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587年），大明朝的副部级官员，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这条消息犹如一道惊雷滚过阴霾沉沉的帝国天空，给这个步履沉重的王朝带来了稍许的震动，很快就归于平淡。北京城里的皇帝和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再也不用为这个道德模范使用问题而伤透脑筋。

对于海瑞临终前后的情形，史书上有着相当生动的记载：“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钱，犹扣回。”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数退回。

“病不药。”拒医而死。“无一语及身后事。”既没有官员例有的遗疏，也没有一句遗言。海瑞所能做的都做了，难道对于这个世界，他就真的无话可说？

海瑞去世，他的生前挚友，时任佥都御史王用汲到家中探视，看见海瑞房间所用的帷帐都是葛藤皮做的，破损不堪。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补丁套补丁，破得不成样子，堂堂大明朝的副部级官员居然寒酸到如此地步。海瑞膝下无子，王用汲就承担起丧葬事宜。他整理海瑞的遗物，“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

此情此景，让王用汲泪洒当场，海瑞的后事是他发动同僚里凑份子办的。海瑞的死讯传出，“百姓奔走相告，扶服悲号，若丧慈母”。朝廷派出专员，送海瑞归葬于家乡琼山时，“丧出江上，白冠素衣而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官员们的感受与百姓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作为体制内的他们无法从海瑞那里获取到体制带给自己的温暖。海瑞的形象在民间越高大，他们内心的寒意就越深重。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纠纷。他的人生信条和执着得近乎怪异的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愿意主动以他为榜样生存于体制内，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极为有限。

海瑞具备的反伤害能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兼公办学校校长）。位卑不敢忘忧国，就是在这一期间，海瑞写下了《驿传申文》和《驿传论》两篇政论。驿传相当于今天的地方政府招待所兼邮政局，与教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胡吃海塞，用夫用马，巨额招待费地方政府买单，地方政府把压力又转嫁给地方百姓。当时全国发生了多起百姓投河上吊事件，都是因为不堪重负。海瑞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刚刚从官场起步的海瑞在文章里传递出一个怎样的信号？他写道：

—如今福建的官员，和洪武年间相比，不过增加几个人而已，近日又裁减掉了市舶司的镇守太监，在驿站流动的人员和洪武年间大致相等。有人整天抱怨说严格按太祖的制度办事，驿站维持不下去，所以天天把制度改来改去，却从不去认真思考为什么洪武年间可以维持，现在就不行！

—他们还说什么此一时，彼一时，说什么洪武年间事情少，法律严，如今事情多，法律也更宽松。事情多，难道朝廷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差遣？法律宽松，难道朝廷修改了法律？

—就这么些官员，就这么多工作量，法律法规两百年来也都没改，不遵守太祖制定的驿站制度，分明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还找什么借口！

海瑞最后给出的结论是：除了“求复国初”，也就是除了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规矩办事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措施，即便是“议事尽其变，防弊尽其周”，考虑得再周详、再严谨，也无济于事，“皆下策也”！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海瑞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来日无多，海瑞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字字如刀剑，入骨三分。如果说刚刚步入权力系统的海瑞，以一个小官僚的身份对国家体制的看法是“求复国初”，即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规矩办事；那么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宦海浮沉，海瑞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变化。他在呈给万历皇帝的报告里，如此写道：

—皇帝励精图治，国家并没有变好。这主要是因为对官场上的贪渎之徒刑罚过轻。

—官员们要求朝廷对士大夫能够以礼相待，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如今天下贪污腐败成风，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就绞死的律令，以及剥皮实草的酷刑，才能扭转贪风。

前后对照，我们会发现时间在变，海瑞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份刀头舔血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心头难以舒缓的怨气。身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海瑞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官场异类。他就像是一个带着前世诅咒的复仇者，向这个既让他忠实依附，又令他极端厌恶的官僚群体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尽管如此，他生存的价值要远远低于他的道德消耗值。海瑞死后，万历皇帝一语就道破其中真谛：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皇帝说这番话的时候，海瑞已经不在人间。在万历皇帝的眼中，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只能“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做一块官场的招牌，用来装饰道德的门面，鼓动官员们学习其精神。至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到了后太祖时代，官僚集团在利益的驱使下，只能蒙住双眼，无视高悬于帝国天空的那面道德旗帜。眼睛里看不见，不代表现实里就不存在。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海瑞，官员的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嗤之以鼻，还必须装出奉为圭臬的样子。对于这个言必称“祖制”的家伙，他们反对他，就等于反对“祖制”，谁能担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海瑞“挟祖制”横空出世，很快就占据了大明朝道德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与七月，刚刚从地方官升任南直隶提学御史不久的房寰，因“自负材谞”并受同僚鼓动，居然冒险上疏，弹劾他的顶头上司、当时名动天下的“当朝伟人”海瑞。

房寰在奏疏里用词极为苛刻，简直就是一场人身攻击。下面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房寰攻击海瑞的几大理由，看一看能不能立住脚。

—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莅官无一善状，唯务诈诞以夸人。”

海瑞是个大奸大伪之人，天下人完全被他的虚伪表象所蒙蔽。他在任上断案，并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对于疑案的判决，海瑞主张：“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海瑞的断案原则完全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断案过程中，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海瑞的断案原则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另外海瑞曾经要求土地争议的解决一律要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草根农民来说，这么做不具有人性化。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由此推断，海瑞的做法不仅武断而且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可言。

根据《野获编》记载，当时的吏部给事中戴凤翔曾疏参“瑞出京师，用夫三十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人。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也就是说，海瑞在要求别人不要铺张浪费的同时，自己出行却大讲排场，且有假公济私的行为。另外由于自己的独特行事规则，每到一个地方为官，都搞得地方不得安宁。地方乡绅和有钱人因害怕而背井离乡，导致地方生产衰落、经济凋敝。

—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

为惩处贪污，海瑞建议对涉贪官员按“太祖法”实行“剥皮囊草”、“枉法八十贯论绞”等酷刑。按照这一标准，当时的官员几乎无一幸免，这样的酷刑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甚至按这一“枉法”的标准查纠官员，大明官场能够真正全身而退的人寥寥无几。换句话说，按照朱元璋的铁血法则，海瑞这样的官员真就能保全自身？

—诬圣自贤，损君辱国：“以圣人自许，奚落孔孟，蔑视天子。”

这从海瑞惊世骇俗的“骂皇帝”一事中可以得到全面印证，房寰的攻击在正统官僚阶层看来并非虚妄之词。

—公德可嘉的海瑞，某些私德为人诟病。

据《明史》及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也就是说，海瑞一生娶了三个老婆，曾经两次因小过休妻（潘氏、许氏），第二任妻子更是在新婚时即被逐出家门。先后被收为妻妾的妇女有王氏、潘氏、丘氏、韩氏等，甚至在逾花甲之年，海瑞还纳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侍妾，以至引起妻妾争风吃醋，有两人同日自缢身亡。他“年已耋而妻方艾”，成了言官疏参、时人讥评的话柄。

甚至有人指责他“无故而缢其女”，明人姚叔祥在《见只编》记载了另一个说法。据他说，海瑞的女儿只有五岁，从男僮那儿接了一个饼吃。海瑞看见了勃然大怒，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能饿死，才配是我的女儿！于是女儿啼哭不止，不肯进食，家人怎么劝也没用，最后活活饿死。

初到京城的房寰在没有摸清官场政治生态的情况下，就向当时的官场偶像级人物开炮，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当然后果也是他事前没有料到的，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录了朝廷的反应：房寰疏至，“举朝骇惑，俱相顾”。而按房寰政治对手的记述，则是“朝野闻之，无不切齿抱愤”。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吏部新科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偕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房寰妒贤丑正，简直不知人间羞耻事。臣等自幼读圣贤书，十余岁时已知都御史大人之盛名，即知以大人为榜样。大人德高望重，堪称当代伟人，万代瞻仰，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而房寰大肆贪污，与都御史大人相比，宜愧且死，竟敢造言逞诬，臣等深为痛心！”也就是说，房寰是“不识廉耻”的卑鄙小人，而海瑞是气贯长虹的“当朝伟人”，一个官场小人哪里有资格指责高高在上的海大人。顾允成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顺势揭露了房寰欺君罔上的七大罪状。

政治对手的说法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能全是虚饰之词。当时的朝廷官员即使不是全都“切齿抱愤”，也一定为房寰的行为感到极度震惊：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会敢跟海瑞叫板？

饱受古书熏陶和传统道德教育的海瑞实在不明白，自己只是倡行“祖制”，怎么就成了同僚攻击的官场异类？那些条条款款的“祖制”，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怎么就成了同僚攻击自己的证据。如果说，连遵从“祖制”都是一种犯罪，那么这天下还是洪武皇帝当初建立的大明王朝吗？

自朱元璋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经200年。朝堂早已不是当初的朝堂，200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期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官员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继任者们在权力的递延过程中不断地做出妥协与让步，而每一次妥协和让步都会稀释“祖制”这锅浓汤的纯正度。“祖制”还在，可味道早已不是当初的味道。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去追求“祖制”的原汁原味是海瑞所认为的朴素高尚的真理，当他举着“祖制”招牌进入权力系统的上层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为人所不容的异类。他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身上具有的良好道德典范，因为那个社会在表面上毕竟还是崇尚传统道德的，而事实上有一些天真的大臣们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崇尚。

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意庇护房寰（据说房寰与申时行过从甚密），但也不得不拟旨责斥房寰“渎扰”，也就是告诉房寰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受到弹劾的右都御史海瑞也上疏为自己辩驳，并提出辞职，皇帝降旨让他“安心供职，是非自有公论，不必多辩”。皇帝居中调停，希望能够尽快平息这场纷争。

顾允成等三进士逐条驳斥了房寰的疏折，列举了他的七大罪状。一心想要息事宁人的万历皇帝非常生气，说房寰已经受到批评，三进士尚未授官就出位妄奏，“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不过，顾允成等人虽然被斥归，但“士林高之”。也就是说，他们因维护海瑞而暂时失利于官场，但是在天下读书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声与地位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久，南京太仆寺卿沈思孝又专疏为海瑞申辩，并弹劾房寰以私怨辱直臣，提请恢复顾允成等人的官职。房寰也不是省油的灯，也上疏诋毁沈思孝与海瑞结党营私。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沈思孝受到皇帝斥责，房寰也因此获罪，外放江西提学副使。

两年后，即万历十六年（1588年），房寰疏攻海瑞的这桩公案再度被人提起。吏科都给事中（七品监察官）张鼎思与另一位陈姓给事中，共疏追论房寰诸种不法情事，为已经死去的海瑞鸣不平。此时房寰的老对手顾允成等三进士已经被重新起用，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围剿的机会。房寰见“众咻不止”，而自己势孤力薄，于是抛出几份手柬（张、陈二给事中早年向他请托的私信），将张、陈二人搞得灰头土脸。房寰情急之下抛出私信，等于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陷自己于不利，成为众矢之的。

房寰刚刚入京不久，在没有摸清官场风气和民意的状况下，仅凭个人意气即贸然攻击天下士子和百姓眼中的偶像级“伟人”，又道听途说、夸大其词，致遭围攻，失策之下更出昏招，泄露同僚私密，导致全盘皆输，至于他被顾允成等人攻击的“七大罪状”也没有人去核实。

这时候的海瑞已经不在人间，可是他的反伤害能力不但没有因为肉身的消亡而有所削弱，反而越发强大，甚至给伤害者造成了致命打击。皇帝需要以重用海瑞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帝国对于道德意识形态的守护态度，即使朝臣们认为海瑞的道德高标已不合时宜，但道德旗帜做成的遮羞布任谁也不敢公然撕破。基于这一点，就连皇帝也不敢偏袒房寰。如果再不处分，那些自命清流的言官士子就会没完没了地跳出来，闹得朝廷鸡犬不宁。于是房寰被贬谪，从此失势于官场，并落下千古骂名。

面对清流集团的群起而攻之，房寰毫不示弱。他在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之后，会不会为当初疏攻“当代伟人”的冲动感到后悔呢？房寰显然低估了他所冒犯的都御史大人的“道义权力”，它可以动员朝野上下的舆论力量，让众多富有道德理想的年轻官员前赴后继，出来打抱不平，不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房寰拉下马，绝不罢休。

在海瑞被房寰连疏攻击、朝廷清流奋起反击、双方吵得不亦乐乎之时，万历皇帝下了一道批示：“海瑞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也就是说，皇帝在委婉地警告“倒瑞派”：你们都别闹了，我大明朝需要海瑞这个“贞节牌坊”。

我们不要小瞧了“贞节牌坊”对于世俗世界的反作用力，有时候伤害有多深，反伤害的能力就有多强。后世论者常常只注意皇帝的前半句评语：“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认为海瑞被一个时代当成了无用的权力装饰品，而忽视后半句中“镇雅俗、励颓风”的深意。所谓“镇雅俗、励颓风”，其实可以理解为帝国对海瑞道德权力的承认与许可；而海瑞与道德意识形态的共振，更使他获得了强大的隐权力。海瑞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官场花瓶似的人物，尽管在某个特殊时期，他可能会被安排在花瓶性质的官职上。即使“花瓶”落到海瑞手里，也有可能会成为杀伤性武器。

提起海瑞，不少论者都认为海瑞不得官心，在当时的官场上孤立无援，但我们从房寰事件中可以发现，海瑞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虽无严嵩、张居正的炙热权势，却有强大的道德动员力，凛然而不可侵犯。纵然诸多同僚不喜欢他，纵然是首辅亲信的房寰连疏攻击也扳他不倒，反而被海瑞及他的追随者扳倒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瑞恪守的“祖制”成了他的护身符。

祖制的信徒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立下祖制，并给他的后世子孙们下了一道死命令：“后世敢有言改更祖制者，以奸臣论。”谁敢提议更改自己苦心孤诣弄出来的这套制度，一概杀无赦。海瑞曾经质问别人说，本朝的法律制度两百年来都没改，你们为什么不依法、不按照制度去出牌？可是他却忽略了由这个问题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朱元璋没有下过死命令，不准他的后世子孙更改祖制，那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估计早已被人为撕扯得支离破碎。

作为祖制的忠诚信徒，海瑞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而支撑这个强大内心世界的，就是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祖制”。朱元璋究竟在开国之初，为他的殉道者海瑞铺陈了怎样一幅政治蓝图，让海瑞执迷到九死而不悔。

明朝初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居官简朴，为人老实，人称“老实罗”。有一天，朱元璋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的老实，还是装老实，于是就到罗家私访。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不过意，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烂房子！”即刻赏给了城里的一所大宅邸。

其实让“好秀才”住这样烂房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本人。开国初年，正是他为官员们定下了历代以来最低的俸禄。

低薪制的产生自然有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二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已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也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象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不取一分一毫，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贪污就象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二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和转化人。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难以达到实际效果。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以饶恕，唯有贪污是制度的红线，触及则死。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下，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叫他们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朱元璋胡子都白了，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对于这个死结，海瑞与朱元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两人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儒学原理出发，把腐败定义为道德问题，认为解决的方法只有教化和屠杀。他们往往考虑的是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利益博弈，天真地以为只要让贪腐的官员付出惨重代价，那些尚在局中之人就会抽身而出，准备入局者也会知难而退。一个新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容易操纵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官僚集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也会变得越来越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成了铁板一块，撕不破，扯不断。

在一个相对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里，一切现象都有着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只能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的祖制提到了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高利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有样学样，不知变通。

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

我们就拿海瑞在当教育工作者的时候就关注的驿站制度来说，海瑞质问那些不遵“祖制”官员：为什么洪武时期按制度办事，驿站可以顺利运转，现在你们怎么却说不可以？

朱元璋曾经明确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明确禁止州县官吏参与招待所工作，其目的则无非是防止官员们借口招待，公款吃喝，贪污腐败。朱元璋时期，法定的驿站开支标准相当低，官员们出差期间、旅途期间，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另外驿站的物质供应，也就是马匹、船轿、饮食等，朱元璋通过迁徙、高税率等手段从地方富户身上刮下来的。一年中的供应量没有上限，路过的官员越多，地方大户的负担也就越重。

洪武年间是朱元璋凭借着自己的刚猛手段在治理国家，通过高压政策维持制度的运转。在高压政策下，富户们没办法规避这种变相的盘剥。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政治空气趋向缓和，富户们逃避这种不合理盘剥的本能也日益暴露出来，政府已不再能够通过这种程序上缺乏正义的方式，来筹措到足够的驿站运转经费。

洪武年间的县官们都不兼职做招待所所长，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驿站经费充裕，不必求助于当地政府。富户们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将驿站躲得远远地，驿站经费的极端拮据，自然而然会促使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去责成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所需的马匹、人夫、饮食等等。到了海瑞所处的时代，朱元璋当初定下的“祖制”已经形同虚设，各地官员可以越过兵部，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动用驿站的公共资源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

根据明朝的相关制度，使用驿站的全部费用，都是由政府来买单。官员们不用掏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到驿站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或者灰色利益。地方财政吃紧的官府衙门往往会将数额巨大的财政支出与驿站捆绑在一起，用驿站得来的国家专项经费填补官员大肆挥霍后留下的财政黑洞。海瑞到淳安作知县之前，当地每个成年男丁需要摊派驿站费用4到5两银子，邻近的建德县则高达9两之多。而经过海瑞的压缩之后，淳安每丁摊派到的驿站费用就只剩下2钱多银子了。前后对比之大，可以窥见腐败的严重程度。

如此一来，用于官家事务的驿站就这样成了官员私人化的加油站，他们搬家要用驿站，宴请宾客也将账单挂在驿站头上，总之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长此以往，驿站就成了一条输血管道，地方官员不光可以将权力管道插进民间来吸食民间油水，也同时可以将权力管道插进驿站来吸食国库的利益琼浆。如此以来，驿站的存在反而造成了明朝国库收入的大量流失。

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在正常环境下，显然不存在长期被严格执行的可能性。可是一个制度在运行了将近200年，还指望它保持当初的新鲜度是不可能的。海瑞在南直隶改革驿站制度，恢复祖制的战绩是：当地过往的官吏们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既找不到轿夫，也找不到驿马，往往需要自己掏钱去雇请，可谓苦不堪言。官员们出差，本来应该经过南直隶，干脆绕道而行。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奏疏内容用白话文表述如下：

—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