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旧时迷信之人信奉的神仙多，凡间要告诉天神的事也多，于是文人客串，青词绿章竟渐成一种流行的文体，创作者并不局限于道士。

严嵩的青词写得极好，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其实青词并不好写，这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用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人间君主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皇帝求仙心切，想早日得道升天，所以官员们所写的青词总是无法满足自己疯狂的想法。

有一次，嘉靖皇帝的一只宠物猫死了，他十分伤心。在用纯金棺木礼葬后，他还命官员们写青词为这只死了的御猫向上天祈福。翰林侍读袁炜所写的青词里用了“化狮为龙”这样一句妙语，皇帝读后龙心大悦。于是，写出妙语的袁炜“简在帝心”，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擢升，从翰林侍读晋升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从副司局级干部晋升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许多阁臣半天憋不出一首青词，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抓狂。别人抓狂，可对于严嵩这样的青词高手来说，却是信手拈来。严嵩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写起青词自然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方面尽心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皇帝的精神需求。

夏言也是一个写青词的高手，他和严嵩被时人称为“青词宰相”。夏言缺乏耐心，写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伤自己的脑细胞了，后来就随便糊弄皇帝。皇帝又岂是容易糊弄的。嘉靖皇帝有时半夜派人悄悄去夏府和严府，察看夏言和严嵩分别在干些什么，每回去夏府的人回来报告都说夏言早已酣睡。夏言此时所呈上的青词都有枪手捉刀，很多都是自己府上的幕僚。夏言连把关都不把关，就直接进呈皇帝。结果可想而知，皇帝看后很不满意，常常怒气冲冲地掷于地上。而严嵩因有宫内情报相通，每次皇帝派人来察看，他都正襟危坐于灯下创作青词。来人回去汇报，嘉靖皇帝自然高兴。两人一怠一勤，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时间一久，只有严嵩写的青词能够获得嘉靖皇帝的欢心，正所谓“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所以皇帝渐渐宠信于他。再加上严嵩很会做人，后来就被提拔为内阁次辅，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

严嵩虽然表面上是个相当低调之人，但骨子里却藏着一颗睚眦必报的小人之心。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轻易地超越他，这让他嫉妒万分。他暗下决心要找一个机会将夏言彻底扳倒，真正取代他。

夏言虽然并不喜欢严嵩这个人，但是他倒没有想过要将严嵩一脚踢出朝堂。因为在夏言看来，严嵩还不值得他这么去做。既然他没有把严嵩这个人放在眼里，他又怎会把对方当成潜在的对手进而小心提防呢？

夏言从心里瞧不起严嵩这号人，只懂得摇笔祸主，一副奴颜媚骨的贱样。《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说他非常鄙视严嵩这种跳梁小丑似的人物，大事小事，大权小权，都是自己一个人揽上身，权当严嵩是内阁飘荡的一缕空气。

慈庆、慈宁两宫皇后驾崩，武定侯郭勋建议将其中的一宫腾出来让与太子居住。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夏言和嘉靖皇帝的一致反对。没有想到的是，嘉靖皇帝转而询问夏言：“既然你反对，那么你说太子应该住在哪里？”

皇帝的问话让夏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可他又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案。没有办法，夏言只好出尔反尔，转过来支持郭勋的建议。这让嘉靖皇帝很不高兴，他甚至怀疑言官们弹劾郭勋，都是夏言这老小子在背后捣鬼。

等到大享殿修缮完毕，皇帝命太监高忠监工，同时催逼夏言草拟献敕稿。可夏言迟迟没有拿出稿子，这让嘉靖皇帝极为不快。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他渴望长生不老。他不光自己信道，还要求朝臣们跟他一起做道教徒。整个帝国变成了一个大道场。那时，明朝官员所戴的是乌纱折上巾，就是类似于唐朝的翼善冠那种样式的官帽。皇帝戴的帽子通常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自己戴着还不算完，他还制作了五顶道士帽和五双道士鞋，分别赐给当时的首辅夏言、次辅严嵩等五人。

此时再看严嵩和夏言的表现。首先说严嵩。严嵩得到皇帝的赏赐后，不但欣然戴上了道士帽，穿上了道士鞋，还在道士帽上罩上轻纱，更显得神秘莫测。嘉靖皇帝很是欣慰，问他为何这么做。严嵩的回答是，天子所赐，不敢轻慢，恐灰尘玷污耳。

如此马屁，嘉靖皇帝自然很是受用。如此一来，嘉靖皇帝对严嵩不免另眼相看。在严嵩的领头下，除夏言外，其他三人都追随严嵩的脚步向嘉靖皇帝领赏谢恩。夏言却认为冠服礼仪是朝廷的大事，作为官员马虎不得。国家制度规定了何种等级的官员应该穿什么样的冠服，道士鞋帽不在帝国制度规定之列。他根本不买皇帝面子，将道士装束扔在一边。他还说，自己乃是一朝堂堂宰辅，怎么会穿戴这些乱七八糟的服饰，像严嵩这种小人做派，只会为天下人所耻笑。

这句话等于是抽了嘉靖皇帝一记响亮的耳光，皇帝的愤怒情绪立刻就被引爆了，他喝令夏言立马退出宫苑。夏言面无惧色，迎着皇帝的怒火，傲然说道：“须有旨，乃可行！”想让我滚蛋，你得有旨可依。嘉靖皇帝示意廷尉赶快将夏言赶出自己的视野。君臣之间形成顶牛之势。

此外，嘉靖皇帝下令大臣们入值西苑时，都要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不准坐轿。可夏言根本不管这一套，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

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公开向夏言发动攻势。有一天，嘉靖皇帝单独召见严嵩，与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两人之间的关系。严嵩先是假装害怕地沉默不语，待嘉靖皇帝追问得紧，他立刻仆倒在皇帝脚下，颤抖不已，痛哭流涕。

严嵩的这个状告得可真有技巧，他并没直接说夏言不戴这个“香叶冠”是对嘉靖皇帝的不尊敬，而是像小孩诉委屈一样说夏言欺负他。嘉靖皇帝见六十多岁的严嵩竟然哭得如此伤心，料想他一定受了莫大的委屈才会如此。严嵩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对夏言更添愤恨。

也就在此事过后不久，帝国的天空出现了日全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日食就代表着奸佞当道，帝王的光芒被遮盖。严嵩乘机陷害夏言，说放眼帝国能够遮挡皇帝光辉的人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夏言。天象已经做出预警，如果皇帝不尽快处治夏言，帝国将陷入危险的境地。

嘉靖皇帝本来就十分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说，更加深信不疑。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嘉靖皇帝下旨将夏言免职，遣返老家。夏言的离去，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严嵩。第二年，作为次辅的严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帝国的首辅之位。

夏言的离去让严嵩更加肆无忌惮，时间一久，嘉靖皇帝对严嵩的野心有所察觉。三年后，夏言再度重返权力高层，仍为首辅，严嵩再次退居次辅。

夏言卷土重来之后，对严嵩实施了一连串的报复打击。经此一劫，他对严嵩这个人看得更为透彻。凡是严嵩决定的事，全部推倒重来；凡是严嵩安插的亲信，一个不留地排挤出权力部门。严嵩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在严嵩担任首辅期间，他将自己的儿子严世蕃安插在了一个机要部门——尚宝司。严世蕃得此肥缺，大肆捞钱。

严世蕃是个比他父亲更加奸恶的人物，尤其在那些文学家的笔下更是极品。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情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严世蕃在家中养了一些美女，一吐痰就让这些美女用嘴去接，严世蕃把这些用嘴为他接肮脏之物的女子叫作“香盂”。由此可见，在时人的心目中，严世蕃是个多么恶心的人。《明史》记载，严世蕃的模样与他的内心世界一样丑陋不堪，“短项肥体，眇一目”。没脖子，大胖子，还瞎了一只眼，俨然就是一个怪胎似的人物。

《明史》记载其“由父任入仕”。作为“官二代”，严世蕃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当然，外表丑陋的严世蕃并不是一个草包。如果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的可能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文采并不输给他的父亲，严嵩为嘉靖皇帝写的青词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严世蕃之手。

直到严世蕃贪污受贿的把柄被夏言抓在手里，父子二人才慌了神。严嵩领着儿子双双跪倒在夏言面前，哀求夏言能够放他们父子一马。其实夏言就是为了挽回丢失的面子。他见严嵩已经服软，心理得到了满足，也就放过了严嵩父子。严嵩轻松过关，可内心对夏言的仇恨却愈发强烈。

为了将夏言彻底打垮，使他永无翻身之日，严嵩一直在寻找着机会，一个能够置夏言于死地的机会。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武力收复河套的方案，以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嘉靖皇帝虽然也倾向于支持这个方案，但明英宗以来，帝国军队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因此对于武力收复河套，嘉靖皇帝一直犹豫不决。

曾铣是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算是夏言权力集团里的人。

在当时，内阁的权力纷争已经进入一种白热化状态。阁臣之间纷争不休，并且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有机会进入内阁，便可以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尊荣显贵的权位，就要学会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

严嵩之所以有把握利用这件事置夏言于死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夏言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么做犯了帝国公共事务操作规则的一个大忌，就是官员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与朝政。

严嵩通过宦官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皇帝并不敢下收复河套的最后决心。就在皇帝摇摆不定的时候，严嵩适时抓住这个机会，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借收复河套牟取私利，从而陷帝国于危难。

严嵩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主要得益于皇帝身边的宦官送出来的情报。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相结合的怪胎——阉党。

由于朱元璋废除了相权，他的那些继任者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大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两大机构分工明确。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并非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打倒对手，就是被政敌置于死地，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一个权力高层的垮台，往往会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或者遭杀戮，以致党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明朝皇帝只给内阁以有限的权力，却放纵阉宦为所欲为，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爪牙鹰犬。严嵩能够执掌权柄二十余年，就在于他懂得“巧为迎合，结诸阉人”，千方百计结交那些当权的宦官。

与严嵩百般逢迎权阉集团不同的是，夏言在宦官面前常常摆出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按照《明史》给出的说法，夏言在担任首辅期间，根本不把内宦放在眼里。平日里皇帝派宦官到夏言家中传话，夏言都会端着首辅的架子，视他们为奴才（负气岸奴视之）。可想而知，那些在人格上备受屈辱的宦官在返回宫后，又岂能不在皇帝面前说夏言的坏话。本来就已经失去了皇帝的欢心，还要遭受严嵩和宦官的内外双重诬陷，夏言不垮台才是怪事一桩。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以误国通敌的罪名被抓起来。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往回赶的路上，闻听曾铣被抓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仰天长叹：“这次，我是死定了！”（噫！吾死矣！）

这时候，夏言已经意识到在这场权力博弈中，他已经彻底败在了严嵩的手里。直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这场政治斗争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博弈。这时候的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嘉靖皇帝派来抓他的锦衣卫已经出发。

这一年，帝国本无大事。兵部侍郎曾铣被拟以“交结近侍官员律”处死，屈斩于北京西市。几个月后，夏言也同样被处斩于西市。临刑前，夏言留下的遗言让人唏嘘不已：“我有志恢复河套，实欲尽犬马之忠，不虞至此。”

一个堂堂帝国宰辅，还有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就这样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明史》记载，曾铣死得确实冤枉，在他死后，家里没有搜出来路不明的金钱。作为一名武官，不克扣粮草，不虐待士兵，还一天到晚想着为朝廷收复河套，如此下场不免让人心寒。

帝国高层的血腥争斗使得朝野上下大为震动。等到夏言人头落地，夏、严之争才算尘埃落定。严嵩就此取代夏言，成为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

夏言在临死前曾经上疏嘉靖皇帝，指出是严嵩陷害于他。以夏言当时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勒令退休或者罢官之类的处罚，而是身首异处，这让满朝官员大为震惊。夏言集团的轰然倒下，无异于在帝国的权力场中发生了一场八级地震。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在此之前夏言在权力角逐场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夏言会如此急速地滑向死亡地带。严嵩取代夏言之后，那些摇摆不定的廷臣们纷纷投向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