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晚饭是街头饭铺里买来的肉粽，厨房里做了绿豆百合汤，在冰箱里放了一下午。恩娘对着绿豆百合汤说：“一颗祖母绿本身没啥，落到阴沟洞里我眼睛都不眨，何必要一趟撒谎两趟撒谎呢？！都是我做人做得不好呀，吓得人家真话不敢跟我讲！”

焉识硬着头皮打了几个圆场。世界大战这一刻打起来多好。恩娘一口东西不吃，空着两只眼睛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一会，上楼去了。晚饭后焉识上楼去探望，恩娘给了他一个后脑勺和一个抽搐的肩膀。她的嗓音已经非常适合用于临终嘱托：明天婉喻和焉识带两个孩子上路，她就不送了，这一病倒，再爬起来就难了。焉识站起来去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她背朝焉识把手摆一摆，或许是要他去打，或许是要他走开。医生在一小时之后到达，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帕金森的手指头指着胸口。

婉喻站在恩娘的房门口，一件无袖旗袍在炎热中看上去很单薄，让她两手抱住赤条条的胳膊。焉识走了出去，希望她看得出他不想说话。她看出来了，所以没有说话。焉识为她担待了，为她替罪了，为此她宁可日后吃尽恩娘的苦头，宁可无数次到马桶间去避难。焉识的举动是牺牲，哪一个古典爱情故事里没有这样为彼此牺牲的爱情烈士？婉喻所有的误会焉识无力解释，就让它们美好地误会下去。误会省了他许多事。

医生提了药包出来，告诉他们恩娘基本没病。他们毫不意外。医生留下两样解暑安神的药就走了。恩娘这样闹无非是不愿意婉喻从此毫无障碍地就跟焉识相濡以沫起来。

婉喻决定不走了，她要帮着恩娘达到拆散他们夫妻的目的。焉识没有反对，战争会结束一切卑琐和无聊。战争是几个大人物玩的大把戏，暂时会替代角角落落里的小把戏。

婉喻把大女儿和儿子拉过来，口把口教好台词，让他们上楼去告诉恩娘，大家都不走了，都留在上海陪恩娘，走的就只有焉识。孩子们上楼去了，一会儿一人拿了一根红白相间的糖拐棍，高高兴兴地下来了。婉喻眼圈一红。

上海1963

二十六年后，我祖父在草垛里把记忆里1937年那个夏夜看了一遍又一遍。许多细节他当时忽略了，现在他一个也不放过地审视。首先是婉喻的脊背；那夜他看到的婉喻脊背多于面孔，因为她一直躬着腰把装好的行李一件件打开，把孩子和她自己的四季衣服拿出来，再把焉识一个人的衣服和书重新装箱。那件白底撒淡黄雏菊的无袖旗袍是细洋布的，她的腰椎很吓人地一颗颗顶出布面。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她是那么瘦。皮箱是他带到美国去，又带回来的，原先是日晒色的，旧了颜色就深起来，包拐角的铜皮也长了铜锈。第二天天不亮司机就开车送他到码头上去，送行队伍是恩娘领队，一边一个孩子，婉喻抱着小女儿跟在稍后，隔夜的旗袍和隔夜的脸，衣服和人一样筋疲力尽。

我祖父陆焉识在1963年冬天的兰州城郊走着，过的却是他记忆里1937年夏天那段日子。他在同一条马路上找到一个邮局。这些天他脸上的“蟒皮”已经蜕净，现在他是个细皮嫩肉的老先生，看上去年轻时过过好日子。他请长途电话值班员为他接通冯婉喻家的传呼，四五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的女子在那头说话了。

“喂，请问哪一位？”

他认识丹珏的嗓音。科教片他只看到最后的五分钟，那五分钟里丹珏只说了一句话，这就够了，他凭了那一句话认识了她的嗓音。他张开嘴，窄小的长途话亭里的氧气似乎不够他吸。上海和西安之间的冷场开始了。各种可能性他都想到，偏偏没有想到跟婉喻同住的丹珏有可能来接电话。他不知道冷场冷了多久，让丹珏在那边又问了多少声“喂，哪一位？”他听到自己空空的心里一圈圈的回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丹珏突然讲起英文来。他没顾上去听她在说什么，马上就想她的语法不错，但有点拘谨。丹珏用英文问他是否在听她说。他这才把刚才听进去的上两句话找回来。丹珏第一个英文句子说：“请你不要找我母亲了。”接下去她又说：“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丝毫的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电话是那边先挂上的。他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又在长途电话亭里的窄凳上坐了一会儿。刚一站起，被他的体重压下的弹簧“啪”的一声将凳子弹回，他抽风地回过头，看见不过是凳子复位，再转过身，又看见电话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