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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军原有的马匹，大有不可控制的态势。
没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所以也就没有人能治愈这种病。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隔离得病的牲畜，将死去的病畜深埋或焚烧。但唯一能做的并不意味着是可以妥善应对的，牲畜发病之前没人能看出其是否得病，所以也就不知道哪些该隔离哪些不该隔离，而病症的传染却是不管发病不发病时都会传染。
值得庆幸的是牲畜的病症并不传染给人。但从历史上很多事件可以看出，对牲畜、家禽所得传染病的防治要比人群中的传染病更加难以防治。因为牲畜、家禽无法说出感觉，无法说出病症发作时的特征，所以发病致死的症结在哪里很难发现。
第二件事情是第一件事的连锁反应。易货得来的牲畜得了奇怪的传染病，这消息才传出，百姓之中便产生了恐慌。这恐慌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家养有牲畜的百姓，他们担心自家的牲畜会被传染。于是不管发病的区域离着自家有多远，畜养牲畜的人家都将家里的牲口、家畜关了起来。这样一来，运输瘫痪，矿采停工，农作荒废，市场出现货流运转缓慢或货物滞缺。另外一个方面是当初那些拿出粮盐参与官营易货的百姓，官府拿走了他们的粮盐，只给了一张写了数额的抵粮券或抵盐券。本来说得天花乱坠，这抵券可以在运营之后利益不断叠加，带来丰厚的回报。但现在运作才刚刚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意外状况。手里有抵券的那些百姓开始千方百计地想将抵券出手，但是易货牲畜得病的消息已经传到蜀国的每个角落，这时候谁再接手抵券除非他是傻子、疯子。抵券出不了手，自己的粮盐就会打水漂，于是有人开始怂恿大家找官府讨要说法。在讨要说法无果的情况下，说蜀国官府采用这样的手段侵吞百姓钱财的谣言开始到处传播，蜀国官家的信誉迅速下跌。
易货牲畜得了奇怪的传染病，然后国内百姓恐慌，以及恐慌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出在蜀国内部，但孟昶和朝中大臣们都一致认为是中了大周的釜底抽薪之计。很多开始对王昭远私货官营做法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认为出现这种状况与王昭远的策略错误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王昭远在实施过程中拉上了太子，并且将太子玄喆推到了主持的位置上。而且孟昶在大周特使的要求下也是力促此事的，所以此时也没谁再将罪责落到王昭远身上。因为问罪王昭远就是问罪太子，问罪太子就是问罪蜀皇孟昶。
如果只是易货受损、民众恐慌，这还算是好解决的事情。最多是将屠宰牲畜的范围加大，然后国库出血贴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