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凶手总说他杀的人是死有余辜，可这世上没人是死有余辜，没人生下来就活该被杀死。

“晚上你去我妈那儿接点点吧。”婷婷在玄关的穿衣镜前一边涂唇釉一边说。镜面唇釉，这是她告诉我的，起因是头两天我看她口红没涂匀提醒了她一下，她扭头说我土老帽，曰：这叫镜面唇釉，不是那种能来回在嘴上涂的，要保证涂完是镜光效果，就不能涂匀了。

“听你这意思，今儿要加班？”我给点点穿外套，他肉嘟嘟的小手儿从袖子里钻出来，攥成个小拳头，无意识地挥舞着。

“我们有个同学聚会。”

我看向她，有点惊讶：“你不是好几年都不去了嘛，说他们俗不可耐。”

婷婷最后一次参加同学会还是四年前，那会儿她刚怀孕，挺着四个月的肚子去的。去了回来老大不高兴，说这帮人脑满肠肥，不上档次，不是吹嘘自己如何发迹的，就是秀孩子秀老公的，再要不就是谁跟谁搞破鞋的花边儿新闻。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是去狠狠抽他们脸的。”她说着，对镜笑出了闭月羞花那劲儿，“我不是那个臃肿妇人了，我儿子上幼儿园了还是私立的，我健身又是S曲线了，我美容我回到十八岁了，你说我该不该显摆一下？”

我皱眉，她怎么越来越在意这些东西了。一提这我就头疼，自从病好了之后，她就变得越来越……怎么说呢，算是虚荣吧。相应的，放在点点身上的精力变得越来越少，而且花钱也大手大脚起来。弄得我都快债台高筑了，那天我又厚着脸皮跟朋友拆兑，他一脸狐疑瞪眼问我：你不是养小三儿了吧？怎么花钱如流水啊？

“那你早去早回，注意点儿安全啊，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接你去。”

“榆木疙瘩，一同学会能有什么事儿啊！”婷婷披上披肩拎过包开了门，“记得啊，你下班去我妈那儿接点点。”那披肩就是她上回勒索我买的，真是勒索！一条披肩，拢共就能围住脖子跟胸脯，什么啊，就一万多！！！

这是个什么妈。我也是愁，“你没跟点点再见呢！”“点点，拜拜，妈妈去上班了！”

我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穿外套，而后拿上车钥匙领点点出门去上幼儿园。点点还差俩月才三岁，幼儿园能收是我姐给帮的忙，她一个朋友的朋友去了私立幼儿园任教，我们托关系给办的，收费还给打了折。对此婷婷说：真不容易，可算占上你们家人点儿便宜。

就冲她这个妈，以及我那个刻薄丈母娘，我也得能早一天送点点去幼儿园就早一天，少受这熏陶教育。

婷婷大病一场之后跟换了个人似的。她跟我说：子承，我收到病理报告就在想，人就活这一辈子，我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由此，穿衣打扮这类年轻姑娘在意的事儿被她重拾了起来。她还报了健身班儿，那么懒一个人硬是动起来了。我先开始觉得这是好事儿，生命在于运动，健身就是保持健康的良药。后来我就发现婷婷过犹不及了，不仅仅是健身，她还去打美容针，她本来也不显老，可就闹妖儿似的去，说等老了再打就来不及了！打就打吧，齁儿老贵就齁儿老贵，她高兴就行。但这也不算完，护肤品噌噌花钱，那么小一瓶就上千。更别提人瘦了变美了衣服买多了还得搭配买鞋买包了。

花钱这事儿就不说了，主要是，婷婷的精力从点点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孩子就基本没人管了，我平时工作忙，点点就老在他姥姥那儿，真挺不是事儿。要不怎么死活托我姐给解决入园问题呢。

给点点送到幼儿园，我跟点点再见的时候接到了队上的电话，李昱刚打的，说来案子了，盘古小区发现了一具尸体，高度腐败。

我直奔案发现场就去了。

盘古小区有个市民报案说，他们单元一楼中户闹苍蝇并伴有恶臭传出，凑近防盗窗往里张望，地上趴了个人，他登时就腿软摔在了草地上，醒过闷儿来就报警了。而负责出警勘查情况的正是我们。技术部的同事已经先行出发了。

李昱刚已然十万个不乐意了，他说：“刘哥，我这紧张症又要犯了。”他有没有紧张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有后遗症。小伙子刚到队上就跟我去办了一起杀人案，人死在屋儿里一个来星期，也是个盛夏，那味道促使他当时就吐了一个稀里哗啦，肠子小肚都快倒出来了。

“我建议你把身上那三叶草还有脚上那椰子鞋都先换了。要不也是个扔。你想想啊，都被苍蝇围绕了。”

李昱刚脸绿了，骂：“怎么这倒霉差事老轮不上夏新亮！老天爷都照顾洁癖是怎么的！”

他可能是背了点儿，总是赶上高度腐败的尸首。夏新亮早上跟大领导去公安部汇报总结去了。谁让人长得精神，文书工作又好呢。人是耿直了点儿，但这几年工作干下来，细致有条理，能力又强，成果卓越，一不小心就成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提拔的对象。更尤其，他还那么高的学历在那儿摆着呢！也就是我们不兴拍广告，要不他绝对是对外宣传的头号人选，活招牌呀！

李昱刚跑回宿舍迅速换了一身儿打扮，大背心、黑短裤、懒人布鞋。我看着他：“你这…..是不是忒随意了些？”

“反正都得扔，就它吧！”

12号楼1单元门前拦了一道警戒线，前面围着一些群众，议论纷纷。这肯定是有实锤了，否则也不会拉起扎眼的警戒线。跟值守的同志出示了证件，我俩抬高警戒线先后进去。

102室的房门关着，门前空空荡荡，比尸臭味道钻入鼻腔更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墨绿色的房门上趴了两只苍蝇，绿头蝇子，个头都不小，若不是它们爬动起来，几乎要跟深墨绿色融为一体了。

我把兜里揣着的口罩递给了李昱刚一只。

李昱刚拨浪鼓似的摇头，“刘哥，这违反规定……”

“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本来就对尸臭味儿紧张，你进去再吐了，技术部招你惹你了！”

我们是有规定的，进入现场不能戴口罩，不能封闭嗅觉，因为你要通过嗅觉判断许多东西，譬如有没有汽油、酒精、特殊刺激性味道等。第一反应、第一直觉，现场什么样，这得知道。但我判断，以群众报备闹苍蝇为基础，里面趴着那位指定是高度腐烂了。高度腐烂的那个臭味一出来，你就甭想闻见别的其他什么了。那味道，蹿脑门。再说了，还有我呢，我的鼻子就够用了。李昱刚要是再吐了，才真是跟技术部过不去。

今天先我们一步出发的是技术部第二小队，队长小钱比我小五六岁，虽然年轻但经验丰富，工作一贯尽职尽责。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人员是非常有必要的配备。小到一个衣物纤维。一个刮擦痕迹，都很可能是我们判断破案的关键。

技术人员专门勘查现场，收集各类证据，给我们提供好多有利的东西。而我们侦查人员，把这些情况全综合起来之后，就能更快地抽丝剥茧直指凶嫌。这方面比从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法律要靠证据说话，而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是最佳的证据采集者。通过精准的证据采集，我们曾攻克过不少心理素质极强的罪犯，让他们认罪伏法。

我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第二小队的现场技术员小秦，姑娘朝我点了点头，让出路来方便我们进入。这股子尸臭唉，真不是乱盖的，太臭了，直冲脑门。我回头看了眼李昱刚，他拧紧的眉头告诉我，戴口罩也没什么用。但他还是很坚强的，跟在我身后坚定不移。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客厅大，主卧也大，还带个卫生间，次卧小一点，放着一面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什么，就是一个架子，挂了好多钟，类似那种钟楼大钟的缩小版。

溜着墙根往里走也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尽量避让痕迹、避让证物，但这回我看必要性不大了。死者面朝下趴在卧室中央，顺着卧室流出来的黄水几乎淹没了客厅。他的尸体，肉已经没有了，基本上就是一个骨头架了，身上的肉呢，变成水了，流得满屋都是，全是黄水，除了黄水就是凝固干结的黑色血迹。蛆都没有了，只剩蛆壳。尸体上应该长白蛆，比如说一个月、半个月长白蛆，白蛆都没有了，这下面全是蛆壳，整个屋里头全是。不闹蝇灾才怪呢！

这都不仅仅是高度腐败了，这是完全腐烂。勉强能分辨像出来他被杀时穿着背心裤衩，整个身体就在那儿趴着，旁边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烟缸，里面的烟抽了半截儿。由于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现场的基本东西全被破坏了，什么足迹、纤维就别想了，化水的尸体把一切都淹没了。我们，沉浸在一片尸水的海洋里。我干刑警这么多年，这场面也真不多见。说不震撼，那是假的。

这屋子，谁一分钟也不想多待，我都恨不能窜出去一会儿等技术人员来跟我说明情况。但咱有职业素养，咱不是光听情况就能破案，还得观察。

卧室里有个东西极其不合时宜。是个洗衣机的箱子。正常人谁也不会把这玩意儿立卧室。我伸手去推，在一旁取证的小钱隔着口罩说：“背后是血迹。”

跟着，一墙的喷溅血迹映入眼帘。我看着血迹，又回头看看尸体趴的位置。怕不是一刀抹脖子吧？目测像。

从背后被人一刀结果，这说明啥？什么人你能放心背对？你至少要认识他，并且熟悉到对之没有防心。

但是这跟屋内的现有情况形成了反差—屋内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

你说要是熟人作案吧，除了伪装现场，没必要把屋子翻腾得这么乱。伪装现场也不是不可能，转移警方注意力嘛。但现在已知情况太少，还什么都判断不了。

首要目标只有一个，先知道死者身份。是谁，死在这间屋里。是不是房主本人，如果不是，租住的人是谁，为什么死了这么久才被发现。案发现场是两室一厅，究竟是合租还是独居。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困扰我，那个洗衣机的大箱子，因何摆在那里，还刚好就遮挡住了血迹。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时，我们也确定了死者身份。

这位死了八个月的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开新。年龄是60岁。这个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乐家。他所教授的乐器叫作编钟。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简单来说，是打击乐器的一种。

杨开新教授的身份特殊在，他是现有编钟演奏家里的权威人物，可以说，没有他，这门乐器的传承就会遭受巨大的打击。他个人天赋异禀是一方面，代代相传的技艺又是另一方面。

我跟李昱刚看完并没什么用的尸检报告，丧气得不行。

你把它总结下来即是，因为尸体高度腐烂，皮肤、肌肉、脂肪层、内部器官等的流失，仅剩一副骨架子，无法判断致命死因，也就是说，到底是让人掐死的、勒死的、捅死的、淹死的，都没法推论了。死亡时间也极其模糊，参考尸体腐败程度与季节性温度、湿度的变化，推断为六到八个月左右。说白了，啥结论没有。

在此之前我们走访过杨教授的家人，他们家在和平街，跟杨教授死亡的盘古小区特别近，走路一刻钟就能到。两套房产的房主都是死者。我们也很奇怪，老杨一人住两居室，而他的家人—太太、闺女、儿子，仨人挤在一个一居室里，这很不靠谱。对此老太太说，因为老杨要带学生，经常有学生来找他讨论学术问题、练奏技巧，所以他用其中一间教课，我们就给他让地儿，一居室也是大一居，仨人住也还可以，再说了，小女儿在南京读博士，一年到头也不怎么回来。

老杨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凑成一个“好”字。但俩孩子都没继承他的编钟艺术，儿子是公务员，在机关单位任职，女儿尚在南大社会学院求学。

我们上家去，只见到了老太太，女儿还不知道自己父亲遇害的事儿，儿子还沉浸在悲痛中不愿见人。这个我们也不能勉强。

和和美美的一家人，老头子却横死在了自家。

当时我们初步确定死者身份就请老太太去认过尸，她一见法医出示给她的老人的内裤就蒙了，说这是她先生的，跟着就晕了。我们把她架出去，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脸好半天她才醒来，问她有没有心脏病，她“嗷”一声哭了出来。等情绪平静了，才跟我们说明情况。

原来，老爷子一向回家不规律，有时候在学校，有时候在另一套房里带学生或者搞论文，他不喜家人打扰，都是想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不会特意打招呼。这也是大

学方面同样没发现老人失踪的原因，这样的专家，带研究生很随意的，有时在院

里，有时就在自家。

老太太说最后见到老教授是年三十儿一家人吃团圆饭；学校方面更早，说是学期末。

杨开新教授一个人住，他的身份是教师，被人杀死在自己房内，死因尚不明确，最可能是一刀割喉，现场有被翻动的痕迹，抽屉里的钱不见了，但其他金银细软包括存折、卡之类的全没动过。

是谁、因何把他给杀了？目前来说，全没线索。

李昱刚摊在椅子上，标准的北京瘫，夏新亮支着下巴看窗外，一声高过一声的蝉鸣烘托着仲夏的苦闷。

我拿起油性笔，在白板上写下：独居、大学教授、嫌疑人，这么仨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