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并不掩饰自己与客氏的母子情深，在登基后立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她的儿子侯国兴和父亲客太平先后被推恩封为锦衣卫正千户，后来客太平去世，又晋封客氏的弟弟客光先为都督。

仗着皇帝的恩宠，客氏在宫中的势力很大。由于没有文化又缺乏见识，客氏表现得有些飞扬跋扈，《明史》虽然给了她“淫而狠”的三字评语，却没有开列出事实根据。

客氏毕竟是一位出身卑贱的妇女，不论皇帝对她怎样恩宠，也无法付之以国，让她去充当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贤的特殊地位才显出了优势。魏忠贤这时候有了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客氏的“菜户”，一个类似于丈夫的角色。

后宫是个女儿国，除了皇帝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其他男子。如此一来，宦官就成了宫女们寄托感情的对象。有能力有办法的宫女大都有个相好的太监，而那些与宫女相好的太监在当时就被称为某某的“菜户”。

客氏的菜户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同客氏的“对食”关系是他自己一手争取来的。客氏原来的菜户叫魏朝，也是皇长孙一房中的管事太监。魏朝是魏忠贤的好朋友，魏忠贤能进太子宫中当差，就是靠魏朝的推荐。

客氏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魏忠贤，从此决定了“二魏”的不同命运。魏朝被魏忠贤排挤出宫门，后来被魏忠贤的党羽缢杀在一个小县城里。

自从万历皇帝死后，宫中大权就落到大太监王安的手中，这种局面直到天启皇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也没有改变。在历代太监中，王安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为人冷峻严肃，不苟言笑，自幼在内书堂读书，也还颇具文采。王安一直看不惯宦官们的蝇营狗苟，他同朝中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东林党中有许多干将都是他的好朋友。东林党人能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也得益于他的从中协助。

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短命的泰昌朝的结束，王安的权力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在天启皇帝看来，王安这个人严厉有余，而亲和力不足，不是自己的那盘菜。

皇帝的心思早就有人看出来了，于是魏忠贤和王体乾联手将王安踢出了内廷。王体乾与王安共同服务于东宫，年龄和地位都相差不多，关系相当密切。王安一直“视王体乾为道义友”。但是在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再好的朋友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可能反目成仇。何况王体乾早就盯上了司礼监掌印这一宦官中的最高职务，而王安则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魏忠贤和王体乾联合起来向王安发起攻击。应该说，这是一笔风险很大的政治投资，毕竟王安身居显位。风险越大的投入，投资人将来所获取的利益也就会越大。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客氏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有形与无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等到王安反应过来，大势已去。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太监最后被魏忠贤的党羽活活勒死。

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局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显然是不合格的。试想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何谈为政之道？翻阅史料，时人对魏忠贤个人素质方面的评价不过就是“颇有记性”或者“担当能断”这些字眼儿罢了。说到底，魏忠贤不过就是一个脑子好使，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政治流氓。明朝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不识字的政治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魏忠贤虽然不认识字，但身边有王体乾为首的秉笔太监们辅助办公。鸡毛蒜皮的小事，助手们就可以搞定。对于军国大政方面的事情，还是由魏忠贤最后拍板做决定。有人会问，在魏忠贤批阅奏章的时候，明熹宗在做什么呢？

皇帝经常象征性地在清晨由秉笔太监们簇拥着“览文书”，只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奏章的内容，一切都是按照魏忠贤等人的意思办。

这种象征性的办公，使得魏忠贤更容易打着皇帝的旗号玩弄权术。最能表明谁是帝国真正主宰的莫过于这样一种情况：魏忠贤一旦因事离开京城，各种题奏本章和票拟之旨都要飞马送到他的身边，由他拍板再行批朱。（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意旨，票拟必俟贤到始敢发批。）

魏忠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秉笔”太监，很多时候，他是整个帝国的权力主宰者，而自身没有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帝国权力的运行，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是通过对官员奏章的批复而实现的。不认识字的魏忠贤只能由秉笔太监代为朗读讲解，而朗读讲解的只是奏章中的一部分。他实在没有耐心听完洋洋洒洒上万言的鸿篇巨制。虽然为他读奏章的太监都是他的亲信，不敢忽悠他，但是这种处理政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魏忠贤对于政治全局的掌控。

魏忠贤执政的最大软肋就是对政治常识的无知。他没文化、没经验，但有的却是权力。这种权力犹如脱缰野马，虽有规则，却无法制约。

身居高位，不懂也要装懂，明明错了却要死撑到底，这比单纯的缺少经验又要恶劣得多。天启六年（1626年）年初，礼科给事中李恒茂被削籍为民。这个李恒茂是魏忠贤的手下小弟，为魏忠贤在权力场上打拼，出过一些力气。

李恒茂被削籍为民的原因可以用莫名其妙来形容。他在一份奏章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不料却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不久前，曹尔桢刚刚打通魏忠贤的关节谋得了山西巡抚的职位，对于这一点，魏忠贤并没有忘记。

李恒茂在奏章中却说“山东”，东西不分。魏忠贤揪住这个他认为的原则性问题不放，没有文化的魏大太监想借此证明，没有文化也比有文化的人精明能干。如果李恒茂识时务，他应该在领导面前认个错，然后恭维两句也就过去了。

谁知李恒茂是个特别爱较真儿的人，不但没有低头认错，还梗着脖子上疏为自己辩解。

他说，曹尔桢本是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现未赴任。辽东有警，兵部确实曾发出公文，令曹尔桢督山东标兵戒备，说其“整兵山东”是有确实凭据的。

李恒茂的这番辩白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可魏忠贤却不这么认为。既然你有理，那么我就没理，我是九千岁怎么可以没理？魏忠贤一怒之下将李恒茂削籍除名，打发回老家。李恒茂好端端的仕途就这样被魏忠贤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魏忠贤在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是不走寻常路。

辽东前线吃紧，急需粮饷、军械、马匹，其中马匹一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魏忠贤为此想了个奇特的办法。明朝宫中旧制，凡内官中资深位崇者，皇帝可以加恩允许其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那些有骑马特权的人每逢年节必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使得那些受到“恩宠”的太监们叫苦不迭。国家也真得到了不少马匹，但由于管理不善，内官进马又多以老病充数，待送到辽东，“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肉者比比也”。

在这幕喜剧中，魏忠贤所表现出来的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需的文韬武略。所谓的经邦治国之才，实际上也就是丰富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特殊的个人禀赋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些方面，魏忠贤几乎都要打零分。

魏忠贤缺乏政治经验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的伙食管理员职业生涯，使得魏忠贤精于蝇头小利的算计，同时也局限了他的政治视野。当有一天，他从柴米油盐的算计中挣脱出来，开始转行玩政治，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视野已经固定在了那个水平。虽然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可魏忠贤最终还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没有文化和缺乏经验，让他的政治眼光受到很大的局限。面对军国大事，这位执掌帝国最高权力的太监常常无所适从。

魏忠贤在政治上的表现虽然漏洞百出，但并不妨碍天启皇帝对他的厚爱。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魏忠贤最为风光的天启七年（1627年）上半年，皇帝对他的封赏多达41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也因魏忠贤而官升九级，以至于加至最高级别的太师之后没办法再加，只得再加禄米三百石。几日后，皇帝又封魏氏一人侯爵世袭。

魏家子弟封爵都是冲着魏忠贤的面子去的，也就是说魏忠贤实际上是一身而兼公、侯、伯三爵。这种三天一奖、五天一赏的做法，完全打破了历代专权宦官的封爵纪录。对于还差一步就变成万岁的魏忠贤来说，物质和权力上的奖赏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这时候的魏忠贤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是阉党高级成员对自己的忠诚度究竟如何；另一方面是随着权力地位的提升，他在内心深处早已将自己视为帝国的另一个王者。当他被人们供奉在辉煌殿堂的时候，也在无形中渐渐脱离了组织。

这种隔绝状态对于阉党集团的权力运作肯定是不利的。我们看到，正是从建生祠之议初兴、造神运动愈演愈烈的天启六年六月起，在阉党中地位重要、经验丰富、见识较高的一些大官僚们，开始逐渐疏离魏忠贤。

首席大学士顾秉谦致仕，刑部尚书徐兆魁去职闲住，大学士冯铨和吏部尚书王绍徽相继免职，工部尚书（管侍郎事）徐大化离职闲住，就连兵部尚书霍维华也摆出了时刻准备着与魏忠贤决裂的姿态。

这些人相继选择离开，虽然各有各的原因，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形势所迫。随着魏忠贤权力声威的急剧膨胀，那些追随他的官员却承受着巨大的现实压力和精神压力。随着魏忠贤权力指数的不断上升，阉党的打击面也不断扩张，得罪的人也不断增加。

那些跟在魏忠贤身后寻求权力庇护的官员越来越难以承受。他们中的很多人深知官场生存游戏的法则。帝国的权力系统就像是一个弹簧，魏忠贤压得越低，它的反弹力就会越大。虽然是阉党的成员，可他们并不想成为魏忠贤权力祭坛上的祭品。当权力的反弹力越来越大，他们只有选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