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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示。
邵亮反而没有那么着急了，浑不咎的光棍气质发挥，干脆不管时间，蒙头写了下去。
杨锐此时也在写作文。
对于语文，杨锐并没有太好的办法。首先，他的语文水平并不见得有多好，其次，他的速度也不见得有多快。
当然，相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杨锐的逻辑思维和世界观都要更清晰一些，所谓见多识广，知识面广了，写议论文总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他比真正的高中毕业生多做了七八年的学生，多做了七八年的补习老师，写过的东西总要多一些，但遇到具体的文章，再交给老师来评分，能得多少，还真的很难说。
弄不好，阅卷老师的水平太高或太低，都有可能给出奇葩分数。
甚至于，阅卷老师一时困倦，看作文看的不仔细，也会给出一个中庸的分数，以至于原本高分的考生变成低分，低分的考生变成高分。
对阅卷老师来说，这就是一项工作，高考结束以后的阅卷工作很紧张，就80年代来说，一名语文阅卷老师，每天要看两麻袋的作文，真是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么多的卷子要看，虽然是两人乃至三人的交叉阅卷，可出现分数波动，也在所难免。
对于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就是必须要承担的风险了，主观题相对于客观题，就是有如此多的问题。
杨锐作为勇攀高分的学生，他的目标是让语文不拉自己的后腿。所以，他刻意将大部分的时间给了客观题，先将能拿的分都拿到，然后再用剩下的时间完成作文。
差不多抢在考试结束前一刻钟，杨锐顺利的写完了作文。
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杨锐向四周看了看。
教室里的其他人，还在拼命的做题呢，看他们的样子，接下来的十分钟，想要不出疏漏的完成试题，还是颇艰难的。
虽然是心理年龄30岁的人了，杨锐依旧不免有踌躇满志之感。
也正是因为心理年龄30岁了，杨锐才知道一个高有多重要。
80年代尤其如此。
这是一个大学生有特权的年代。美国有程序正义，中国则有特权制高点。
成为一名大学生，杨锐以后无论是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人认真对待，总不至于用藐视和轻视的态度进行处理。
对杨锐来说，仅仅这项功能，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护身符了。如果说，党员有两条命，80年代的大学生，至少有两管血。
“最后1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