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个青春勃发、宅心仁厚的书生皇帝，对他的这位老师尊崇有加。君臣同心，朝堂之上一片和谐。他们在成全对方的同时，也在成全自己。

建文帝执政的四年时间，正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四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权力深渊的四年。在建文帝朱允炆打造的帝国上层权力结构中，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犹如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三人均是帝国的饱学之士，更是书生中的道德标杆。他们的言行为天下读书人所敬仰，普天下的士人都愿意追随他们。

朱允炆本来就是性情温和之人，而他所倚重的这“三驾马车”，更是文人中的典范。自古以来，书生治国并不缺乏飞扬的激情，也不缺乏理想化的施政纲领，缺乏的往往是掌控政治全局的能力。

而这时候，弥漫在帝国权力中枢的书卷气，使得朱元璋留下来的铁血政治来了个大转变。建文时期的“三驾马车”，定下了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治国基调。建文帝与三人进入了一个你侬我侬的蜜月期，君有情，臣也尽心。朱允炆的执政理念与他的皇祖父朱元璋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的不同是颠覆性的不同。朱元璋奉行的是个人专制和铁血规则。而对于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这“三驾马车”来说，建文帝对他们的倚重与信任，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动力。可惜的是这种动力并没有及时转化为治国的效率，文人的高度热情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这就在无形之中拖了帝国前进的后腿。

“三驾马车”跑得虽然十分卖力，却让人感觉有跑偏之嫌。留给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跑得越卖力，离他们的目标反而越远。

“三驾马车”左右了建文帝朱允炆短暂的政治命运。虽然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联手打造了“建文新政”，但哥儿仨在具体分工上却各司其责，齐、黄致力于削藩，方孝孺忙于推行新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孝孺是建文帝执政期间的总设计师，总揽全局。建文帝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那种独揽大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

用后来明成祖朱棣的大臣姚广孝的话来说，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既然是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在治国方面，方孝孺倾向于复古，试图以《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

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上，朱允炆与帝国的前任领导朱元璋唱的是反调。朱元璋对文臣学士及士大夫阶层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甚至怀有一种敌视情绪。他创设的廷杖制度，可以说就是为文官量身打造的。稍有不满意，在朝堂之上当场扒下裤子，摁到地上，廷杖翻飞，血溅玉阶，肉飞金陛。文官们大多文弱，又爱惜颜面，这般肆意摧残和侮辱，简直让他们生不如死。

与朱元璋相比，朱允炆显然要比自己的爷爷朱元璋温柔得多。这种温柔更多是为了修正杀气过重的帝国制度。这种制度上的软化除了朱允炆的性格使然，更多是来自方孝孺等人的影响。为了将天下读书人散了的心重新缝合起来，方孝孺提议归还文官应有的地位。

建文帝与方孝孺等大臣在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和谐一致，建文君臣才营造出有别于洪武年间“铁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导之下，建文帝重新设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以后，将分掌天下各项政务的六部尚书的品秩定为正二品。相比那些动不动在朝堂上就被打屁股的文官，帝国武官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文官，比如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中的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两人；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的措施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建文帝在位的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这显然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年幼皇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还在君臣之间的礼仪上做出了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以仁义治国。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十分之三，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复审平反。宽刑疏法的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开展，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可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这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可惜的是这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朵，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是腐烂在了泥土里。

这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教授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如果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参与政治博弈，就太过勉强了。虽然他们自信满满，也怀揣着一张看似美好的政治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圣贤书上写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书本里学到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人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试验田，种出来的却是“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做出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朱允炆让自己的儒风雅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也使建文朝成为整个大明帝国最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时代。

短短的四年时间，朱允炆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改革，让天下臣民们看得眼花缭乱。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二十五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地盯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在这二十五个藩王中，有二十四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他们位高权重，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就像是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群狼却心思各异。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的痛处。他一方面提升文臣的地位,设文翰、文史二馆，增设正心殿学士，另一方面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改通政使司为寺，改大理寺为司。这些改革都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抑武崇文。这与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飙，走的是相反的路线。

那些藩王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了。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倚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来看，他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他们焦虑，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