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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
我挂上电话，简奈尔盯着我，非常好奇地研究着我。从那些电话里的对话中，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我开始用拳头砸床，不停地说着：“不，不，不，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大喊大叫。然后我开始哭泣，我的身体被一阵完全不能忍受的痛苦淹没了，我能感觉到自己正逐渐丧失意识。我拿了一瓶房间的梳妆台上放着的威士忌，开始喝。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在那之后，我能记得的只有简奈尔帮我把衣服穿好，领着我穿过酒店大堂，然后把我送上一架飞机。我就像具僵尸。直到很久之后，当我又回到洛杉矶时，她才告诉我，她得把我扔进浴缸才能让我清醒过来。她帮我穿上衣服，订好机票，然后陪着我，一直把我送上飞机，并请空姐照料我。我甚至不记得那趟飞行，突然之间，我就到了纽约，瓦莱莉正等着我。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没事了。
我们直接开车去了亚蒂家。我负责一切，安排所有。亚蒂和他妻子曾商量过他想以一个天主教徒被埋葬在天主教墓地里。我便去本地的教会安排妥当了一切。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我没事。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停尸间里，所以我确保葬礼会在第二天举行，之后他就会被直接下葬。追悼会将会在晚上举行，当我经历着这些死亡仪式时，我知道，我将永远都不再会是同一个人了，我的人生将会改变，我周围的世界也会改变。我的魔法逃走了。
为什么我哥哥的死对我打击如此沉重？他其实挺简单，挺普通的，但他是真正有美德的，我想不出这一生中碰到的其他任何人能担得起这个说法。
有时他会告诉我他在工作上的斗争，与腐败、与要求他在报告中给那些在检测中显示出危险的添加剂说好话的行政压力作斗争。他总是拒绝，但他的故事从来都不是有些人讲述的那种拒绝被腐化的讨厌故事。当他讲述时，他完全没有义愤填膺，完全冷静。他并没有因为有钱人为了利润毒害民众而又惊又怒，他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可以抗拒这样的腐化而又惊又喜。他非常明确地说出来，他从来都不觉得有义务为了正义而战。
他完全没幻想自己的抗争会做出伟大之事。他们完全可以绕过他。我记得他告诉过我其他机构的化学家是如何做完官方检测后发出带有偏向性的报告，但我哥哥从来没那么做。每当他跟我讲这样的故事时，他总是大笑着。他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腐败了，他知道自己的美德没有任何价值。他并没有把它当成奖品。
他只是简简单单地拒绝，就像一个人拒绝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