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一项可有可无的罪名，藏盔甲并不等于谋逆，但如果将其定性为谋逆，也是不容辩解的。也就是说，武则天以此为罪，将太子李贤贬为庶人，也合乎法理。

谋逆从来就不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何况是太子谋逆。护犊心切的高宗将心中的这份痛苦转化为愤怒，并迁怒于太子身边之人。

太子被废，每个人都在极力与这件事撇清关系。每个人都争着向皇帝和皇后表态，自己与太子谋逆没有任何瓜葛。可撇来撇去，还是有人撇不清，武则天掀起的这场风暴，让人避无可避。

刘讷言被流放振州（海南三亚），当时的不毛之地。左庶子兼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宰相的张大安因太子之事受到牵连，左迁为普州刺史。

刘讷言和张大安都是协助太子李贤完成《后汉书注》的学者。

太子李贤被废的结局是必然的，这时候，武则天的势力已经不可阻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她不惜废黜自己的儿子。

无论从个人才智韬略，还是从手段的高明程度，太子李贤都远不能和他的母后武则天相比。武则天狠心废掉太子李贤已经思虑很久了，并非此次获得李贤的“反具”后而情非得已做出的痛苦抉择。这些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

太子李贤谋逆之事与前太子李弘之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太子李弘是“幸好”及时病死，母子还没有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东宫僚属宰相大多没有被弃用；而这次是太子李贤被控谋逆，属于政治性大案，必须有人负责，谋逆毕竟是重罪。

太子李贤谋逆案在一审再审中，很快就将与东宫来往密切的几个皇室宗亲也裹挟其中。到了十月，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和沂州刺史蒋王李炜被指为东宫谋反的同党，李明被贬为零陵郡王，幽禁于著名的流放之地黔州。李炜则干脆被解除官职流放至道州。

朝中大臣们对曹王和蒋王受到牵连不以为怪。曹王和蒋王做了太子李贤谋逆案的陪绑者固然值得同情，但每个人都清楚，哪一次宫廷事件不要牺牲几个皇亲国戚作为收场呢？不然何以震慑人心？

皇城里的现实犹如寒冬里的三尺坚冰，冰下的水流暗自汹涌，而踩过冰面的人只是小心翼翼地留下着脚下，他们无心去深究曹王、蒋王与太子李贤结党谋反的动机和罪证，没有人愿意去为曹王和蒋王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就像那些执法的官吏们所言，他们也只是奉旨办事，连皇上也做不了主的事，他们又能如何？

第二年，反对过武则天摄政的郝处俊被罢，出局！

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彻底出局！

最后是最让人可笑的出局者登场，他就是高政。按辈分，他是前宰相长孙无忌的表侄子，废太子李贤的好友。长孙无忌被平反昭雪后，被同案牵连的其他家族也有了慢慢回暖的迹象，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

高士廉的孙子高政当时任太子典膳丞，在太子谋逆一案中，他也是稀里糊涂就被牵连其中。

高宗本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让他父亲右卫将军高真行领回家批评教育一顿也就可以了。可问题是高宗在交代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明白。

高家自从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杯弓蛇影，高真行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的忠诚度。你们高家，是高政一个人造反，还是全家总动员。

为了能够保住这个家，高真行只能对不住高政了。

高政刚进家门，就被亲生父亲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璇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可怜高政,没有死于为利益而战的权力斗争，却惨死于自己亲人的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高宗皇帝震惊之余，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赶出京城。

这件事令高宗不得不深思，他随后下令宽大处理李贤的旧属，不能再发生类似高家的惨剧，这种做法毫无人性可言。

高真行等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而是为了满足皇后的欲望般，株连一大批王侯将相。起码兼领宫官的宰相，尤其是那些反对过武则天的宰相，应该多少也会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吧。

高家是长孙无忌的舅族，曾经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受到牵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才会惊恐到要手刃家门子弟。

令朝臣们感到不解的是，太子谋逆案是大案，为何没有像先前几个类似的大案？

在这场由太子李贤谋逆事件引发的清洗风暴中，有人出局，就有人从中捞到政治资本。

对大多数官僚而言，武则天采取的是收买人心的“媚众”手法。她知道，在这时候，残酷打压并不是她的最佳选择。

审来审去的结果是堵住了所有的口，人证、物证俱在，获罪者又是堂堂太子，岂能随便定罪。况且，此事事关身家性命，一个人如果不是活腻了，谁也不会站出来自找麻烦。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朝中的舆论保持了一致：官员们纷纷指责太子李贤辜负圣望，图谋不轨，盛赞“二圣”以国家利益为重，大义灭亲，为古往今来圣君典范。

那些在此案子中立功之人，则从此交上了好运。在太子李贤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涕泪交加地在皇帝面前自我检讨，而薛元超则手舞足蹈地谢罪，动作与表情极为夸张。两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能够得到豁免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才会在得知结果时喜不自禁。

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同事不同命，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这次办案中扮演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角色。

武则天和高宗李治之所以没有再次对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经历过永徽政治改革洗礼之后的朝堂，需要保持一个有经验的宰相班子。如果将那些与太子有交集的宰相全部清除出去，恐怕一时半会也难以找到有宰相之才的人来共谋治国和辅佐新太子。

深谙权术之道的武则天，也能够体会到高宗内心的顾虑，所以并没有采用激烈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将相大臣，而是采用了较为缓和的区隔处理，以免引起高层震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裴炎、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朝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集团。

尤其是裴炎，他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与武则天的崛起息息相关。主审这个案子，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步棋。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攀附权贵也不为过。人在局中，又怎能独善其身，破局重生？

北门学士裴炎由武则天私人的笔杆子，变成了高级政府官员。

<h3>3</h3>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

废李贤的第二天，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即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对武则天来说，她的内心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生存的历练，虽然让她比其他女人看上去显得坚硬，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那些与她为敌的皇子都是她的亲生骨肉。

宫女们从来没有觉得武则天有衰老的迹象，五十多岁的妇人，表面上看，也只有四十岁上下。但今天在新太子继位大典之前，她们在为皇后化妆的时候，觉得她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很多。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废太子李贤之事搅得武则天心情烦躁不安，郁怒、愤恨与哀伤交煎。

年月对人，总是平等的。虽然武则天颐养得如此好，但是情绪总是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可是等到她立于紫宸殿前，那个明艳照人、精神奕奕的天后又重新回来了。

武则天是一个具有无比精神力量的女人，任何打击，都不会使她跌倒。她表情坦然，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曾掀起内心的任何波澜。她对于下决心要去做的事从来不曾有过迟疑，也绝不后悔。

虽然武则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失去了一个亲生儿子，但是却消除了一个威胁自己的隐患，扫荡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相比之下，失之甚少而得之甚多，放在政治的天平上考量还是划得来的。

新太子是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哲，原名显。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

第二年，幽禁了很长时间的废太子李贤被打发到巴州。太子也只是一张旧船票，过期作废。作为皇帝和皇后的亲骨肉，李贤连留京的指标都被取消了。

确定一切无法挽回，李贤只好独自上路。风中的李贤衣衫不整，身形单薄。想象昨日鲜衣怒马，少年狂歌；今日鹑衣百结，半生飘零。

李贤就这样上路了，等待着他的，是武则天补上的最后的一刀，还是长安传出的一纸赦令？

送李贤上路的还有一个人，新太子李哲。高宗与武则天共有四子，长子李弘从小就被立为太子，接受太子教育，学习东宫规范；次子李贤被封为沛王，三子李哲被封为周王，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玩乐；四子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

李哲六岁时与诸王斗鸡，二哥李贤命名士王勃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来戏弄他，疼爱他们的高宗李治看见该文后生气地说：“此乃交构之渐！”也就是说，这么做会导致兄弟失和，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

从兄弟俩一起玩乐成长的生活历程来看，李哲对二哥李贤的感情还是非常真挚的。李哲坚持为哥哥送行，兄弟二人见面，唏嘘感叹是免不了的。

李哲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事后他又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生活待遇，不能将前太子混同于一般流放之人，为哥哥争一条活路，或许也是为自己争一个明天。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的初冬之际，距离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以它的瘦山枯水迎来了一位落魄的贵客，这个人就是被废黜的前东宫太子李贤。

李贤从长安的大明宫来，从远乡异壤的百姓闻所未闻的宫廷噩梦中走来。当李贤瘦削而峻拔的身影出现在巴州街头时，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

身份上的一落千丈，并没有改变李贤身上与生俱来的儒雅之风和贵族特质。

三个幼子紧紧地偎依在父亲的膝前身后，用未经世俗洗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或许是因为太小的缘故，天生烂漫的年纪让他们对父亲这次戴罪放逐并没有多少深刻的体会。

他们无从知晓，父亲眼里的巴州天空有着怎样的色彩。对庶人李贤来说，那不是肉眼能够看清楚的天空，那里隐匿着一张巨大的灾难的黑网，它曾经罩在哥哥李弘的身上，而现在的他也成为网中待捕之物，无处逃遁。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到达巴州的第一个夜晚，李贤一家人是如何在风声猿啸中彻夜难眠。庶人李贤与妻子房氏在清冷的烛光下长吁短叹，他们设想了从今往后生活的诸般不幸与磨难。

李贤已经顾不上一己的生死荣辱。他对房氏说：“如今我身临巴州，心如枯木残草，死不足惜矣。”此后三月，李贤每日面壁而思卧床读书，拒绝与任何人交谈。他整日无语，像是一个被剥夺了语言功能的哑巴，唯有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散发着孤傲与清冷的光。

在囚禁于巴州的枯索岁月中，李贤写过一首哀婉凄凉的黄台歌词：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

四摘抱蔓归。

这首词是庶人李贤发自内心的声音，它倾吐了自己的痛苦，饱含了难以抑制的怨愤与无奈。这首著名的歌词后来传到千里之外的东都，陪伴着高宗皇帝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作为君王，高宗的内心痛苦无人了解，看着自己的至亲之人一个个离去，落花流水无情。

公元684年的春天注定不属于庶人李贤，远在东都洛阳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在这一年里又一次三易年号，嗣圣元年、文明元年、光宅元年。

当金左吾将军丘神勣突然来到巴州，庶人李贤知道，飘悬于自己头顶上方的那张黑网终于要落下。虽然他早已有所准备，可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的心也随之收紧。

被废的太子李贤自缢身死的消息于光宅元年三月传回洛阳宫中，武则天为次子李贤的死讯哀恸不已。贞观殿上，武则天含泪斥责丘神勣错领圣旨酿成恶果，在场的朝臣们在一边却噤若寒蝉，无人敢站出来轻言丘神勣巴州之行的利弊得失。

几天后在宫城南侧的显福门进行了李贤的举哀仪式，文武百官排列于显福门左右两侧，以三声低泣和三声大哭抚慰死者的在天之灵。朝臣们遥想已故太子李贤英武的仪态和他在阳光下翘起唇角的温暖笑容，不禁感慨万千。

母子情，君臣意，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都化作廉价的泪水。生于皇家，不知是一个人的幸事，还是不幸。

举哀仪式只是生者为了烘托自己而营造的一个舞台，死者不在洛阳宫城，早已被草草葬埋于巴州荒凉的黄土之下，与追悼者本来就各处一界了。

武则天有意将怜子之情在李贤死后昭示于世人，庶人李贤被追封为雍王，其妻室儿女接回洛阳宫中。庶人李贤虽然是罪囚，可他毕竟是流着皇族血液的前太子，是皇帝与皇后的亲生子。武则天将庶人李贤之死归罪于丘神勣，说他违背圣命，故意将庶人李贤杀死。并以此为由，将丘神勣调离京师，贬黜到遥远的垒州当刺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