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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的人生变得更好。我成了一个罪犯，多谢美国的军事结构。
在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不久，美国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如果参加刚通过立法的六个月现役项目，就会让他们赚到一年半的自由。一个达到征兵条件的年轻人只要进入陆军预备役现役项目，在美国完成六个月的正规军任务，那之后，他在陆军预备役里再待上五年半就够了，那五年半里只需要每周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加上在夏令营里服两周现役。如果他被征召，就得服整整两年的现役，说不定还得去朝鲜。
但陆军预备役的名额只有那么多，每个名额都有上百个孩子申请，华盛顿那边又有高效的限额体系。我负责的小队每月有三十个名额，先到先得。
最终，我手上的名单有将近一千个名字，我一丝不苟地控制着名单，非常公平。我的上司们——那个正规军少将和一个负责所有小队的预备役中校——拥有官方的权威。有时他们会把一些人调到名单前面。当他们叫我这么做时，我从不抗议。我干吗要在乎？我正在写书，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只是为了拿到工资。
事态变得紧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古巴和越南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有点不对劲，一定是非常不对劲我才会注意到，因为我对我的工作和周遭环境完全不感兴趣。
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公务员等级一样，大家各自工作，他有他的小队，我有我的。我们赚一样的钱，大概每周一百美金。但他是自己预备役小队的军士长，所以每年多赚一千块。尽管如此，他却开着一辆新别克来上班，它停在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那里每天要花三块钱停车费。他下注赌所有的球类运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知道那要花多少钱，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钱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他眨了眨眼，说自己特别会挑球队。他要把庄家弄破产了。赌博是我的专长，他说的这些我很熟——所以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有一天，他带我去第九大道一间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吃午餐，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梅林，你每个月为自己的小队招多少人？华盛顿给你几个名额？”
“上个月是三十，”我说，“从二十五到四十不等，看我们失去了多少人。”
“这些征召名额很值钱，”弗兰克说，“你可以好好赚上一笔。”
我没答话，他继续。“每个月让我用你五个名额，”他说，“我每个名额给你一百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