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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