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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