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3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6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60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像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3000多里，中间只设了6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3钱银子1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儿，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2000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划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这位老夫子叫饶汉祥。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原因无他，康有为是自说自话，而饶汉祥却是一位枪手。这一条名枪一生写过无数枪稿，所枪之人个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名角：黎元洪、袁世凯、郭松龄，几乎民国每一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电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骈文这个东西，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四字或者六字一句，动辄千言，读起来琅琅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虽则臃冗浮华，却很能吸引眼球。如果譬之于女性，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没什么内涵，但实在是漂亮。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取大众莫名其妙的同情。所以饶汉祥的出现，正合了他的胃口。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当时有个小女孩看了他写的武昌通电檄文，兴奋到不能自已，把压岁钱十元以“幼女谢婉莹君”之名送到《申报》馆去捐献。后来她长大了，还一直保留着报馆的收条，视若珍宝。这位小姑娘后来成了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个笔名叫做冰心。

不独冰心女士如此，当时的人都觉得饶汉祥实在是个文章圣手。无论多猥琐的事，经他这么一排比铺张，俨然变得大义凛然起来；就算是坏事，也会让人觉得其情可悯。比如黎元洪请袁世凯杀武昌元勋张振武，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他被迫通电全国进行解释，饶汉祥代黎写道：“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真是字字泣血，句句呕心，不知内幕者还真会为黎、张二人“推食解衣”的伟大革命情谊而感动。可见饶颠倒黑白的本事，不落痕迹，可比康圣人高竿儿多了。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不过这个“入神”的饶汉祥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二次革命以后，他代黎写了一大堆《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请叙克定赞助共和功》的电文，极尽肉麻吹捧袁大总统之能事。一代枭雄袁宫保看完以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特地回电说老弟你别说了，这说得已经快是羞辱我了。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所以饶替黎拟的通电，无论内容是啥，结尾无不是“临颖悲痛，不尽欲言”、“临风悲结，不暇择言”、“垂涕而道，维以告哀” 、“冰渊自惧，寝馈难安”之类的话，就连二任总统的时候，都得拽一通“痛哭陈词，伏希矜纳”。如此缠绵悱恻，哀感动人，这架势哪儿是诸葛亮啊，分明是一生擅哭的大耳贼刘备。

一个人如果引领了潮流，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创造新的时尚。饶汉祥是骈文通电的祖师爷，骈文讲究用典，用典越多越见作者才情。所以饶汉祥写骈文的时候，总是噼里啪啦地往里扔无数的典故，难免有辞不达意的时候。

比如“储贰”事件，就是饶汉祥一个著名的笑话。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他替郭松龄拟讨张作霖檄文的时候，也一时突然老糊涂，又开始胡乱用典。檄文中有“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句，以祁奚、曹璋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他以祁奚比张作霖，尚算靠谱儿；拿曹璋比张学良，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我猜饶汉祥是想说张学良如曹璋一样是将门虎子，悍勇善战，可他怎么没想想曹璋最后是个啥下场呢？这不咒少帅么？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有独无偶，民国十五年北伐，何应钦攻闽大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致电祝贺，用的是白话，却长达千余字，几可以与饶汉祥等量齐观，其开头说“我们接到你们的电报，知道了你们在峰市永定松口一带，打了前所未有的大胜仗，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真是欢喜，十二万分的欢喜，因为……”后面全是大段感慨，何应钦的电务员花了好长时间才翻完，累得眼冒金星。这位电稿撰写者，可谓是白话饶汉祥。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这个神来之笔，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起事之初，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饶汉祥那封通电蛊惑人心的效果越大，等到张学良现身以后，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骈文拳头，最后全招呼到了郭松龄的身上。结果一听少帅亲来，郭军士气立刻一落千丈，上到将领，下到士卒，谁也不愿意跟张学良过不去——我们打仗本来是为少帅，现在少帅反而打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最后郭军一溃千里，郭松龄在辽中县被王永清的骑兵俘虏，终被枪决。饶汉祥运气还算不错，在乱军之中侥幸逃脱。他连滚带爬躲回广济老家，宛如惊弓之鸟。当时谣传张学良要寻他的晦气，唬得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洋洋万言，端得哀婉凄凉，感人肺腑——果然是文章憎命达——张学良看完以后颇受感动，特意回了一封亲笔信劝慰。可惜饶汉祥那时已然是沉疴之身，一代枪手连惊带病，很快死在家中。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饶汉祥身后留下《珀歼文集》八卷，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他还留下了《黄陂文存》，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不多不少，也是八卷，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

饶汉祥因为通电而曝得大名，但他若说自己最擅通电，旁边一位大将军却不干了。

这个人就是一代儒将吴佩孚。

吴佩孚在北洋后期军阀里是个难得的人物，风度翩翩，号称儒将，尤其是跟曹锟、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一伙儿土包子站在一起，更显得卓而不群，别有风范。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曾把他选成封面人物，那可是中国第一个能享此殊荣的个人。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得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求和的求和，内讧的内讧。假如这时候吴佩孚继续南下，北洋军就会占尽优势。正当全国的目光都盯着湖南的时候，吴佩孚突然不打了，把第三师摆在衡阳开始冬眠。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得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这不是一封军情电报，而是一封通电。

还是篇骂人的通电。

通电洋洋三四百字，骂徐树铮的安福国会强奸民意，骂段祺瑞举外债内战，骂政府对德宣战处置不妥，骂皖系为私利挟国鏖战，语气十分激烈，来来去去最后就一句话：“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落款三个大字：吴佩孚。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更让段祺瑞郁闷的是，这封骂他的通电，却不是发给他的，而是发给一直主和的直系将领李纯，他不过是抄送。等于说，吴佩孚跟李纯咬耳朵说段祺瑞的坏话，还故意让他在旁边听清楚，这比当面指着鼻子骂更阴毒。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吴佩孚狡猾之处在于，他在通电结尾特意添了一笔“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一句话把全不知情的上司曹锟给拉下了水。你看不起我吴佩孚不要紧，你总得掂量掂量曹锟吧？

这一封通电一出，全国哑然，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可没想到的是，吴佩孚这小子放的原来不是麻雷子，而是二踢脚。没等大家搞清楚缘由，吴佩孚又出了第二招。他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在这封通电里，吴佩孚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

这下子段祺瑞回过味儿来了，一拍大腿：“这不是吴佩孚冲我来的呀，这是冯国璋在背后搞的鬼！搞不好还有曹锟的事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张作霖和倪嗣冲，请这两位有份量的督军给冯国璋各发了一份通电，坚持主战的立场。自己则发偏师一支，给吴佩孚发了封私人电报，小小地训斥了一下，说你一个军人执行命令就是，不要讨论政治。

曹锟可给吴佩孚这手吓得不轻，他虽然主和不假，但自从段祺瑞允诺让他做副总统以后，立场就开始动摇了了。这回好，吴佩孚两封通电，直接把他推向了风尖浪口。吴是他的直系爱将兼至交，说马电里没他曹锟掺和，谁也不会信的。

最要命的是，你吴佩孚在衡阳天高皇帝远，我曹锟可是在天津跟张作霖作邻居呢！万一皖系一翻脸，自己老命不保。于是他连续发了两封电报给吴佩孚，让他管住自己那张嘴，然后收拾行李躲去了保定。冯国璋也觉得吴佩孚一介师长的通电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反而使局势恶化，也发了通电予以解释。

皖系反击，直系坐视，大家以为这为吴佩孚最多翻腾起一朵浪花，就沉下去了。可惜他们全都小看了这个小师长玩通电的手段。

吴佩孚这两封通电拿捏的时机极佳。他第一封通电传及全国，把气氛先造出来，别人信不信通电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埋下伏笔。他自忖自己的身份地位，皖系必不敢对自己下手；而第二封马电的通电范围却只限于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目的是把段祺瑞的视线往冯国璋和曹锟那儿轰。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正当大家觉得这事就此平息的时候，吴佩孚的第三封通电又面世了，这才是真正的总攻。

这第三封通电和马电内容上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的全国通电。

中国所有大报馆都收到了这一次的电稿，在第一时间登出。原本这起冲突只是北洋内部事务，这一下子这等于是吴把恳求大总统罢战的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开。有了前两封通电的绵密伏笔，这一次的通电登时在全国引发轰动，人人皆知有个北洋军的师长数次通电，慷慨直言要求和谈，甚至不惜得罪大佬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