怀着爱的少女，她只能尽心尽力地伺候他。她慢慢发现，给病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打针，吃镇静药，根本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她那样的年纪，她痛苦却清醒地发现，要想为他做点什么事，那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严酷专横的。

圣诞节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老姑妈没有事先告诉他，就带着鲜花和甜食冲进了房间，这使病人大发雷霆，要把她赶出门外。让娜倒平安无事，但医生不让她再来探望病人了。让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当时，上流社会独立而富有的女子经常能做到的事，范·T夫人也都做了。为了平息关于约翰-卡尔和让娜的风言风语，尽管这种风言风语很快被别的风言风语所取代，把矛头指向其他情侣；尤其为了改变女儿周围的环境，转变女儿的思想，范·T夫人决定进行一次周游。这是一次类似十九世纪末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青年进行的长途旅行。当然，自由是被削弱了。打着小阳伞，穿着紧身宽下摆的上等细麻布裙的年轻人，不能像昔日的漂亮骑士那样逛威尼斯的妓院和里窝那的窑子，不能到法国与诡诈的赌徒赌博而输掉巨额资金，不能像英国纨绔子弟那样白刃真枪地进行决斗，不能在国王红人的掩护下洞悉宫廷的秘密，不能为外国王子效力，不能出入著名学者和探索者的门庭，更不能与歌女一起吃夜宵。我所以列举这些消遣娱乐活动，是为了说明女性还一直被排挤在自由之外，消遣娱乐只是供男人享受的。但是，女子进行周游，既不是无益，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她们主要是在信仰新教的中欧和北欧国家周游，接触的也只是保守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思想在萌动，当然还不成熟，无足轻重。在这个科学获得了进步，福利事业尽管还不普遍，但和平也已经稳定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一直在发展，在蔓延。范·T夫人几乎无处不去，大使馆、宫廷（她还是荷兰宫廷贵妇）、慈善机构和学术机构。她和她的女友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她们一直到了威尼斯和维罗纳，因为让娜还应该看一看意大利。这两年，她大多时间是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区和德国度过的。在欧洲地图上，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坚固完整的国家。她们夏天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瑞典和丹麦的一些海岛。她们去过威尼斯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太虚华了。她们到各地都住湖滨别墅、贵宾旅馆、英国旅馆或四季旅馆。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逛时装店，参观庙宇。博物馆的门卫看见让娜就向她打招呼。到处都有舞厅。她喜欢跳舞。她也喜欢在露天冰场滑冰。约翰-卡尔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小楼里，像坟墓里的僵尸，置身于生活之外，慢慢地消沉下去，而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痛苦。

她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德累斯顿。范·T夫人的一个表兄弟是驻德累斯顿领事。德累斯顿是一座幻境似的石头城，还保留着巴罗克风格。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中，这里是一座地狱，石子铺的大街和马路上满是泥泞。动物园里那些珍贵的动物大部分都被烧死了，剩下的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着，咆哮着，让人感到像死神一样可怕。我的一位战犯朋友在那里服苦役，负责清扫一个躲避炸弹用的小型掩体。他后来告诉我，他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死在小型掩体里，都背靠着墙坐在长凳上。因为门是敞着的，炸弹掀起的气浪冲入掩体，他们纷纷倒下。但是，这场噩梦在四十三年以后才会盘桓在人类的记忆中：让娜本人也早就变成了泥土。但在当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她手捧着一本书，坐在壁炉旁边阅读（在当时，一些好的旅馆的房间里还供应柴火取暖）。范·T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读着一本有关宗教的书。让娜陷入了沉思。她读了许多书：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努力阅读一些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范·T夫人同意她走访医院和监狱，但都是在她们认识的牧师的陪同下进行的。疯人院的女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她们告诉让娜，病人简直就是住在地狱里。她们介绍说，女疯子比男疯子的病情更严重，她们都是些布尔乔亚妇女或小姐，疯劲一上来，嘴里吐着白沫，说着难听的话，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相反，男疯子看见扎白头巾的女护士，很专注地看着她们，可能是想从她们中找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良母贤妻。尽管医生发现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疯人有着一种偏见，但是，病人在月明的夜间抓着窗子的护栏又是叫又是唱，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记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什么仪式，因此，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总是不得安宁。在收容所里，她看见那些已经忏悔的荡妇，个个都是那么虚情假意，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与她的那些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堂姊妹或女友没有多大区别。老人院是监狱；监狱也是疯人院。当然，疯人不能被看作罪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环境导致了他们犯罪。让娜知道，人们向她展示的是一个铁窗里面的世界。铁窗被擦得锃亮，但经常挂着窗纱。她所看到的疯人尽管不多，但向她展示的却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