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他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场景。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算计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都是完全不同的。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都是靠着科举制度迈入仕途。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文人的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们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抓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

在殿试结束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只是一个形式。在参加殿试之前，还有礼部官员主持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选拔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了皇帝，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心中，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联盟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了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资格控制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身政治实力提供保障。

高拱非常欣赏这个小老弟。在工作接触过程中，高拱如此评价张居正：“年少聪明，孜孜向学。”对于如此好学之人，高拱将自己在官场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用高拱的话说，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显然，高拱并没有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替他说情而产生怨气。不久高拱复出，全面主持内阁工作。

复出后的高拱，面对涉及帝国的大政方针和干部任用等大事时，都会和张居正商量着来。两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但是这种停留在表面的和谐，却无法掩盖权力阴影下的暗流涌动。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在为自己留后路。

在那个时候，内阁并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帝国重要官员的任免，按照制度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但高拱作为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尚书，两项大权集于一身。

张居正并不是真的盼望高拱复出，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想成为内阁的一把手了，而且这种信念从来就不曾动摇过。两个人的蜜月期虽然很长，但还是迎来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员的任命上，充分征求了张居正的意见。在这些官员当中，有张居正推荐的人选。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张居正的意见，等于是赋予了张居正一定的人事权力。如此一来，那些谋求升迁的官员就会跑到张居正那里活动。大家都知道高拱是个不易变通的人，很难做通工作。而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个懂得攻守进退的人。

当时帝国的官场上常有流言蜚语，某某人得到职位，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某某人为什么丢了官职，是因为高拱不满意，而张居正再三求情，可是高拱就是不听。无风不起浪，有传言的地方就有人心向背。

这些传言真真假假，那些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才是他们的恩人；而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也对张居正心存感激。也就是说，好人都让张居正当了，恶人都让高拱当了。

张居正和高拱的分歧也正是在这时候出现的。高拱听到了张居正接受跑官人贿赂的言论。高拱虽然没有就这些传言做出针对性的措施，但在态度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以后，高拱不再就官员任免问题找张居正商量了。

张居正是一个精算得失然后才肯出手的人，在他与高拱之间，他做过一个衡量。想轻易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领导高拱，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张居正非常清楚，高拱的把柄实在是少之又少，想要扳倒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高拱是个才干超群的官员，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准确地说，明朝中期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复出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开始的。换句话说，隆庆时期实际上是大改革的始创期，也为万历时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由张居正总揽大权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高拱所推行的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无论帝国官员们是否喜欢高拱，都不得不承认高拱的执政能力。还有就是高拱非一般人可比的意志力，金钱美女这些糖衣炮弹都无法将其打倒。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感情，皇帝对他的信任完全是无条件的。

事实证明，君臣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感情，既成就了高拱，同样也害了高拱。但是在高拱发迹之初，这种勾连关系是高拱的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在隆庆皇帝眼里，高拱是个集人品、学识、能力、功勋于一身的文官楷模，是帝国百年不遇的大才。这是隆庆皇帝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如此公开褒扬一个官员，可以说，这是帝国建立以来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高拱作为一个帝国官员是无可挑剔的。

在皇帝心目中的高拱，与在百官心目中的高拱是截然不同的。高拱同时期的史学家王世贞在其所著的《高拱传》中如此评价道：“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几”；“性刚而机浅”。也就是说高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刚性过头、柔性不足的个性让人不容易接近。

在与阁臣同僚相处的过程中，高拱锋芒毕露的傲慢常常会让人陷入难堪的境地。尽管他并无半点儿恶意，但这种性格还是会让人感觉到不快。这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应该具备的性格缺陷，也可以说是大忌。

高拱这一禀性的延伸，便是其没有城府、不谙权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很容易就会落入圈套，遭人暗算。与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张居正可谓工于心计，老谋深算。

高拱是隆庆皇帝心目中首辅的最佳人选，而张居正则是他心目中最佳的副手人选。隆庆皇帝希望张居正能够做好高拱的助手，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可张居正偏偏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去实现。

高拱和张居正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在张居正看来，高拱走得未免太远了。高拱要开海运，那闭关锁国的国策还要吗？一旦国门洞开，那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乱了套。张居正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又不能公开反对。在张居正看来，高拱所采取的战略属于软弱政策，如果任其推行下去，必是养虎为患。而张居正本人却是真正的强硬派，他主张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内实行铁血政策来实现政治的稳定。两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分歧，比如高拱的施政纲领是把除弊放在第一位的，而除弊的方略，就是推行改革。推行改革的结果就是常常忽略“祖制”。这也是张居正所不能认同的。

基于以上因素，张居正下决心要整垮高拱，并且取而代之。唯有如此，他才能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帝国的版图上得到实现。

帝国权力舞台的中心只能容留一个人独舞，那些听上去很美的音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和谐。曾经一起畅谈人生理想，工作上互帮互助的朋友也将一拍两散。

先说高拱。他曾经希望能和张居正一起执掌大明王朝的权力中枢。但是，此一时彼一时。高拱已经明显感觉到，张居正并不是自己的最佳拍档，因为他们的步调始终不一致。高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应该多拉一个帮手在身边，或许这样可以掣肘张居正。高拱拟了道奏疏，要求再提拔些年轻干部，充实到内阁领导岗位上。当然，这道奏疏是高拱和张居正商量过后联名上奏的。

张居正对高拱的做法非常不满意，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会同意签名上奏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如此。如果张居正不联名，那不就公开和高拱叫板了吗？这不符合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况且张居正对于这道奏疏的最后结果，已经事先预料到了。因为这道奏疏的批示，也是张居正草拟完成的。

不出所料，这道奏疏果然被隆庆皇帝毫不留情地驳回了。不是张居正能掐会算，而是他抓准了隆庆皇帝的工作方式。隆庆皇帝疏于朝政，不太愿意看官员的奏折，更不想自己动脑筋甚至动手去做批示。

通常情况下，奏折都是交由内阁拟好批示，然后再交由他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照着内阁拟好的底子代皇帝用红笔批示下发。然而只一次，皇帝没有交内阁草拟批示，而是直接批了。这就给了张居正可乘之机，他偷偷事先拟好了批示，派人交给皇帝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太监照着誊抄了一份。

张居正草拟、太监誊抄的这份批示的大致意思是：你们两个人能力强，我信任你们，不需要再充实人了，有你们两个人就足以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高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皇帝既然这么说，他也只能遵旨。在关键时刻，向张居正伸出援手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在这件事上，张居正做得十分妥帖。他让皇帝觉得这个批示不错，让高拱也无话可说。任何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高拱心里明白，现在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勾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整垮自己。等到高拱下台后，他曾发出感叹，张居正这套官场手法“其谋至深”。

如果我们把张居正比作一种动物，他应该像一头狼。英国动物学家绍·艾利斯说过：“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有情感者，莫过于狼；最具韧性者，莫过于狼；最有成就者，还是莫过于狼。”凭着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关系，本不应该让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得逞。张居正之所以有把握赢下这场牌局，就是因为他像狼一样了解自己的对手，了解高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