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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杨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贩夫走卒。柏杨夫人因为腰伤未愈，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那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折成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像龙袍加身，连站都不敢站，刚一欠屁股，就有人胁肩谄笑曰：「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当然不可以，她要去茅坑屙屎，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以免盛情难却。
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地称之为「好事之徒」。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现成的形容词，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尾追而至，咬定他「爱管闲事」，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所以，换到台北街头，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我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记得去年，柏杨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从座位上栽倒在地，电影院来了两个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着多问，当然是送医院去啦。谁知道散场后一瞧，他阁下竟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好像他不是「龙的传人」，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人潮虽然汹涌，却无人为之驻足。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叹曰：「中国人跟纽约人差不多啦，这么冷漠无情。」
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是他聪明之处，否则我这个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可能认为他比喻不伦，语带讽刺，「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他之特别提出纽约，因纽约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营，据说外国人占纽约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
——然而，生为中国人，身在中国地，要想帮助别人，也不容易。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