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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思考。他想到了上校、梅勒妮·福勒、科尔本、巴伦特，还有不知道姓名的其他人。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却犯了一个根本的致命错误。他认为，如果他能明白这些恶魔的心理，就能将他们治愈。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上校，并非仅仅是为了抹平自己的心理创伤，还带有强烈的科学探索性质，就像疾病控制中心的免疫学家锲而不舍地提取新的致命病毒一样。从寻找到明白再到治疗，这一过程充满乐趣，能激发智力上的愉悦感。
然而，恶魔身上的病毒却没有抗生素可以治愈。
很多年前，索尔就熟悉劳伦斯·柯尔伯格【27】的研究和理论。科尔伯格毕生致力研究伦理和道德发展理论。对于一个专攻战后心理治疗理论的精神病医生来说，科尔伯格的思想看似简单得近乎幼稚，但躺在囚室中静听换气机嗡鸣时，索尔意识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恰好可以用来解释索尔目前面临的处境。
柯尔伯格发现，道德发展分为七个阶段——不同的文明、时间和空间都适用。第一阶段是婴儿——没有善恶观念，所有行为都出自需求和欲望，只受负面刺激的约束。伦理判断基于趋利避害的先天本能。第二阶段，人会通过接受权威来对“对与错”做出反应。“大人物”的观点左右了道德选择。到第三阶段，人会受规则的约束。“我按规矩办事。”第四阶段，伦理由大多数人支配。第五阶段，为了确立和捍卫维护大众利益的法律，或者捍卫异见者的合法权利，人会甘愿牺牲生命。第五阶段的人将会是出色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律师。索尔在纽约就扮演了第五阶段的角色。第六阶段的人则可以超越第五阶段对法律的尊重，着眼于公共利益和更高的伦理实体，不受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约束。第七阶段的人则只遵守宇宙法则，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凤毛麟角，代表是耶稣、甘地和佛陀。
柯尔伯格是一位理论家——索尔同他本人见过几次，十分欣赏他孩子似的幽默感——他甚至乐于道破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科尔伯格曾说，美国是一个第五阶段国家，其创立者是一群世所罕见的第六阶段者，但其国民则主要处在第四阶段和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强调，我们在日常抉择中一般会低于我们的最高道德发展阶段，而我们从不会超越我们的道德发展阶段。柯尔伯格哀伤地指出，所有第七阶段者的教诲最终都会土崩瓦解。基督将衣钵传给了第三阶段的保罗，而佛陀的继任者们从未超过甚至极少达到第六阶段。
然而，柯尔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