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文武百官都拭目以待。可是当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帝国的权力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倾斜。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只要天启皇帝的地位不变，那么魏忠贤的权力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在经历了这样一次权力斗争的洗礼后，立即转变风向，成为魏忠贤的阉党分子。

儒家将天下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阵营，当然这种划分是不严谨的。然而自从有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拥有权力的士子也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君子有君子的坦荡活法，小人有小人的阴毒杀招。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明朝士大夫是标榜道德、崇尚气节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同时，明朝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前朝要多。一边高举道德的大旗，一边又活得乌七八糟。

如果按照这两大阵营划分，东林党人应该属于君子行列，而所谓的阉党则是小人群体。

天启四年（1624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就想尽办法以同乡兼同姓的身份交结魏忠贤。能够得到外廷文官的权力呼应，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人的关系火速升温。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这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办，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告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上升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

在极短的时间里，帝国的一些文臣大员就以这种方式纷纷聚拢到魏忠贤的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中叶以前，虽然也有宦官当道之时，可是士大夫们不屑与宦官为伍；到了晚明时期，士大夫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就不再顾及廉耻与颜面。当时的内阁首席大学士顾秉谦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为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小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主要来自于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农民出身的魏忠贤在组建自己的权力集团时，本能地就模拟了血亲关系。在魏忠贤的权力集团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干儿义孙。在他的权力庇护下，许多人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在提拔重用“自己人”这件事上，魏忠贤毫不含糊。

阉党的“十孩儿”“四十孙”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两榜进士，他们之所以做魏忠贤的孝子贤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加上一个保险。这些人都不是糊涂蛋，都是一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前代依附太监者，无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应该十分清楚。然而，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他们已经顾不上身后名了。他们就像是一群末世赌徒，将自己前世今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这个太监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朝局如何动荡，这些好像都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庞大帝国在魏忠贤集团的非常态领导下，走得一步三晃、踉踉跄跄，显露出行将就木的衰败态势。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党争的双方各自代表了某一阶层的利益。东林党的根据地是江南地区，是一个以江南势力为主的政治集团，虽然成员大多是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绝不是清一色的江南人士。而阉党在一定程度上则代表着北方贵族大地主集团的利益。

汪文言是安徽歙县人。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他不是科举出身，曾经当过狱吏。他虽然不是体制内的人，可是他通晓帝国权力运转的奥妙所在。他被地方大员选派到京城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进入京城后，他结识了当时的大太监王安，并成为王安与内阁官员沟通的联络员。由于能力突出，他受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器重，被提拔为内阁中书。在与帝国核心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东林官员都有来往。

像汪文言这样一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能人，他适应社会的能力要远远超过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儒生。他很快就在京城站住了脚，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可是，像汪文言这样的社会能人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将现实利益看得过重，性情张扬。

有弱点就有可能被对手抓住。当时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退守关内，对国土沦丧负有责任。还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熊家就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结果汪文言没有把持住自己，将这笔巨款私吞了。

魏忠贤知道内情后，大为震怒。本来魏忠贤就在找机会将东林党从帝国权力核心层清理出去，于是就借着这件事大兴牢狱。汪文言是东林党人的高参，把他作为反击的突破口再合适不过了。

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十分利于栽赃陷害。

魏忠贤下令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一举动当然不是针对汪文言一个人，而是为了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汪文言在狱中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刑逼供，依然没有指认杨涟等人贪污受贿。汪文言表现得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讯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供词，又将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认为，只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的罪，还难以让人信服，牵涉的人员太少，如果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杀头弃市，传首九边。随后，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也在狱中相继被折磨致死。受杨涟等案件牵连，被捕被杀的帝国官员还有多人。魏大中被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抓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求情留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

最终周顺昌还是被捕入狱。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铜锤击打周顺昌牙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目不识丁。魏忠贤下令用铁钉钉他，又用沸水浇他，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不久毙命。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等五人也被处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当整个社会都笼罩于这种畸形的权力高压之下，有一种声音却响彻帝国的上空，那就是对“九千岁”魏忠贤的颂扬之声。在当时铺天盖地的造神运动中，整个帝国都沉浸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幻境之中。

帝国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每个人仿佛都在回避帝国政局中的那些阴暗面。

可回避始终改变不了扑面而来的现实，帝国的良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也一触即发，北方边境也面临着旭日东升般的建州女真人的威胁。一场血雨腥风笼罩在帝国的上空，要命的“阉党”专权就像一瓶烈性的毒药倒进了帝国的肠胃系统。

天启六年（1626年），由浙江巡抚潘汝帧发起的向大太监魏忠贤献媚的运动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几乎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加入到向一个宦官歌功颂德的行列。各地也纷纷建立起金碧辉煌的魏氏生祠，不断在生祠里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山东临清在修建生祠时，拆毁民房一万余间；河南修建生祠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仅开封一地，就毁掉民房两千多间。

大字不识几个的政治流氓魏忠贤就这样被人为地捧为半人半神的九千岁，被誉为再世的孔圣人，甚至被歌颂为只有上古时代的尧和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旷世伟人。

更为可笑的是，各地的魏忠贤生祠建成之后，地方官员都把他当神敬。那些想要发达的官吏就算不拜自己的先人、父母，也要祭拜他们的九千岁。史料记载，天津巡抚黄运泰率领全城文武官员，列队于魏公祠阶下，对木像恭行五拜三叩头后，自己又单独趴到供桌前膜拜，口称“某年某月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恩，又说“某年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又叩头谢恩。致辞完毕，再回到班列，率领众官再行五拜三叩头。

在这股妖风弥漫的日子里，对待建祠的态度成了衡量帝国官吏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成了官吏奖惩的重要依据。潘汝帧倡议建造生祠的上疏进呈，御史李之待转呈，仅仅迟办了一天，就被革职法办。

原任提学副使黄汝亨路过西湖，见魏忠贤生祠极为壮丽，不禁发出惊讶叹息。守卫生祠的人发现之后，当即乱棍齐下，将黄汝亨活活打死。

蓟州道胡士容不愿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被人告发，立即逮捕下狱审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见魏忠贤像未行五拜三叩之礼，结果被锦衣卫逮捕关进大牢，后与胡士容一起判处死刑，实行秋决。所幸的是，由于皇位发生变化，两人才死里逃生。

如此疯狂的人间闹剧，固然是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所造成，但也说明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一定层面上的劣化。即使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的命运走向，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只是虚无的空中楼阁，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只是一个太监。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失去根基的空中楼阁会有垮掉的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喝醉的车夫，驾着大明王朝这驾马车，向着灭亡一路狂奔。

当然，在魏忠贤集团内部并不缺乏清醒之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天启皇帝死的那一天，也就是魏忠贤的倒台之日。为了保住自己在权力世界里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的长远利益。

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不但没有心动，反而吓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自己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二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也不算是虚妄之词。

谁也没有料到，天启七年（1627年），天启皇帝突然得了重病，开始腰疼，发烧，然后又浑身浮肿。短短两个月后，皇帝已经是一副大限将至的景况。

魏忠贤表现出了一个奴仆的忠贞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挽救天启皇帝，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巫师为皇帝驱邪，还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皇帝病危给魏忠贤政治集团带来了一种危机感。天启帝的妃嫔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但全部夭折。正宫皇后张氏也怀过一胎，但不足月即流产。如果天启皇帝真的因病而亡，那么继承皇位的按道理应该是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而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

天启皇帝的病情日益沉重。八月二十二日，年仅二十二岁的朱由校驾崩，谥号为熹宗。由于膝下没有皇子，朱由校在临终之前将皇位传给十六岁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对朱由检说：“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

面对朱由校的临终遗言，朱由检虽然表面上答应，可他的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

因为朱由校没有儿子，所以这种兄终弟及的安排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野史中也有另外的说法。据《先拨志始》记载，天启皇帝逝后，魏忠贤等人故意密不发丧，准备让某妃假称有娠，而以魏良卿的儿子顶替，做一个孺子皇帝。这件事不可能绕过张皇后，于是魏忠贤命人对其委婉劝讽。但张皇后却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由于张皇后的坚持，魏忠贤一伙儿的奸计最终没有得逞。

魏忠贤对天启皇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然向自己逼近。他知道新皇登基以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也许自己不会再有以前的风光。可是凭自己对皇家的一片赤胆忠心，他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新皇的信任。

从这一点上来说，魏忠贤只能算是一个权力狂人，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比他要明智得多。在天启皇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此来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限。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是多么迟钝。

信王朱由检最终还是进入了皇宫，并于二十四日于中极殿即位，接受帝国文武百官的朝拜，宣布明年改元“崇祯”。这位不满十七岁的小王爷就这样成了下一任新皇帝，一个亲手敲响帝国丧钟的皇帝。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论排行是光宗的第五子，但光宗的七个儿子有五个早殇，长大成人的只有天启与崇祯两位皇帝。

和天启皇帝一样，崇祯也是幼年失恃，生母刘氏很早就故去。幼年的崇祯帝自小由光宗的宠妾李选侍监护。“移宫”事件后，李选侍失势，小崇祯又被移交给另一位李选侍看护，当时只有十岁。（“移宫”中的李选侍人称“西李”，后封康妃；后来监护崇祯帝者则称“东李”，后封庄妃。）他于天启元年受封为信王。依照明朝祖制，宗室贵族是绝对不可以干预朝政的，因而这位少年亲王在天启朝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无声无息。

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帝王。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个对帝国事业有着强烈责任心的皇帝，他上台后一门心思要挽救危机四伏的大明朝。对于阉党集团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只手遮天，他痛恨到了极点。刚上台时，他慑于魏忠贤的巨大权势，只能装出一副敬畏的样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决定动手了。他示意帝国官员新一轮的倒魏风潮已经到来，这为那些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打开了一道缺口，于是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而来。

崇祯皇帝是一位既有相当能力又十分热衷政务的皇帝，他与哥哥朱由检的不同之处就是对权力的掌控。崇祯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权力代理人，这也就断绝了魏忠贤集团的权力根基。在天启时期，魏忠贤代天启皇帝掌权并不是争权夺权，而是基于一种默契。皇帝不喜欢处理政务，魏忠贤为主分忧，君臣之间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

这种君臣默契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就被完全打破。对于不需要政治代理人的崇祯皇帝而言，拥有全面实际权力的魏忠贤和与代理人政治相适应的整套政治格局都意味着对天子神圣权力的剥夺。所以，崇祯皇帝一上台，就已经无可避免地和魏忠贤集团形成了尖锐对立。这是一种“天无二日”式的对抗性冲突，只有一方消灭了另一方，矛盾才能解决。回过头来看，立一个婴儿皇帝继续代理人制度，才是魏忠贤体制维持延续的唯一可能。可惜阉党中缺乏有远见又有魄力的人才，机会白白失去了。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皇帝发布文告，宣告魏忠贤是帝国的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会真的养虎遗患。封建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仅仅过了五天，魏忠贤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就在南行路上绝望地上吊而死。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