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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认出我。虽然我逃离切姆诺只有八个月,但在上校眼中,我肯定只是一个搜检死者行李的普通犹太人。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大好良机,但我犹豫了,于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我觉得我当时可以够到上校。我可以在枪声响起前,掐住他的脖子。我甚至可能抢走希姆莱身边军官的配枪,在上校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打死他。
“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
“我想那天有大概两百人逃离了集中营。我们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三五成群,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组织。获得自由后,筹划逃亡的人们无法保证大家的生存。大多数犹太人和苏联囚犯后来都被德国人追捕射杀,或者被波兰游击队发现后遇害。许多人在附近的农场中寻求庇护,但很快就被告发。一部分人在森林里活了下来,一部分人穿过布格河,去找向西推进的苏联红军。我很幸运。进入森林后的第三天,我被一个名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发现,他们的首领是一条英勇无畏的汉子,名叫耶切尔·格林斯潘。他将我带进游击队,命令队医照料我,使我恢复体重和健康。从上一年冬天起,我的脚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我同奇尔游击队在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