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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文柴厂不算，那是孙和平没走就说定的。我现在的想法是，把宁川市的路机厂赶快划过来，和文柴厂资产捆绑在一起上市，还不大发它一笔？
周到说，宁川路机效益挺好，也正在筹划上市，这恐怕有难度。
杨柳道，事在人为嘛，我实话告诉你：赵省长现在惭愧着呢，对孙和平是有苦说不出，没准还就能让咱弄成了！所以你得出面去吵！
周到答应了，好，那咱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好事都是你的，你继续当好干部，我做发牢骚的落后分子，反正我不想升了！又说，这些年花在北柴股份身上的输血费不能白扔了，也得找省里要！
杨柳咂嘴说，这怕有些难，但该要照要，要来了白赚；要不来也让省里知道咱吃了多大的亏，数字往高报，反正赵安邦不会来查帐！
周到走后，杨柳没急着回家，独自坐在办公桌前的大转椅上，思虑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这一天发生的事太多了，从早上赵安邦找他谈话，到上午和孙和平的两场尖锐交锋，还有下午集团高层的秘密会议。他都必须应对，但应对的如何啊？有没有啥细节上的失误？孔子说过，要三省吾身啊，在这种重要的时刻更要三省，乃至五省十省。
细想下来，好象还不错。孙和平上午的两场叫嚣是公开宣战，他和北重集团除了应战，别无选择。既然他已经揪住了这只坏猴的猴尾巴，何不就势把它打翻在地，揪光它的猴毛？当然，这种话在高层会上不能说，非但不能说，还得维护赵安邦和省政府的权威。赵安邦谈话也很有意思，透着明显的无奈和惭愧，那么补偿能没希望吗？对忠诚要有回报嘛，否则，以后谁还会这么卖力地执行他赵省长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