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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躺在金属坟墓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空调吹得他不禁打起了冷战，于是把膝盖紧贴在胸口。他努力回忆在叔叔农场的那个春日早晨的细节。他想起金色的阳光轻抚着垂柳的枝条，叔叔石砌谷仓后面盛开着一片白色雏菊。
索尔很痛。他的左肩和左臂一直在疼，脑袋发晕，指头如同被针扎一般，右臂因为接受了太多次注射而几乎麻木。在索尔看来，疼痛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在药物催生的意识迷雾之中，疼痛是唯一可靠的灯塔。
索尔的时间感已经混乱了。他隐约觉察到这点，但对此无可奈何。细节是清晰的——至少到参议员办公大楼爆炸之前是这样——但他无法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上分钟他还躺在冰冷的不锈钢囚室里的小床上——内嵌式的床，空调出风口格栅，不锈钢长椅和马桶，能向上缩入墙中的金属门——下一分钟他就蜷缩在冰冷的稻草里，波兰夜晚的寒风从破窗户中吹进来，他知道，上校和德国士兵很快就会来抓自己了。
疼痛就是灯塔。爆炸后的头几天，他只有区区几分钟是清醒的，而这种清醒还是拜疼痛所赐。接上断裂的锁骨时，他感到锥心的剧痛。穿绿色手术服的医务人员，消毒的环境——说明这里可能是手术室，或者恢复室。后来他被突然推进白色走廊，然后是不锈钢囚室。周围换上了穿西装的男人，夹在口袋上或翻领上的花花绿绿的身份卡。他感到有人在给自己打针，接下便是凌乱而不连贯的梦。
第一波审讯中，他的身体又承受了一番疼痛。审讯者有两个，一个秃头矮个儿，另一个金发平头。秃头用金属棍击打索尔的肩膀，索尔喊叫起来，疼得流下了眼泪，但他并不排斥疼痛——他渴望着笼罩在意识上的迷雾被吹散。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秃头问。
“不知道。”
“你外甥告诉了你什么？”
“没什么。”
“你还对谁讲了威廉·波登等人的事？”
“没有人。”
后来——或者是先前，索尔并不确定——疼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注射带来的愉悦的眩晕。“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查尔斯·C. 科尔本，联邦调查局局长特别助理。”
“谁告诉你的？”
“艾伦。”
“艾伦还告诉了你什么？”
索尔将记忆中他同艾伦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