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既然这么崇拜董仲舒，本人在当时也算是一代儒家宗师，自然对于本来由阴阳家们推算或者说编造出来的“五德终始说”不大满意——竟然和“三统说”有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去揪五德学说的漏洞，在老爹刘向曾经基于同样理由搞过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刘歆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从而彻底埋葬了阴阳家们对官方德性学说仅存的一点点影响力。

汉儒跟孔子之儒、孟子之儒是不同的。孔子曾经说过“近鬼神而远之”，还说“天道遐，人道迩”，遐就是远，迩就是近，意思是上天怎么回事我不打算去研究，我光研究人事儿就得啦。孟子也差不多，他嘴里的天、王道之类词汇都是虚的，从来不去盘根究底。可是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这儿，儒家却吸收了大量方士和阴阳家的论调，开始讲“天人感应”，也开始大范围研究并大规模制造迷信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董老宗师的徒子徒孙，当然也不能免俗，这爷儿俩都极喜欢“谶纬之学”。

“谶”咱们解释过了，在当时主要是由方士们编造出来的，用语含糊，可以正着理解也可以反着理解，是一种反正怎么说都能勉强说得通的预言；所谓“纬”，就是汉儒附会传统儒家经书所新编的一系列教材，跟“经”书相对，所以叫“纬”。“谶纬之学”，说白了就是拿迷信往儒家理论上去套，从而修正孔夫子的旧话：人道是近，可是天道也不远，夫子您是懒得多说，咱可全都研究明白啦。

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作统计，算出刘向父子所推测的各种天灾人祸、灵异事件以及祥瑞预示，总共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相关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是汉代儒生里面玩儿得最欢的，别人就算坐飞机也赶超不了。搁现在说，这俩人就是积年的老神棍，要再多拉几个门徒就能发展成邪教。那么这样的父子俩，怎么可能不痴迷五行、五德之类的言论呢？就算类似言论跟董老宗师的训示有矛盾，他们也会尽量去加以修订，而不会一棍子把五行、五德彻底打翻在地的。

所以刘歆不是直接判定邹衍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全都错了、“五德终始说”全面破产，而是拼了命地在故纸堆里狂翻，外加拼了命地列算式推演，非得挖出根儿来。“五德终始说”哪一点有问题，只要修订了那一点，就能让五德、三统两种学说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而不是像当年汉武帝的纯行政命令那样，硬生生把两种学说给扯到一块儿去。

其实算起来，突破口大概刘向早就已经找到了，但最终完善这一套全新的融合理论的，还得算是刘歆。原来，他们爷儿俩在苦研《易经》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了一句“帝出于震”，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啊，阴阳家们都说第一代人主是黄帝，论德性也是从黄帝开始论，可是根据五行学说，黄帝的位置是在中央，属土，而八卦里的震位则指的是东方，属木，这不矛盾吗？于是刘向父子赶紧又去翻董仲舒的著作，在字里行间，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是阴阳家们搞错了，董老宗师可始终都没错，只是没说清楚而已。

他们推算出来，原来“帝出于震”的“帝”并不是指黄帝，而是指的伏羲，因为伏羲一向是位于东方的，所以“包羲（伏羲）氏始受木德”。

刘歆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以后，给出的最终结论是，“五德终始说”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具体研究上却研究岔了——你看吧，果然相关天道之事，还得咱们儒生来讲，阴阳家们学艺不精，摸着了门儿却走错了道儿。

首先，德性该从伏羲开始算，而不是从黄帝开始算，伏羲的时代应该在黄帝之前。其次，邹衍说德性是“五行相胜”，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从来是后一个德克了前一个德，这从根本上有问题，应该按照董仲舒老宗师说的，“五行相生”，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从来是前一个德生出了后一个德来。因为汉宣帝还说“霸道和王道掺和着用”，从汉元帝开始就光说王道了，王道王道，哪能那么血淋淋地一个克一个呢？咱得温柔敦厚一点儿，得和谐一点儿，旧王朝灭亡不是被新王朝给克掉的，而是历史使命终结，自己咽了气的，正统新王朝的诞生，那都是顺应德性而生，根本就不该有暴力。

当然啦，事实就是事实，理论终究是理论，理论总有跟事实不大对付的地方，有些人是顺着事实修改理论，有些人则顺着理论修改事实——刘向父子就属于后一类。他们推算来推算去，还是发现有漏洞，最后只好把张苍的旧说法又给提了出来：秦代不以德治国，而是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没有资格算“德”国，只能叫“闰统”。闰就是额外多出来的，比如闰年、闰月，所以秦朝是额外多出来的，计算五德轮替，不能算到它头上。

再者说了，按照“三统说”，正统王朝就该定十一月、十二月或者一月为正月，秦朝却偏偏定十月为正月，不正说明它不正统吗？

于是基于这三点认识，刘歆完成了一本名叫《世经》的书，把邹衍和董仲舒的理论框架都摆上去，然后合而为一，重新设计出一个更为恢宏的德性世系表。在这个表里，伏羲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位，他上承还没有建国的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应该算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他还顺便敲定了炎帝就是神农氏）；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这种规律往下一路推演过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秦代忽略不计，那么汉朝直接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汉朝理所应当该是火德嘛（准确地说，秦并没有忽略不计，但级别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你瞧瞧，这么一来，当年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的事儿就彻底明戏了，这才是上天最准确的预兆啊。汉朝是火德，所以刘邦是“赤帝子”，严丝合缝，理论和“事实”绝对一一对应，毫厘不爽。刘歆的“新五德学说”，就此热腾腾出笼。

当然，刘歆这一套花样也并不是毫无漏洞的，比方说董老宗师曾说商朝“正白统”，那就该是金德，周朝“正赤统”，那就该是火德，新王朝即汉朝“正黑统”，那就该是水德，怎么到刘歆这儿变成了商朝水德、周朝木德、汉朝火德了呢？原来他干脆把三统的颜色和五德的颜色给拆分了开来。后来有本叫《春秋感精符》的纬书里就解释得很清楚——

周朝以木德称王，火是木之子，所以用火的赤色；商朝以水德称王，金是水之母，所以用金的白色；夏朝以金德称王，水是金之子，所以用水的黑色……

好嘛，三统和五德这一混搭，问题搞得更复杂也更混乱了。

对于今天的咱们来说，刘向、刘歆父子这一套新理论不能说是对还是错，还有邹衍的原始“五德终始说”，就好比一个是美式足球，一个是英式足球，反正都不是天地自然生成的规律，而是人为造出来的理论。不过在当时，这却是关系到一个朝代体面的大事儿。想当年汉朝从水德改成土德，就费劲巴拉花了一百来年，这还幸亏撞上一个正打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建立全新秩序的汉武帝，才最终拍板。如今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大家穿黄马甲也穿习惯了，没理由再轻易相信什么“汉应火德”的说法，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现在就算一条街道改名，都得造新牌子换新地图，且一通折腾，耗费极大成本，更何况是全国都改换个德呢？所以刘歆是拼命鼓吹，但是朝廷坚决不点头，下面也没多少人跟着起哄，这件大事儿就这么干脆晾在了一边儿。

倘若刘歆是个没野心没欲望的老好人，大概他新理论的结局也就跟当年贾谊给汉文帝要求改德的上奏一样，就此被扫进朝廷的垃圾堆吧，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有公孙臣、司马迁之类的继续高举革命大旗的人，再给翻出来，那可实在说不准了。然而刘歆坚决不肯放弃——这套理论要是被官方认可，老爷我就比“谈天衍”还能谈天，是直继董老宗师衣钵的当代第一大儒啦，这么响亮的名头怎可不拼了老命去争取？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朝堂上全是一票混蛋，不识金镶玉，咱还得把这学问卖给真正有眼光的人物。于是刘歆到处游说、打点，你还别说，真被他找到了一个知音，并且这知音没多久就一步登天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太昊帝。《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其非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

炎帝。《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黄帝。《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少昊帝。《孝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颛顼帝。《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帝喾：《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

虞帝。《帝系》曰：“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处虞之妫汭，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让天下于禹，使子商均为诸侯。即位五十载。

伯禹。《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成汤。《书经·汤誓》，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

武王。《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

——《世经》节选

当大儒撞见大儒

要说西汉末年的大儒，其实刘歆原本排不上第一号，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名气更响、德行更高，简直堪为万世儒生表率的人物，那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从大名鼎鼎的外戚王氏家族出来的王莽王巨君。

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还没当上皇帝的王莽那可真是道德楷模，他好学，勤奋，节俭，谦虚，几乎集人类优良品德之大成。全天下的儒生，甚至包括大批中小地主，全都盼望着这位王大师能够掌权，琢磨着只要他一掌权，立刻就能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皇帝也不昏庸了，朝廷也不混乱了，宦官也不弄权了，外戚也不胡闹了，地方官也不鱼肉百姓了，夏天热不死狗，冬天冻不死人。一句话，地上天堂就此建成。

王莽不仅和刘歆一样都是大儒，当年一起当过黄门侍郎，是同僚兼老友，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谁都比不上，那就是极度地崇古，认为古代（主要指西周以前）一切都好，现在一切都糟，要想搞好现在的朝局，一是得尊儒，二是得崇德，三是得复古。后来他篡了汉朝的权，建立新朝，立刻开始实施自己的理想，官名要改古的，度量衡要改古的，法制要改古的，连钱币都要改古的，恨不得穿越时空把整个新朝带回古代去算了。刘氏父子的新五德理论一直上追到伏羲，足够古董，王莽见了自然喜欢。

于是乎，一个积年老神棍和一个积年老幻想家一拍即合。

王莽算是赶上了好时代，本来他老王家做了多少年的外戚，好几代大家长都擅权胡为，名声已经臭大街了，他王莽的名声还得靠跟叔叔伯伯们划清界限来获得。可是接班王家上台的几伙儿外戚，包括丁家、傅家，还有一个靠自己和姐姐、老婆一起滚皇帝床单才得以上位的美男子董贤，那是一蟹不如一蟹，一个赛一个地遭到全社会的唾弃。于是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刻抢走了玉玺，全面拨乱反正，早就被挂个空头衔赶出中央的王莽也就此卷土重来。

朝野上下是一片欢腾啊，而王莽也秉持着当年孔夫子诛杀少正卯的精神，再“温柔敦厚”都敦厚不到政敌头上，所谓“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把丁、傅、董等人一通死命地踩。他越是踩，自己的声望就越高，声望越高，权力也就越稳固，于是次年就当上了安汉公，又四年当上了摄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又三年，正式篡位成功。

西汉终结，新朝就此建立。

我们前面说了，汉儒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流派，他们说的很多话，信的很多事儿，老祖宗孔、孟是压根儿不提、根本不理的，那就是“谶纬”。儒家学说跟民间迷信结合在一起，根子是在老宗师董仲舒身上，说什么“天人合一”，汉元帝、汉成帝以后搞得越来越玄乎，终于到刘向、刘歆爷儿俩这里，开出了那朵绚丽的恶之花。王莽跟刘歆是同时代的人物，同为大儒，又是好友，他虽然没留下什么鸿篇巨著，或者语录，但咱们可以相信，他的看法和思想，跟刘歆也差不太多。

也就是说，王莽这人不但崇古，拼了命地想复古，而且也跟刘歆似的，迷信到了极点——咱们终究不能像孙猴子一样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不如公允点儿来说，王莽跟刘歆一样，都表现得迷信到了极点。总之，在王莽执政的时期，各种祥瑞、祥物是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啊，西汉朝两百年官方承认的祥瑞，或许还没他称帝前几年来得多。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要是王莽根本不信这些花活儿，出第一个祥瑞就一棍子打死，肯定也就不会有第二、第三个了，全因为他的怂恿甚至是热爱，各路闲人闹出的花样才会那么百花盛开。

比方说什么禾苗长了三丈长啊，一根麦上生三穗啊，不播种就自然生谷子啊，没有蚕却自然生出茧来啊，天降甘露啊，地生清泉啊，凤凰呼啦啦都飞了来，巴郡出现石牛啊，等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那么按照新旧五德学说，这些天降祥瑞不是保佑旧王朝太平无事，就是说明新王朝将要诞生。王莽作为执政者，通过和认可这种种祥瑞，而不是怒斥其为妖言，明摆着不是为了大汉朝千秋万代，而是想要建成个新王朝。可是新王朝该怎么建成呢？王莽是位讲“仁义”的大儒，他才不搞什么暴力革命哪，他要搞和平演变，这也正好跟刘歆上承董仲舒的“五德相生”说法相吻合。刘歆的新理论对他这么有用，哪有不拼命利用的道理？

于是乎，元始五年冬季（公元5年），前辉光谢嚣上奏说：“我属下的武功县长孟通在疏一口井的时候，偶然间挖出块白石头来，上圆下方，就好像是祭天的玉圭一样，石头上还刻着一行红字，写着‘宣告安汉公王莽做皇帝’。”王莽要是没有野心，不想篡位，就应当立刻把这奏书给撕了，或者直接扔到谢嚣脸上，可是他没这么干，反而暗示大臣们把这件事禀报给太皇太后王政君。老太太当场就火了，说这是妖言惑众，不可相信，更不能执行。

王莽这第一次试探，就这么着碰了一鼻子灰。他也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就让太保王舜糊弄那老太太：“王莽哪儿会有别的心思啊，他只是想做摄政，加重自己的权柄而已。”老太太一时迷糊，竟然信了，于是下诏说：“我仔细琢磨这‘做皇帝’几个字，应该是指代行皇帝职权的意思。好吧，那就让安汉公仿效当年周公辅佐成王，名正言顺做个摄政吧。”

这要搁别的朝代，王莽就该称摄政王了，可是周公摄政年代久远，他当初是个什么名号谁都不清楚，再往后就没有类似例子了。所以王莽就老实不客气地自称“摄皇帝”，还顺便把年号都给改了，改成“居摄”——估计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臭例子摆在前面，所以此后只出摄政王，再没有谁敢继承这种奇奇怪怪的“摄皇帝”的名头。

摄皇帝当了整整三年，王莽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乎新一轮献祥瑞、祥物、符谶的热潮就此产生。首先是老刘家的大叛徒、广饶侯刘京上书，说当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梦，都梦见有天使来跟他说：“摄皇帝要当真皇帝，要是你不相信我啊，那就看吧，在这个亭中，将会出现一口新井。”辛当早上起来一找，嘿，果然地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口新井，而且足有百尺之深。

这事儿真是诡异到姥姥家了，你想啊，就算真有天使托梦，干吗不找朝廷重臣，却偏偏找到一个小小的亭长呢？这亭长又不是当年的刘三儿……

接着，十一月，巴郡挖出只石牛来，扶风郡出了块怪石头，全都搬到长安，摆在未央宫门前。王莽就跟太保王舜等朝廷重臣一起去观瞧，正瞧着呢，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尘沙漫天，迷了大家的眼睛，而等到风停尘落以后，突然就凭空冒出什么“铜符帛图”来，上面写：“这是上天宣告新皇帝诞生的符谶，献上的人应该封侯。”

王莽把这两件奇奇怪怪的事情归拢到一块儿，上奏给太皇太后王政君，意思是：“天命定了，侄儿我要做真皇帝，姑姑您就别再坚持了吧。”这事儿一闹，全天下都明白王莽的心思了，于是最离奇的一幕终于出现。公元8年的十二月份，某天黄昏，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超级胆儿肥的闲人，名叫哀章，他穿着身黄衣服，捧着一个铜盒子来到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前面，把铜盒子交给了守庙的官员。官员把铜盒上交，王莽打开来一瞧，只见里面装着一份“天帝行玺金匮图”，还有一份“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全都写明了“王莽为真天子”，并且列出十一个人名，都附上相应的官爵，说应当做新天子的重要辅佐——当然啦，哀章本人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写在里面。

学术界一般都认定，这套花样不是王莽授意的，而是哀章别出心裁，为了当官儿自己伪造的符谶，他就此得偿所愿地把王莽扶上了皇帝宝座，自己也落着个国将、美新公的好头衔。不过我们注意一下“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这几个字，说明要求刘邦把刘家天下传给王莽的是“赤帝”，也即火德天帝，这是按照刘歆的理论，认定汉朝为火德。由此可以证明，王莽在执政以后，就基本上认可了刘歆的研究成果。

所以当王莽终于如愿以偿，玩儿了出传说中的“禅让”把戏，建立新朝以后，就立刻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把他的新五德学说确定为官方理论。王莽迫不及待地宣布，根据“五行相生”的真真正正的完美学说，汉皇室是帝尧的后裔，属火德，而他自己则是黄帝的后裔，属土德，火生土——“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说得很明白呀，接受禅让的是土德天帝“黄帝”一系——因而新朝接替汉朝是最合情、合理、合法、合适、合衬、合身的。他还特意派了个名叫张邯的儒生去跟百官解释。

至今故宫收藏的一个新朝的大鼎上，还刻着一行大字：“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汉书·王莽传》节选

始明火德

咱们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这个“汉应火德”跟王莽之间，还引发过两起学术悬案。

前面说了，刘向、刘歆父子俩最喜欢新造理论，而当理论跟古籍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毫不脸红地借着职务之便篡改古籍，自己写了东西却说是古人所作。比方说《庄子·内篇》，就有学者怀疑是刘向所伪造；康南海老圣人那本《新学伪经考》里所说的“伪经”，就是指刘向父子篡改的古籍；顾颉刚先生也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刘歆正是为了给王莽篡位创造理论基础，所以才硬生生编造出“汉应火德”和那一大串世系德表来。

但这也不是确论，钱穆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就力辩并无此事。理由之一，“五行相生”是自董仲舒老宗师就开始的说法（当然，还有人说，就连董老宗师的《三代改制质文篇》，后来都被刘歆塞了不少冒牌货进去），不是那爷儿俩首创。理由之二，时间上合不拢，刘歆负责管理典籍的时间有限，很难把所有古书都伪造一遍，退一万步说，当时经书流传天下，光他一个人瞎改，也根本没什么用处。第三，王莽自吹是黄帝之后，这都是没族谱可循的，全是他自己瞎编，反正都是无本生意，他大可以宣称自己是夏禹的后裔，承木德，克汉朝的土德，这样计算起来更方便，连伪造古籍的工夫都省了。这两种观点在民国时期曾经爆发过相当激烈的论战，至今仍旧是谁都没法说服谁。

这一出“刘歆伪造”的悬案，连带着还引发了另外一起悬案，这一次连司马迁他老人家也给扯进来了。咱们还记得本书开头那个刘三儿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吧？顾颉刚先生就认为这不是《史记》原文，而是刘歆为了证明汉朝属火德，特意新插进去的——司马迁是无辜的。对于这一说法，钱穆先生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赤帝子”什么的只是秦末汉初对五种颜色五方天帝崇拜的表现，跟五德压根儿就没关系，所以这故事确实是刘邦以后、司马迁之前就流传着的，也确实是司马迁给写进《史记》里去的。于是乎，“斩白蛇”的悬案一直传到了今天，也还没有定论。

顺便讲个故事。汉代有一本书叫作《论语撰考谶》，伪托古人写的，里面讲的是孔大圣人的出身来历。话说孔子他爹叔梁纥跟孔子他妈颜徵在爬尼丘山去祈祷的时候，颜女士突然感应到了黑帝之精，回来就生了孔丘，所以这孔子嘛，当然就是黑帝的后裔了。本来孔子是有帝王之相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生在了周朝末期，周是木德，接替周的应该是火德，而孔子是黑帝的便宜儿子，是水德，因而没办法只能当“素王”（指没有君主头衔的真命天子）了，拿言情小说里的话来解释就是“有缘无分”。

——这本书是不是刘歆伪造的，没人知道，不过它至少是照抄了刘歆新编的五德世系表（周是木德），也就是说，所遵循的奇幻设定是刘歆大国师的而不是邹老教授的，所以成书必然晚于西汉后期。

话再拉回到这位大新朝的国师爷刘歆本人身上。且说刘歆这位老先生虽然聪明绝顶，但是有时候也挺缺心眼儿的。一般来说，贩毒的自己都不吸毒，跳大神的自己都不迷信，可这位专好制造谶纬的国师爷自己，却真的相信谶纬这回事儿！

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民间开始流传起了一则谶谣：“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歆听说以后大喜，赶紧找借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秀，美滋滋地以为今后有机会坐上皇帝的位子了。可惜刘歆不知道，恰恰就在他改名这一年，一个也叫刘秀的小孩子在济阳那地方出生了。

这位真刘秀长大以后，有一次，一个名叫蔡少公的朋友当他面提起这则谶言，说是不是应在当今国师爷身上呢？刘秀微微一笑，说：“你咋知道一定不是在讲我呢？”

而那位国师爷、嘉新公假刘秀真刘歆，从此就老存着应谶谣、当皇帝的念头，终于被人撺掇着造王莽的反。想当年周武王想造商纣王反的时候就先算卦，刘国师跟王莽一样复古，也先算卦。周武王算卦不吉，有姜太公踩碎乌龟壳来推他一把，刘国师身边没这样的猛人，结果先算出说只有在东方才能成事，临出兵了又说等太白金星出现咱再走，结果拖拖拉拉地贻误了战机，轻摇慢步地走上了死路。

章太炎曾经评价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先生也称赞刘歆是“学术界的大伟人”，可是这位大伟人就因为深受封建迷信毒害而死，想起来也真是可怜——然而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

刘歆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学说不灭。本来“汉应火德”的说法只是在学术界流传，西汉皇室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认过，但等到王莽拿着它做了篡位的借口以后，这种“新五德学说”反倒名震天下，搞得尽人皆知——要不然当年哀章也不会伪造“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了。

虽说王莽的名声响彻天下，可是绝大多数官僚、百姓都只是想让他帮着搞好汉朝而已，推着他做到“摄皇帝”算顶天了吧——这名号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周公摄政都没落到类似头衔。谁料想王莽当完摄皇帝还想当真皇帝，当了真皇帝以后就开始胡乱改革，结果闹得天下大乱。于是当时普天下民众的心理可以归纳为“两个凡是”：凡是王莽反对的咱都要支持，凡是王莽灭掉的咱都要光复。

所以，王莽以“土德”篡掉的，本来是不为西汉官方承认的“火德”，可是老百姓反倒因此认准了汉朝非得是火德不可。

在王莽倒行逆施的复古政策下，土德的新朝只延续了短短的14年，到了公元24年，更始皇帝刘玄率领着汉军浩浩荡荡杀进长安城，王莽身首异处。可是那些所谓的汉军，前身不过是绿林军而已，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大老粗，没规矩没秩序，乱哄哄地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就冲进了城，甚至还有把抢来的女人衣服裹在自己身上的。只有其中一员将领，他的部下一水的汉朝官服、兵服，长安老百姓瞧着直掉眼泪啊：“想不到咱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汉官的威仪哪！”这位将领是谁呢？原来就是那个来自济阳的真刘秀。

刘秀穿着汉朝官服，不用说，一定是黄马甲啦，终西汉一朝，不管刘歆再怎么鼓吹，火德也没能被官方承认，服装尚黄就没有改变过。可是如前所述，等到王莽篡位，再到王莽倒台，“汉应火德”却深入人心了，刘秀也不好跟舆论拧着干，所以黄马甲穿了没有几天，他就脱下来了，改穿红衣裳。

想当年刘向父子大编祥瑞，大造谶纬，并不是他们家族特有的恶趣味在作怪，而是当时社会上从皇帝到官员到百姓，普遍就好这个，就信这个。所以刘秀也不能免俗，等他自己打天下的时候，就也开始大编怪异舆论。比方说，当刘秀打下河北以后，从前在长安跟他住同一间大学男生宿舍、睡上下铺的儒生强华就马上献了一篇《赤伏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符名为“赤”，符言里又说“火为主”，无论这谶纬是强华自己主动编造的，还是刘秀指使他编造的，总之，都等于承认了汉朝是火德。

等到刘秀开国登基，光武中兴，抛弃了旧都长安，把都城改在了洛阳——洛阳在长安东边儿，所以史称东汉。有闲人就提出来了，说这个洛阳的“洛”字带水字边儿，跟咱的火德相冲，不吉利。于是刘秀大笔一挥，去掉“水”字，又在右边添了“隹”字，给改成了“雒阳”。接下来，“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从此以后，“汉应火德”终于为官方所承认——不过不是西汉官方，而是东汉官方——汉人从此不穿黑保安服也不穿黄马甲了，清一色改穿了龙虾袍。

后来班固和范晔这两位史学家编史书写到这段儿，都觉得这个“土德变火德”不大好解释。班固比较滑头，在《汉书》里照抄刘邦当年那个斩白蛇称“赤帝子”的故事，以此来证明汉朝确实是火德。范晔就比较老实了，在《后汉书》里只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打个哈哈就算蒙混过关。

“始明”以后，终于尘埃落定，汉朝（其实是东汉朝）就是火德啦，并且因此而产生了两个专用称谓，一个叫“炎汉”，一个叫“炎刘”，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同。从前的水德和土德，反倒再没有人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