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忠也不和此等粗俗无知的小人一般见识，俨然坐定，对侯思止一番教导。

武则天对臣僚们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的处境充满了怜惜之情。她赦免了狄仁杰和魏元忠的造反之罪。狄仁杰以清廉、公正的官风深得民心，而魏元忠则是一个性格刚直、狂放自我的三朝老臣。

事实上他们对新皇朝的抵触情绪连武则天也有所察觉。但是武则天却对杀人杀红眼的来俊臣说，狄卿不杀，魏卿亦不杀，把他们贬逐出京就行了。来俊臣大惑不解，他不理解武则天为何一改昔日雷厉风行不留病草的作风，他不相信武则天能够真正立地成佛。

或许是为了解答来俊臣心中所惑，武则天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我知道狄仁杰和魏元忠的心属于李唐还是属于武周，但是一个是屈打成招，一个是死不认罪，如此诛杀老臣何以树立清明之政？”

武则天的唇边是一种淡淡的智慧的微笑，似乎在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告诉来俊臣，自己也知道对方在杀人立威。但自己现在不需要枉杀，现在需要的是清明与祥和，是到了收起血刃的时候了。

朝臣们纷纷赞颂天子圣德仁慈的胸怀。但是几天后，武则天的又一道敕令却令人瞠目，为了奉行佛教不杀生的信条，女皇禁止所有的臣民捕杀牲灵以飨肚腹，而且武则天告诉朝臣们，她的素食生活已经开始多日了。

这条敕令意味着禁止食肉，不管是家里养的猪牛羊还是狩猎来的飞禽走兽，这使那些每餐离不开肉肴荤宴的官吏们茫然无措。武则天并不在乎他们的口腹之欲，她以弥勒菩萨的姿态下了这道敕令，集市上的禽畜一时无处可寻。

有人按捺不住，还是会偷偷地杀生吃肉。禁肉敕令推行不久就名存实亡了，王孙贵族都关起门来心照不宣地偷偷食肉。他们知道，女皇肯定不会派人挨门挨户窥察人们的饭桌，更重要的是新朝开国不久，有许多比禁肉食更重要的事摆在武则天的御案之上。

<h3>3</h3>

武则天以恩止杀的做法引起武承嗣、来俊臣等人的极大不安。

来俊臣与另一个出身士族的酷吏张知默上表抗议，反对赦免七大臣。他们要求对七大臣重新审讯，但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来俊臣于是缩小了范围，希望至少能够处决一人，以挽回自己的面子。

七个人中，他选中了裴行本。理由是裴行本暗中做了悖逆国法之事，他状告张知謇和庐陵王谋反不切合实际，其罪应当斩首。来俊臣的这条理由，用意之一是拉拢张知默。张知謇是张知默的兄长，曾任房州刺史，李哲被软禁于房州时，曾经得到过张知謇的照顾。或许正因为如此，裴行本认为他有谋反的倾向。

来俊臣为了置裴行本于死地，不惜翻出旧账，当初指控裴行本时，并没有利用这个事件。面对来俊臣的指控，朝臣们均表现得噤若寒蝉，唯恐躲之不及。但是有一个人却站出来为裴行本辩驳，此人便是徐有功。

徐有功面奏武则天，他说：“来俊臣这么做，显然是违背了陛下使罪臣再生的恩赐，使圣人以德治国的理想受到折损。做大臣的虽然应当疾恶如仇，但是效忠君主必须把顺从其美意放在首位。”

就在来俊臣要求处死裴行本时，武承嗣不止一次地向武则天要求处决狄仁杰，而武则天似乎并不买账，给予他的答复是：“命已行，不可返。”

朝中大臣有人为了借此机会讨好来俊臣和武承嗣，也站出来呼应他们的做法。

殿中侍御史霍献可就上书要求处决崔宣礼，让人感到极为震惊，因为崔宣礼是他的堂舅。为了大义灭亲，霍献可的表演可谓全情投入，不惜下血本。他在殿堂上跪奏此事时，说到激愤之处，居然头碰石阶，现场鲜血淋漓。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霍献可都用一块显眼的绿布包扎伤口，在人群中极为扎眼。如此夸张的装扮，也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武则天的注意并赏识他的忠诚。但崔宣礼并没有因此而被杀。

事情的最后结局是，七大臣都保全了性命，其中五人被贬官，狄仁杰贬为彭泽令，魏元忠贬为涪陵令，任知古贬为江夏令，崔宣礼贬为夷陵令，卢献贬为西乡令；两人被流放，裴行本与李嗣真均流放岭南。

自从来俊臣着手处理谋逆案以来，这是第一次消案放人。当宫闱局的办案人员护送着七大臣各回府邸时，整个洛阳城轰动了，官员们奔走相告。

不久，武承嗣就遭到了罢相，娄师德、李昭德两人，受到武则天的特擢而入相。时刻关注朝中动向的官员们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也再度引起朝堂上下的一片议论之声。前者是武氏族人，而后者是从不阿附武氏的李唐旧臣。

七大臣一案结束之后，武则天很快就朝中的权力分配比重进行了重新配置。

在武氏族人中，她的这一做法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恐慌。虽然武承嗣和武三思兄弟反复向武则天陈说利害，但是武则天却不为所动。

武则天这么做也让朝臣们感到深不可测，这就像是一个人在玩跷跷板，起落全在自己的掌控中。武氏族人如同武则天皇权躯体上的寄生物，他们从来就不敢违拗女皇的决定。

当武承嗣退出朝堂之后，大周的朝廷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一群出身寒微的士人，经由娄师德的引荐入仕。不久，武则天又将这些士人分派到外县去。这一措施使残存的关陇集团贵族、山东世族与武氏诸王走到了一起，因为寒族出身的进士和文人的崛起，将会对他们构成很大的威胁。

可是武则天却不以为意，她对这个新措施抱有极大的热情。

当旧贵族集团和武氏诸王在她面前喋喋不休地陈说利害时，她却在谋划如何进一步地发掘所需要的人才，作为武周朝新的权力支柱。这是武周王朝建制以来出现的新的政治动向，过去武则天虽然也朝这一方向迈进，但并不像现在这样趋于明朗，也不像现在这样无比坚定和积极。

在上官婉儿记录的皇帝起居手册上，明确地记载着武则天在这段时间里频繁召见新人，有的给予官职，有的见了一次就再也没有下文，而奉派官职的人员，也有不少只做了三四个月就被斥免的。

一个新晋官员，通常需要经过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察。一是来俊臣对他的忠贞度考察；二是李昭德对他的智能考察。

这两项考察，只要有一项不合格，立刻就会失掉官职。半年来，大周王朝的地方官和中下级官员，在这种双面考核中，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

除了用人的大幅度调整，武则天为政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尽可能地熟悉并掌握社会政治情况。垂拱元年，她铸铜为匦，置于朝堂之上，鼓励天下臣民投递表疏，也因此将她俯视人间善恶的视野扩大了千倍万倍。

武则天所表现出来的帝王胸襟，使得人们敢于对恐怖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尽管平民的意见不一定会被采纳，但意见提出后，武则天也不会置若罔闻。久而久之，那些意见对结束恐怖政策，就像涓涓细流集汇成河，还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恐怖政治持批判态度的大多数是心系李唐之人，也就是所谓的李派人士。并不是说他们不承认大周帝国，既然武则天已经称帝，那武周革了李唐的命就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如果不承认武则天的皇帝地位，就有可能像右将军李安静一样，成为她的刀下冤魂。

武则天意欲登基之时，群臣皆劝进，包括那些忠于李唐的朝臣。满朝听闻劝进声，只有李安静表现得异常安静，没有任何表态，后来以谋反罪入狱。负责审讯的来俊臣就问他为何不劝进，难道心有异志？李安静凛然答道：“作为大唐王朝的旧臣，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不能侮辱我。”

如果我们以承不承认武周帝国，作为划定武周派与李唐派的标准，那么李唐派的人数就少得可怜了。虽然大多数李唐派当时也都上表劝武则天执政，但他们的目的是保全自己，心系未来。

时任文昌右相的岑长倩就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劝进者，他被赐姓为武，但他却坚决反对武承嗣夺储，竭力保存李旦的皇嗣地位。岑长倩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正是一种典型的李唐派态度。

在武、李两派的力量对比中，武派的力量并不像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远远大于李派的力量。表面看来，武派占有领先优势，李派处于劣势地位，但真正拥护武派的人其实并不多。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武则天建国所走的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伐夺权之路。虽然说，武力征伐打江山的难度要比和平过渡和局部动荡的难度大得多，但在征伐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与新王朝利害相互勾连的心腹之臣，而武周王朝的建立却缺少这样一个重要环节。武则天建国走的是天授神予、恐怖开道的双线路径，在思想上强化，在肉体上驯服。

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许多持观望态度、支持李唐的人都被赶到了武派阵营中去。表面上，他们或许是武派人士；但实际上，他们是武周体制内隐性的李派人士。

<h3>4</h3>

有人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将那些心狠手辣之徒清理出帝国的权力系统。武则天也正在为这件事烦恼不已，那些嗜血的酷吏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这些年没少为自己出力。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深入，武则天能够感觉到，这些酷吏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

忠于李唐的官员对恐怖政策的批判，都是通过上奏表疏。目的是改变武则天对恐怖政策的态度，取缔酷吏在刑讯上享有的特权。他们批判的重点，或是向武则天指出恐怖政策的危险后果，或是呼吁武则天把政策的轮子转向仁政，要求停止重用酷吏。

酷吏当道，天下屏息，但也有不怕死的。初唐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是其中一个。

早在“扬楚之变”刚刚结束之际，陈子昂就曾经上书。他当时正担任麟台（秘书省）的正字，只能算是九品小官。位卑未必言轻，陈子昂斗胆上书武则天，公开反对酷吏滥刑。

在上书中，他言道：“东南有微孽（徐敬业）谋乱，陛下顺天诛除，恶人皆服，这岂不是天意在彰显陛下的神武之功！？但是具体执行者不察您的心思，却穷究其党羽，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对逆党亲属和有交往的人，只要有涉案嫌疑，就互相牵连，莫不穷究拷问，枝蔓不绝，致使朝中人士皆惶惶不能自保，海内传闻所至，无不惊恐！几年以来，我见各地告密，关押起来的不止千百人，所告的皆为扬州事变之事，及至穷究，则百无一实。等陛下您宽恕了这些冤枉的人，有奸恶之徒又给他们安上别的罪名，致使眦睚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被捕之人，冠盖如云！”

陈子昂曾经写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情诗句。有人说，他的这首千古名句，就是在他屡次谏议不被采纳后，有感而发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算是富家子弟，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才开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后来升至右拾遗，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陈拾遗”。

高宗驾崩的那年，他从蜀中来到东都，正好赶上武则天下诏招天下贤士。他就以“梓州射洪县草莽”的名义，上了一道《谏政理书》，劝武则天“为大唐建万代之策”。文章通篇以媚态示人，意在取悦武则天。所以说作为庶族地主阶级中的进步人物，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执政，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

在初入仕途之际，陈子昂在文字中甚至将武则天视为非常之主，自己也一门心思想在非常时代里一展才华，进非常之策。可以说，那时的陈子昂内心充满了进取功名的欲望。

令人遗憾的是，陈子昂虽然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看清现实的路径，更没有看清武则天的真实意图。就连他在上书劝武则天不要滥施酷刑时，也没看清武则天到底想要干什么，还以为她是因为对徐敬业谋逆一事无法释怀，所以才会将严刑峻法执行到底。

不过这道奏疏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指责武则天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文字大胆而辛辣。

他在奏疏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以休养生息，如今圣上重用酷吏又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措辞虽然偏激，但因为陈子昂是公开上书，而且奏疏中带有浓厚的书生意气，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怪罪他。

继陈子昂之后，李嗣真也对恐怖政策进行了公开批判。在李贤被废前几个月，李嗣真就已经预言其必败。由此可见，此人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策士型人物。

李嗣真对酷吏的批判，比陈子昂来得要更加尖锐，也更加猛烈。他引述古代的司法程序，要求恢复中书门下早已被酷吏们窃取的详复权力。李嗣真提醒武则天，那些手中掌握着皇家威权的酷吏很可能是对手安插进来的卧底，他们的存在将会置武周帝国于危险的境地。

李嗣真因此遭到来俊臣的反击，被流放岭南。从此，他再也没有参与过帝国的政治活动。

武承嗣本来以为可以借助来俊臣之手，除掉皇嗣李旦，结果却出了一个“安金藏事件”。武承嗣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也开始逐步浮出水面。

于是，朝堂内外掀起了批判酷吏的小高潮。其中尤以徐坚、朱敬则、周矩三人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万年主簿徐坚上书之时，恐怖政策早已推行至州县。派驻地方执行任务的朝廷使者，对州县长官有就地处决的权力，使得各地州县地方官员惊惶不已。徐坚的表疏便是就此而发的，要求武则天从使者手中收回权力。乱杀不能打击真正的奸逆，却能造成人们对朝廷的仇恨心理。

右补阙朱敬则对恐怖政策的批判，比徐坚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恐怖政策在武则天称帝之前所起的作用，是“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无人之妙术”。但是这一切，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它的性质就变了，“即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也就是，恐怖政策在武则天登基前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登基前是妙算，是神谋；登基之后，则成了一个大包袱，不合时宜，毫无用处。

侍御史周矩的批判更为深刻，他说：“今满朝侧息不安，皆谓陛下朝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也就是说，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周矩并没有夸张。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君臣关系可谓高度紧张，矛盾异常尖锐。

周矩将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武则天的面前，无非是想要警醒她，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皇帝，到底是依靠酷吏，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将权力从酷吏的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去治理天下？

两者选其一，何去何从必须做出一个明智的决断。周矩这句话，好似对武则天的一声棒喝：如果坚持这么做，就是与满朝文武百官为敌！周矩的奏疏呈上以后，武则天猛然惊醒，她决定对滥杀无辜的酷吏开刀，作为整顿帝国刑狱的开端。

延载元年（694），武则天以贪污罪将声名太坏的来俊臣贬谪为同州参军，以示警告。六道使也因杀孽太重，仇家遍地，最后都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武承嗣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但是来俊臣离京之后，他的势力也随之一落千丈。

来俊臣对这种官途上的逆转，似乎并没放在心上。虽然被下贬至同州参军，由正四品下贬至从七品上，毕竟也还算是体制内的官。更何况，同州是紧挨着洛阳的地方。来俊臣知道，武则天并没有杀自己的念头，如果她想要杀自己，罪名俯拾即是。来俊臣得以东山再起的原因，主要是武则天对李唐余孽还抱有忧惧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