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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说：“你可以买一件黄色的，一件绿色的，一件蓝色的，再加一件红色的。”
我们冲着对方微笑。我想，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进入了某种新生活。但总体来说，我发现成功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或令我满意。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样，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实际上，很多人终其一生挣扎着爬到职业生涯最顶峰时，都曾立刻用跳出高楼窗外的方式来庆祝。
到了冬天，我决定带全家去波多黎各度个假，这将是我们婚姻生活中第一次负担得起出去玩。我的孩子甚至连夏令营都没参加过。
我们玩得很尽兴。游泳，享受那里的温暖、奇怪的街景、食物，以及和煦的微风。晚上，我把瓦莱莉带到宾馆的赌场，让孩子们乖乖地坐在大厅里的藤椅里等我们。每隔十五分钟左右，瓦莱莉就会跑过去看看孩子们是否平安，最终她把他们都带回了我们的套房。我便一直赌到凌晨四点。现在我有钱了，自然也会有好运气，我赢了几千块。在某种可笑的程度上，我享受在赌场赢来的钱远多过目前我那本书的成功和靠它赚到的巨大财富。
回到家后，还有更大的惊喜等待着我。一家电影公司——马洛玛尔影业——花了十万美金买了我那本书的电影改编权，另外再加上五万块，开销全包，让我去好莱坞写电影剧本。
我跟瓦莱莉商量这件事，我确实不想写电影剧本。我告诉她我会把书的改编权卖给他们，拒绝掉编剧合同。我以为她会很开心，但她却说：“我觉得去那边对你有好处，见到更多人，认识更多人对你更好。你知道，我有时会担心你，因为你是如此离群索居。”
“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我说。
“不，”瓦莱莉说，“我跟家里人待在这里很开心，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们转学，我不想他们在加州长大。”
和所有在纽约住的人一样，瓦莱莉把加州看成美国一个新奇的边远地区，满是瘾君子、谋杀犯和看到天主教徒就会开枪的疯狂传道士。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说，“但我可以去工作一个月，然后来回跑。”
“那听上去很完美，”瓦莱莉说，“再说了，坦白告诉你，我们俩分开一段也好。”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不需要跟你分开。”
“但我需要分开一段时间，”瓦莱莉说，“有个男人在家工作让我神经紧张，随便问问一个女人就知道了，那会搞乱我的整个家务活儿。我以前什么都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