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他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像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疼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绝交书容易。

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惶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我说；很好。这时我发现牧师已迈着长腿捧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围脖，摘掉帽子，脱掉靴子。我和他们仍在进行礼貌废话。比如说：天气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