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闹腾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农民起义也许在规模上不如中国，但同样来得频繁，冲击力也更加强悍，更为重要的是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起义成功之后，欧洲的那些领导者很少有人想着再去当皇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起义的目的是消灭封建贵族，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

但是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推翻一个旧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要的就是自己能够取而代之，登上王者的宝座。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反映了封建时代造反民众的普遍心态和主流思想。我们在翻阅历史时，会一次次地为之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同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复制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

不过，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帝国表面的污垢就会被暂时性地清除殆尽，新王朝的主人看起来较为英明，朝廷官员们也较为清正廉明，封建地主的剥削也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总是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权力集团的统治又会陷入和前朝相同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这场权力运动中的带头大哥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于是一次新的权力循环就开始了。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是进步，也谈不上是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农民意识而言，他不仅难以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

对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在日后看来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都被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讥讽他言而无信。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这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理由。在这次受封的功臣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来自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依旧保持忠贞，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拴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的和谐时光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中，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颁布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在这些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保证这些开国功臣不要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慎重考虑功臣造反问题。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有缺陷的逻辑，因为这一完全靠帝王内心推测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应该不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那一套“为政以德”过于温良恭俭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能裁善断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济世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立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从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那是一件多么让人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对他唯命是从，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这是宰相的想法，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唯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与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他们都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但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于是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成员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手中的权力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个罪名夺去官职。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出身淮西，对于淮西集团的内部人士百般庇护。在李善长身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还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掌权者需要乡人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已定。虽然还有一些敌对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版图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专制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降低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

现实容不得他继续犹豫。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的。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在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对于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同李善长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立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中。没有十足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效命。

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说到动情之处，居然涕泪满面。这让朱元璋大受感动，从此愈发器重。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实在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

建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要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从他对功臣的封赏来看，他还是愿意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朱元璋对付功臣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统一大业尚未圆满，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丝情分都没有，也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儿，比如写信拉他入伙的汤和。

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在创业阶段凝聚了人心。

在帝国的整个创业过程中，“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何为差序格局？用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的话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那么它所分离出来的子系统也就越多，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也就会越发严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

至正十四年（1353年）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就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双方在交流中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李善长号称“里中长者”，朱元璋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任命为记室（秘书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今乱世当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吗？”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草根出身，但是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刘邦凭借这三点，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一番帝业。你朱元璋的老家是濠城（今安徽凤阳），距离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你的身上得到应验。只要你能够效仿刘邦，将来就一定能够成就像他那样的帝王之业。”

李善长的这一席话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李善长为自己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略非常满意。其实李善长所说的是儒法杂糅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朱元璋的心理。这时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成就帝王之业。

朱元璋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有切身体会。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吃，那么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生了济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

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渐渐多了起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也都是读书人，所以朱元璋十分敬重他们。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还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晰地把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着实令朱元璋眼前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朱元璋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领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光辉形象，这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同时灌输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离开了这件政治法宝，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儒生就是花钱聘来的客座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教授的倾心点拨，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中笑到最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那些儒生们靠拢，比如朱元璋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史料记载，朱元璋人生中写下的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顾哓哓问姓名。”文字中的豪迈气象表露无遗，文字功底也可见一斑，这哪里像是一个半文盲写的？由此可见，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自学成才的典范。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在刚刚起兵时，朱元璋就率先亮出了儒家“尊王攘夷”的那面大旗。朱元璋当年北伐时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朱元璋竖起的这面民族大旗，可以说是笼络人心最好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祭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无敌。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的第二年，也就是从他独自带兵开始，就在严肃军纪方面大做文章。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听到你们不乱杀人，我就很高兴。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他的军队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将队伍里的大小头目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他告诫那些武官：“破城时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与此同时，他又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集合，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她们与自己的男人回家过日子。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苟安于世，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在乱世之中，那些手握兵器的各路武装，只要不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史料记载，当时城中的一只老鼠都能卖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城破之时，张士诚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久思香、点地灯来纪念他。（“久思”音同“九四”，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朱元璋在元末诸军中也以“独不嗜杀”而闻名，因此赢得百姓拥戴，这是朱元璋事业得到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业阶段，朱元璋打的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在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要清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道理。《明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帝国建立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当他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民时，便让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了二百六十间房屋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居住。然后朱元璋又要求江苏华亭县的官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中书省官员派人深入各地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穷人，然后给以衣食和住房。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当贫民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的疾苦。自己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以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佐朕。所以万不能使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每个帝王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心里都会揣着一张蓝图，或者说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都能够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虽然这只是一张理想蓝图，也曾遭到世人的质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渗入朱元璋血液里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