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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大家听了，倾倒不已。高松年事先并没有这番意见，临时信口胡扯一阵。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他从此动不动就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段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亏得这一条科学定律，李梅亭，顾尔谦，还有方鸿渐会荣任教授。他们那天下午两点多到学校。高松年闻讯匆匆到教员宿舍里应酬一下，回到办公室，一月来的心事不能再搁在一边不想了。自从长沙危急，聘好的教授里十个倒有九个打电报来托故解约，七零八落，开不出班，幸而学生也受战事影响，只有一百五十八人。今天一来就是四个教授，军容大振，向部里报上去也体面些。只是怎样对李梅亭和方鸿渐解释呢？部里汪次长介绍汪处厚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己早写信聘定李梅亭了－－可是汪处厚是汪次长的伯父，论资格也比李梅亭好，那时候给教授陆续辞聘的电报吓昏了头，怕上海这批人会半路打回票，只好先敷衍汪次长。汪处厚这人不好打发，李梅亭是老朋友，老朋友总讲得开，就怕他的脾气难对付，难对付！这姓方的青年人是容易对付的。他是赵辛楣的来头，辛楣最初不肯来，介绍了他，说他是留学德国的博士，真糊涂透顶！他自己开来的学历，并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并且并非学政治的，聘他当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循序渐升，年轻人做事不应该爬得太高，这话可以叫辛楣对他说。为难的还是李梅亭－－无论如何，他千辛万苦来了，决不会一翻脸就走的；来得困难，去也没那麽容易，空口允许他些好处就是了。他从私立学校一跳而进国立学校，还不是自己提拔他的？做人总要有良心。这些反正是明天的事，别去想它，今天－－今天晚上还有警察局长的晚饭呢。这晚饭是照例应酬，小乡镇上的盛馔，反来覆去，只有那几样，高松年也吃腻了。可是这时候四点钟已过，肚子有点饿，所以想到晚饭，嘴里一阵潮湿。
同路的人，一到目的地，就分散了，好像一个波浪里的水打到岸边，就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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