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个事儿，找到刘峰了。”郝淑雯说。

“哦……”太阳把停车场晒成了个巨大的饼铛，我觉得自己给煎得吱吱作响，“待会儿给你打回去……”

“不行，你每次说待会儿打回来，从来不打！”

西瓜正从我的腰往胯上滑。我站成一棵歪脖子树，听她说了几句刘峰的消息。其实，那年代那些人对于我，都是上辈子的事了。刘峰由南漂改北漂，一九九八年来北京，让他开旅游公司的侄子收容了，给雇员做饭，打扫办公室，送机票车票，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一张折叠沙发拉开，就是刘峰的床。这就是侄子管吃管住的待遇，除此之外，一个月五百元工资，上三险，那点儿钱刘峰供老妈吃饭穿衣，供女儿上学。这都是我歪抱西瓜听郝淑雯报告的。西瓜正从胯往我大腿上滚，郝淑雯建议我们叫上刘峰，聚一聚。在北京跟一个位距自己十公里的人相聚，简直是世界上最艰难最漫长的旅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不然西瓜就要滚到地上了。

聚会地点是郝淑雯家。日子是星期六。进了门，我看见一座佛堂设置在玄关，墙上挂了两幅唐卡，供着一盘火龙果和一盘橙子，佛龛下一边一个大花盆，栽着两棵金橘树。刚上了香，半屋子的烟，客厅里都辣眼，郝淑雯的两居室像是一座小庙。

客厅里已经先到了一个女客。居然是林丁丁。丁丁扑过来，抱着我直跺脚，撒娇，嘴里一个劲儿地“小穗子小穗子小穗子”。我看见伏在我肩上的头烫了满满的小卷儿，小卷儿下的头颅圆圆一个瓜瓢。丁丁落发落得只剩这七十岁的发型可选择。她的脸还是相当嫩，圆眼睛还可以问“真的呀”。我问丁丁什么时候回国的，她比画着小手，告诉我她回来三四天了，每天早晨三点准时给时差闹醒，叫我看看，她眼袋都下来了！

我跟着郝淑雯进厨房端果盘，问她是否疯了，既约了刘峰，干吗约丁丁。郝淑雯小声说，丁丁离婚了，在国外给人当了几年保姆，最后找的这份工不错，帮一个香港富豪看空房子，哪是房子，简直就是一座城堡，每层一架大三角钢琴，丁丁在里面训练爱国华人的孩子唱山歌民歌。

我们端着茶和水果刚进客厅，丁丁笑着说：“不就是说我吗？还躲厨房说！”她把脸转向我：“小穗子想知道我什么？直接问我好了！”

丁丁比过去爽快，几乎就是个泼辣女人，爱哈哈笑，嗓门儿又大又毛躁，过去珠玉般的圆润喉咙不知去了哪儿，反正有了点儿劳动人民的样子。

其实我不是一点儿不知道林丁丁的国外生活。她嫁的那个开快餐店的潮州人让她吃了三年的鸡翅尖（因为快餐的炸鸡翅不能连带翅尖），也让她包了三年馄饨和春卷（十个手指头都皴裂了），还让她看了三年他在豆芽鸡蛋炒米饭里加酱油（这是丁丁最看不下去的事儿，上海人哪儿受得了倒酱油的黑色蛋炒饭）。最后丁丁吃够了看够了，老板娘不要做了，逃跑出来，她就读的成人学校老师为她做主离婚，把离婚协议书送到潮州人的连锁快餐店。

凉菜上桌时，来了电话。郝淑雯一听就乐，对着电话说：“告诉刘峰，别为那一千块钱躲着不见面呀！”放下电话她解释，刘峰过去跟她借过一万块钱，用了十来年还上了九千。电话是他侄子打来请假的，说刘峰感冒，今天不来了。

“谁让你告诉刘峰我来了呢？”丁丁不在乎地笑笑，“刘眼镜儿的话，吃屎的把屙屎的还麻到了！”刘眼镜儿是我们的首席中提琴手。丁丁学说他多年前刻薄郝淑雯的话，表示过去是她惹的事儿，该是她躲他的。过去林丁丁一句四川话不肯说，现在泼辣起来，四川脏话都说。说完她自己大笑，真是劳动人民了。

“丁丁，你过去是这性格吗？”郝淑雯狐疑地看着她。

“我过去不这样吗？”丁丁反问，又笑得嘎嘎响。放下了做首长儿媳的包袱，也破碎了做歌唱家的梦，这就是解放了的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