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初次见面，崇祯皇帝直接问道：“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

袁崇焕慨然道：“如果皇上给臣方便，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新君刚刚上位，就如此看重自己，这让袁崇焕感到受宠若惊的同时，也让他的内心有所膨胀。或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轻狂自傲，再加上宁远、宁锦两大战役的胜利，让他觉得战无不胜的后金铁骑也不过如此。

如此大鸣大放的话最易博得君王的欢心，崇祯皇帝也就信了袁崇焕的话，内阁辅臣们也大受鼓舞。其实袁崇焕这时候并没有迷失于眼前的幻象，他为此还专门上了一道奏折。事后看来，这道奏折就像是袁崇焕对自己下一步人生命运的预言。在奏折中，他提出了自己经营辽东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为此，他提前声明，军队中稀奇古怪之事很多，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几乎是不可能的。崇祯几乎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逼到命运的死角。

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后金也遭遇了粮荒。明末气候处于小冰河期，大旱几乎连年不断，赤地千里，川竭井涸，蝗灾和瘟疫乘势而起，几乎席卷了整个帝国。

三月初，边境各地流言四起，传言蒙古人正在储备南下的军粮。翰林院编修陈仁锡正好巡视边关，他急奏朝廷：喀喇沁蒙古部落一万男丁，其中八千在宁远关外运输明军军粮，其中还有四百多后金的八旗男丁。崇祯皇帝大惊，他立刻下令严责蓟州督师袁崇焕：“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籍寇资盗，岂容听许？”

宁远外边有一个前屯卫，前屯卫附近有个南台堡，袁崇焕在那里跟蒙古人做起了粮食生意。崇祯皇帝要求立即中止卖军粮给蒙古人的行为，并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

袁崇焕说，开市只是为了安抚附近的蒙古人。后金兴起后，不断和蒙古各部发生战争，蒙古各部不敌后金，一部分选择了投靠后金，一部分选择了与明朝联合抵御后金，还有一些部落则摇摆不定。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蒙古各部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拉拢蒙古各部是战时所需，不可不做。

自从袁崇焕保证五年完成平辽大业以来，崇祯皇帝还没有驳回过袁崇焕的奏章。所以崇祯皇帝权衡之下，又一次给袁崇焕开了特例，允许他计口给粮。也就是统计人数，按照这个蒙古部落的人口数进行粮食交易。做个简单的类比：面对蒙古这些饿狼，袁崇焕是扔几块肉，任凭饿狼自己抢；崇祯是拿着肉一个个喂。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何况旁边还蹲着后金这只猛虎，肉自然是越快扔出去越好。

袁崇焕开市卖粮的做法在中央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帝国上空为他高悬的那把利刃也正在缓缓落下。身为局中人的袁崇焕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命运的泥沼中高歌猛进。其中最为人诟病，也最令崇祯皇帝耿耿于怀的，就是杀死毛文龙。

毛文龙占据皮岛，拥兵自重，袁崇焕一直以来视其为祸害。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离京前夕，大学士钱龙锡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咨询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方略。

袁崇焕说：“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易易耳。”袁崇焕必定十分清楚，擅杀主帅的做法太过冒险。因此，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毛文龙为己所用。毛文龙本人也很清楚袁崇焕到任之后策划东江的种种举措是为了逼自己就范，迫使自己为其所用，无条件地支持他。

“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袁崇焕努力争取实现前者但也作了应付后者的充分准备，结局取决于毛文龙。此时的毛文龙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摇他安坐岛中、富拟王侯的利益。对他来说，忠君爱国、气节风骨之类的羁绊不足挂齿。当处境日危时，他甚至想到过与皇太极密谋图明、中分天下，并与皇太极讨价还价，准备献岛降金。

袁崇焕已得到毛文龙图谋叛明的密报，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两人会见于旅顺以西的双岛。袁崇焕仍晓以国家利益、动以思乡之情，甚至提出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方案，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三日三夜，毛文龙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权衡擅杀主帅与延误五年复辽二者所失孰大之后，毅然采取极端手段。他在写给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袁崇焕效提刀之力。”

在袁崇焕看来，只有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他才能成为实至名归的辽东主帅，并且是唯一的主帅，更主要的是能够借此解决辽东的“人事问题”。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先是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饿死东江镇军民无数。然后又拿出尚方宝剑，来一次先斩后奏。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然后假借皇帝的名义将其杀死。

斩杀毛文龙时，袁崇焕的亲信中军何可纲对他说：“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事后看来，这样的话很有先见之明。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正忙于实行南路战略部署的时候，后金已绥服宁锦以北的蒙古各族。如此一来，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疯狂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然后将其除掉。客观地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机不对，就好像给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动手术，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后遗症。杀毛文龙对袁崇焕来说，不但没有提升战斗指数，反而削弱了己方力量；对皇太极来说，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压力。

沉浸于复兴帝国大业迷梦的崇祯皇帝倾全国之力支持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身处紫禁城的他有自己的心理底线，那就是后金军不能跨越长城一步。越怕的事越要来。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日，皇太极率领清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了袁崇焕苦心经营的防线，选择大明边防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举入侵。后金部队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攻下遵化。

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也就是说，皇太极跨过长城之时，就是袁崇焕死期临近之日。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出兵二十八天之后的十月二十九日，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才获知皇太极的军队已经跨过长城的消息。一直以来，他以为只要在宁远、锦州一带把防御工事筑得牢牢的，意图南犯的后金部队即使插翅也闯不进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袁崇焕从宁远经山海关、中后所日夜兼程，回京勤王。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的部队入城。就连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有人说君王太过无情，但一个被十万军队围城的皇帝，他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忧惧难安。也就在一年前，刚刚当上皇帝的他把袁崇焕当作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不放。对方也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五年收复全辽。

一切就像是一场梦，那个口口声声要拒敌于长城之外的袁崇焕却将战场摆到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两军在德胜门和广渠门展开殊死相搏，袁崇焕驰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做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是以九千孤军当十余万大军。

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让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百姓看得心惊肉跳。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皇太极在诸贝勒面前说：“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一切都太晚了，袁崇焕的英勇形象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并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他的理由是，保卫京师的军队人数太少，等关宁步兵赶到，再出城和清兵决一死战。

此时清军蹂躏京城的行为已引起全城怨怒，百姓风传袁崇焕通敌、召敌也不是空穴来风。从“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怜”这首民谣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对袁崇焕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不可能有自我辩护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选择在这时候再相信他。

有御史上疏，称袁崇焕通敌。被愚弄的北京老百姓感到十分愤怒。这些民间谣言不仅破坏了袁崇焕军队的战斗力，更撕裂了京城军民同关宁军队的血肉联系，导致了“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的恶劣后果。其实早在袁崇焕与后金军队决胜关外之时，明朝境内就开始大量流传有关袁崇焕投敌的谣言。

谣言来自两方面：一是后金所制造，二是阉党残余分子的攻击。在崇祯皇帝上台后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遭到了清算，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同阉党有联系的明朝官员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打击在朝的东林人士，不断对袁崇焕等人发动进攻。

城外是敌人，城内也视自己为敌人，袁崇焕就这样成了全民公敌。一年前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奏疏里，预言过眼前的一幕。可是他没想到，现实要比自己想象的糟糕一百倍。他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在证明那些山呼海啸的指控，他欲辩无言。

谣言可以让真相更像谣言,让谣言更像真相。当真相混杂于谣言之中，人们自以为了解了真相，可他们又不完全相信真相，从而彻底丧失对真相的辨别能力。崇祯就像是一个输得急红了眼的赌徒，将自己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都押在了袁崇焕一人的身上。对于袁崇焕来说，这无上的荣耀背后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崇祯皇帝见袁崇焕迟迟不肯将所有援兵调来守北京，更加疑虑难安。皇太极的十万铁骑在德胜门和广渠门日夜攻城，皇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这时候的他恨不得帝国的所有军队都赶来勤王，可袁崇焕总是以兵力悬殊为借口，始终不愿与其决战。崇祯真的愤怒了，他将大兵压境带来的恐惧和江山危急产生的挫败全部发泄到袁崇焕身上。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再次于紫禁城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将领。崇祯逼问袁崇焕：“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言下之意，你袁崇焕不是早就与皇太极勾结好了吗？既然以前杀了毛文龙，那么事到如此还犹豫什么？

“五年复辽”的誓言成了愚弄君王的戏言，“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的承诺也成了巨大的讽刺。帝国已岌岌乎大厦将倾，崇祯当然要惩治元凶，这个责任人除了袁崇焕，还有谁能担得起？

十二月初二，皇帝下旨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关门远来入援，立志杀贼。崇焕却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以致贼擒掠，言之不胜悼恨。今将崇焕革职拿禁。”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崇祯一概不准。

尽管身陷囹圄，皇帝还是一次次地派大臣前去劝说袁崇焕写信给他的部下，要他们前来抵御皇太极。袁崇焕悲愤至极，但心念苍生，依言写下救援书信。

崇祯三年八月，崇祯召见群臣，他说：“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依律磔之！”这位卫国功臣，要被处以凌迟之刑。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在处决犯人时，将犯人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去，使受刑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祸害国家的大太监刘瑾享受到了这一待遇，而为国效忠的大英雄袁崇焕也同样领到了这一“奖赏”。大太监刘瑾的凌迟，总共持续了三天，共4700刀。而一个英雄究竟能够承受多少刀，史料没有记载，或者说不忍记载，但根据明朝的凌迟惯例，应在3000刀以上。

大军压境，伴随着近乎疯狂的烧杀抢掠。人间地狱式的战争气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回忆，四处传播的谣言，把人们的恐慌、愤怒、焦虑、无助混合在一起。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一刀刀地将他身上的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袁崇焕故意引来的。

袁崇焕的皮肉已经刮尽，人还没死。刽子手回忆说，他分明听见袁崇焕的心肺之间，发出了一种声音，久久不绝。这位职业刽子手承认，自己一生中杀人无数，但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少英雄，可英雄也救不了一个走向衰亡的帝国。在这样一个山摇地晃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崩溃、道德与伦理破产。在血光冲天的时代更替中，到处是混乱的逻辑和空洞的情感。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拼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的百姓。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崇焕的坟墓旁边。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

事实上，从崇祯三年（1630年）开始，就预示了这位亡国之君根本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袁崇焕是大明帝国唯一一位连续两次重创清军的将领。如果崇祯皇帝能够给予他足够的信任，袁崇焕很有可能成为力挽狂澜的历史人物。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面对这摇摇欲坠的江山，固执己见的崇祯很容易就走进皇太极为他量身定制的陷阱。而袁崇焕之死，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这个王朝在将袁崇焕送上祭坛的同时，也将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而祖大寿的外甥，正是后来的吴三桂。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己卯时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剃去自己的长发，正式降清。在经历了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后，就算是英雄也开始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终于低下那颗桀骜不驯的头颅，任长发随风飘落。山海关的大门轰然打开，大清军队如潮水般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