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曾经为了遏制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权力私有化的恶性蔓延，在用人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出了科举制度。希望一个帝国能够以绝对皇权的权威来限制家族硬权力的恶性蔓延。但是当官僚集团呈现出强势的姿态，皇权被削弱的时候，这种家族硬权力就会变成群雄逐鹿的资本。

分析谢氏的裙带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一辈人的十四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士族之外的人通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大家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士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叠关系和近亲结婚（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为了权力的递延，家族通婚怎一个乱字了得。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是谢尚的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

谢家以裙带关系保持士族地位的方式方法一直延续到齐梁。这时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由盛而衰时期。

一是刘宋时期，由于谢氏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据统计，谢氏与刘宋宗室联姻六例，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二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一例，郡望未明曹氏一例。

在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这是大家相互利用产生的结果。

对于刘宋皇室来说，因为刘家出身社会底层，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应招而来的新兵蛋子。因为出身低微，刘宋建立政权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缩短与名门望族之间的差距。如何在最短的时间缩小差距，那就是与豪门士族建立婚姻关系，以此为自己洗底。

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所谓“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联姻大计。在谢氏一方，因为对权力的操纵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政治靠山，正所谓“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与皇室联姻的目的，他们不管女儿嫁的是痴呆丈夫，儿子娶的是智障媳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尽办法去打通家族的权力管道，不至于堵塞。

二是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上门联姻的显贵也逐渐变少。主要的婚姻可考者十五例，其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各三例，河南褚氏、琅琊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郡望未明关氏各一例。在十五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一百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梁武帝本来想把女儿嫁给谢家子弟谢谟，可看到谢家越来越潦倒，就想改嫁张弘策的儿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然混到连行伍出身的张弘策的儿子都不如，可见谢氏的家族硬权力已经无法再度崛起，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回忆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冰冷的。

为了挽救日益没落的家族地位，谢家的后人们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联姻对象，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苛刻了，此一时彼一时。如谢家有名的大才子谢脁娶了“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的女儿，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功臣，可以作为家族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重孙子娶了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敬儿是依靠军功才得到升迁的草根阶层。

谢氏曾经用婚姻作为巩固家族“硬权力”的重要手段，让自己的家族保持了两百年的风光。可历史有时候喜欢开开玩笑，谢氏靠着政治联姻得以兴盛，但谁也不会料到最后的败亡也是也是因为联姻，因不愿意与人联姻而被侯景诛灭九族。

如果说在裙带关系刚起步时期，各种关系网的联结是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四处伸展。那么发展到了后期，这种关系网就演绎得更加直接简单，那就是以金钱、美色为纽带，由权力来支撑。尽管这时候门阀制度已经不像东晋时期那样大张旗鼓，但裙带关系的差序理念却已经渗透进官家的权力结构中。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的官场规则，在以“我”为中心的小圈子内被广泛实践着，也深深影响着后来者的心理和处世观，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权力运行规则不仅成为封建官场局内人士的心理默契，而且也成为人们在利益算计与索求时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亲情也是暗器

中国古代的权力模式通常情况下所呈现的是中心放射模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每个权力体系都有一个权力核心，而处在核心地带的都是一个人。而这个核心人物在这种权力体系中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生杀放逐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这种权威。由这个核心释放出来的权力值，会随着距离核心地带的远近而有所增减。权力值这个概念是吴钩先生提炼出来的，意思就是权力的大小。他认为，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是很难有准确的价值去衡量的。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最核心的权力值，也就是距离中央地带最近的那一层权力波。在官家权力结构中，这一层往往是皇帝与其近臣的权力范畴。

在古代官家体系中，那些分散在核心地带周围的人往往会努力地讨好那个处于核心地带的人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地想从核心地带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在这其中竞争最为激烈，风险性和收益度也是最高的，当数皇帝的权力值，也就是皇权。因为权力的塔尖只能容下一人。

研究中国官家定律，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无从回避，那就是权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最高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如果一个人想从皇帝手中分得一部分权力，只有两种途径：正当与非正当。所谓正当，也就是在正式权力所画的圈圈里争取来的权力。对于古人来说，那就是十年寒窗苦读，才有可能一朝得见天子面，由皇帝亲自为你封官授权；所谓不正当的，也就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权力值。那些能够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第一层权力值的人，往往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通常会利用和皇帝接近的机会，不择手段地去干扰和左右皇帝，千方百计把皇帝的权力“窃取”到自己手中。

其实皇帝又有几个是傻子呢？尤其那些志向远大的创业之君精明得跟猴似的，要想从他们的手中窃取权力那是难上加难，搞不好会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赔上。长于窃取权力的人群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藩王，藩王也就是皇帝的宗亲；另一类是母亲、后妃家的亲戚，也就是外戚。当然还有一类是宦官，在这里我主要说说前两大类，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人们。

为了求得内心的安稳，让权力永世成为自己家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上挂着的果实。宗室诸王本应该是“家天下”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帝国面前最可信赖的一道屏障。但屏障弄不好就成了阻碍，成了自家门前最大的威胁。

宗室诸王对君权的威胁是摆到桌面上显而易见的，官家固定下来的顺序继承法说到底就是为了约束这帮人而定的。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但问题是有时候近也不一定是好事，一步之遥弄不好就成了咫尺天涯，阴阳两隔。

于是乎，那些宗室诸王或是诱使皇帝违反固定顺序继承法，力争立自己为储君；或是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阴谋陷害太子；必要时干脆直接发动政变，搞掉皇帝和太子。就连历史上的皇帝楷模唐太宗李世民不也是靠这种铁血手腕走上权力巅峰的吗？他们信奉的做人原则就是，是我的，我要拿；不是我的，我就要抢。

宗室诸王是王室中除了皇帝、太子之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王位继承的后备力量。除了那些存在时间很短的王朝，其他时间较为长久的王朝都有过皇帝后继无人，由宗室诸王接受皇权的先例。作为“家天下”的股东们，当其他权力集团的势力威胁到王权时，他们通常会站出来捍卫“家天下”的利益。但是当外敌退去，作为集团内部的股东们又会大肆扩张其个人权力，恨不得能够将皇权一口吞下。一个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你就是一把手，我就得永远臣服于你？

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他能感受到来自皇兄王弟们内心的躁动与不安。为了熄灭他们内心的那团欲望之火，历代王朝的君主们都要有一些防范之策。最常用的就是削夺他们手中的权力，即使你有夺权的想法，也让你没有办法。但是诸王毕竟是皇权集团的股东，是皇帝的亲人，是皇族的血脉。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叔侄。荣华富贵，不与自己的亲人分享，难道会拱手让给别人不成？况且皇帝一个人统治天下，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难免有个闪失，这时不靠自己的亲人又能靠谁呢？亲不亲，总算是自家人嘛。

在封建官家制度以前，周天子的权力分配采取的是一种皮毛分离的模式。也就是将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那些地方诸侯，这叫做“建国”；然后再由诸侯们把自己境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二次转手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卿、大夫只知有诸侯，而不知有周天子的局面。西周时期大封诸侯，随着诸侯王势力不断扩张，中央王权也形同虚设。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诸侯基本上都是同宗同姓的，然后把他们支得远远的，挑拨他们之间互相对抗和杀伐，最后连周天子都无法制止天下大乱的局面。

权力与亲情血缘的结合，看上去是完美的利益共同体，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既然周天子授予诸侯“建国”的权力，而诸侯又授予卿、大夫“立家”的权力。这种皮毛分离的模式，在分封地的老百姓眼中看来，就包含着“国”与“家”的二元对抗在里面。他们通常按照血缘和地缘把自己的宗亲称为“家”。对于个体来说，他们只知维护“家”的利益，而往往会忽视“国”的利益。这种由二元对抗造成的离心力，成为官家权力系统中最为致命的弱点。它将直接导致地方诸侯与中央王权走向分庭抗礼，最后只落得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的结局。春秋战国之所以会乱成一锅粥，其导火索就在于此。

进入第一个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秦始皇更是因噎废食，废除诸侯制，实施郡县制，让那些皇室宗亲只落得一个虚名没有实权。本以为中央集权，就可以永葆“家天下”的万世不朽。哪里会有人料到，也只是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秦王朝的官家集团就眼睁睁看着横扫天下的大秦帝国被别人篡夺权力却束手无策。秦始皇一味地剥夺皇室权力，就连他的长子扶苏在内的大部分皇子，连个正式的名分都没有捞到手，面对丞相与宦官的联合进攻，他们除了引颈就戮，哪里还会有其他的选择？面对昔日低眉顺眼的奴才，皇室宗亲却成为其权力囚笼中待宰的羔羊。能够成就雄图霸业的嬴氏子孙没有亡于外敌，却死在近臣的手里。

秦始皇子孙的悲惨命运大大地刺激了汉高祖刘邦，他吸取秦始皇的经验教训，大封刘氏子弟为藩王，毕竟血浓于水。藩王们倒也没有辜负刘邦的重托，在后来反对诸吕作乱中凝心聚力，枪口一致对外。当平乱的硝烟散尽，他们共同的敌人消灭之后，由权力分配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暴露无遗。由于诸王坐大，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迫不得已，汉室江山又闹了一出“削藩”的大戏，点燃了一场“七国之乱”的冲天火焰。

聪明如刘邦又怎能不知晓“封藩”的个中利害，如果能有更好的选择，他也不会做出这种火中取栗的抉择。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皇帝们能够拿出来照的通常是距离自己最近的。也就是说，他习惯性借鉴的往往是前朝的经验教训。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皇帝只猜中了开头，却没能猜中结局，西汉最终还是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夺。假如当时诸藩未撤，野心家王莽又怎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也得发动一场削平七国的战争，而这正是刘邦大封藩王的初衷。

在这之后的历史一再陷入“封藩—削藩—再封藩—再削藩”的恶性循环，看样子，各家皇帝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也很纠结。纠结的原因是一道哲学命题，也就是事物的两面性。皇帝分封藩王当然是往好的方面考虑，分封藩王等于为中央权力设立了一道屏障，为“家天下”买了一份保险；但封藩也有让皇帝睡不好觉的时候，那就是藩王与皇帝互相不买账，甚至发展到刀兵相见的地步。权力分配陷入两难境地，无论做出怎样的抉择都是无解之题，其实最后的选择权在于皇帝本人。

就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是元朝毁在他手里的主要原因，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朱皇帝就不能再当这个冤大头。于是他明明白白授予藩王“除奸”重任：一旦“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告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也就是说一旦有人威胁到我大明江山，各路藩王（我朱家子弟）要将枪口一致对外。

藩王势力不断做大做强，势必会对中央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就曾经站出来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必定尾大不掉，到那时再来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朝“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悲剧。他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一句话，对于藩王的权力要节制，节制，再节制。朱元璋听不进劝告，反而认为叶伯巨吃饱了撑得没事可干，在这里小题大做，居心不良。于是将他抓进了监牢，囚死狱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就像一颗隐形炸弹，在朱元璋死后就被引爆了，也算是为这项制度作了血的注脚。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这场藩王之乱，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而宣告结束，历时四年。

对于皇帝来说，他们的真正威胁并不只限于皇兄王弟这些父系亲属。还有母系亲属，也就是外戚。

还是从刘邦说起，当刘邦还是草根阶层，他的野蛮婆娘也还没有成长为历史上的名女人吕后，而是吕雉姑娘。吕姑娘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刘邦，是时髦的老少配。后来的故事也就水到渠成，刘邦击败项羽当上了皇帝，于是吕雉就摇身一变成为吕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十七岁的长子刘盈继承了皇位，从此大权便旁落到了自己的母亲吕太后的手中，吕后垂帘摄政。以吕后为核心的外戚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野心，大肆剪除异己。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因为与吕后有过节，吕后先是把她的儿子赵王刘如意（刘邦的第三子）用药酒毒死，然后又将她削足断手做成“人彘”。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一路烟尘。到了汉武帝这一代，刘彻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及其外戚的种种恶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妃嫔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她的命运就只剩下死亡一条路。汉武帝之所以下此重手，就是为了杜绝帝国权力系统再度发生类似吕后垂帘摄政的悲剧。

在封建君主时代，那些帝王的后妃要实现凤居龙上的权力野心，从九五之尊的皇帝手里揽过皇家权力，并不是想当然的事，这需要具备一些主观和客观上的条件。主观条件就是帘后之人的政治手段和夺权的谋略。如果后妃空有入主皇权的野心而缺乏实战谋略，才能平庸，不仅无法夺取皇权，反而会让自己和娘家人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其实皇后“垂帘听政”并不是皇权寻租的最好办法，之所以能够沿用两千年而不衰，还是因为在那样一种状况下，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皇帝连自己的母亲都信不过，那么放眼整个权力系统，他还能信任谁呢？但是这种君权过渡方式在大部分时候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原因也很简单，母亲们虽然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娘家人就不那么可靠了。

在这一点上，汉武帝还是有所考虑的。他使出的“子为储君，母当赐死”的雷霆杀招，被一直使用到北魏。在北魏时期每到皇宫立太子之日，皇宫里传出的不是欢笑声，而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后妃们在完成生育太子使命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行将魂归西天。这种“留犊去母”的现象到了北魏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有了变化，因为宣武帝是个重情之人，他不忍看到自己的皇后死于非命，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这个幸运的女人侥幸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这个重新复活的女人却没能留下美丽的一页。她用自己的行为为“汉武帝定律”添加了一道有力的佐证，也不幸用自己的表现对接了汉武帝当初的忧患。这个从汉武帝的雷霆杀招中逃生的胡太后，她的表现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她与儿子夺权，竟然毒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皇帝）；她将一些男宠藏于身边，淫乱宫闱。偏偏北魏这个唯一没能遵循祖制被杀的皇帝生母操纵大权，成为招致北魏灭亡的一大祸害。

为何这些女强人的权力能够得到封建官家制度的认可？吕后、武则天和后来的那拉氏都是长期掌握朝政。追根究底，满朝文武大臣之所以无不匍匐在这些女强人的阶下，俯首听令，是因为台上帘幕之后的那个女人所代表的并不是其个人，而是皇权本身。按照今天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在封建时代，虽然没有这种观念和制度，但是冲龄践祚的皇帝在大婚之前，只能在书房中接受皇家教育，或是在金龙宝座上枯燥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亲政的权力只能交给他的“法律监护人”—皇太后。

说到底，在封建官家制度中，女性的权力不过是男权的变异形式，一时之间的乾坤颠倒，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永远成为不了权力结构中的主旋律。官家的权力制度最终还要回复到以男性为载体的常态之下，而不是由另一个女人来继承。强势如武则天那样的女皇，到了年老体衰的最后时刻也无奈地把皇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唐中宗李显，而不是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那拉氏临死前则有意让自己的外甥女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然而这个年轻的太后却比不上自己的姑母，难堪此任，无法有效节制摄政王载沣，更无法荡除革命党人的起义与遏止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的扩张，最终代替年幼的宣统帝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盖上了御宝。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君主专制时代，这些靠铁血手腕走上政治前台的女人，她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社会女性集体争取到的结果。相反，一个铁血女性的出现，总是以牺牲其他女性的地位和尊严，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在那香气氤氲的的后宫深处，任何一个女性要想取得帝王的专宠，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其他女人充满杀机的嫉妒。